時間是人類最好的老師。
三十年了，經過時間的淘洗、儲存、驗證，三十年前在北京天安門長安街死難的北京市民，向時間老師交出了悲壯的一章考卷，而且在三千年的人類史上，得了一百分。
當這些死難者融入了時間，三十年流逝，時間也對後世的人提出另一份試卷。
只一道考題，就是你遺忘了嗎？你寬恕了嗎？還是你逃跑了嗎？你背叛了嗎？
時間像潮水，水退之後在海中的人，誰沒有穿褲子，一覽無遺。
譬如當年踴躍支持「黃雀行動」的江湖社團，有此豪舉，一度也頗符合鄧小平說的「黑社會也有愛國的」。但不足二十年之後，當香港的學生和市民，也在爭取實現基本法承諾的正常民主選舉，保障「一國兩制」，香港的特首像當年的中國總理李鵬一樣，見過幾個學生領袖，隨即失蹤隱形，拒絕再對話；而在旺角甚至港島，同一類江湖社團卻動用了武力，向市民進攻。
時間剝去了一些人遮羞布，讓他們的偽善和投機，時間能分辨真假。以前以為是真的，今日終於證實是假；而從前一早知道是假的，今天卻更有可能證實，是真的假，真的很假很假。
有人由民族基因，否定一切，如魯迅，也可以引用胡適的民族性論說，來證實這個民族，在本質上是如何不堪。這些前人偉論，非常正確，而且一定要經後進切合新時代、舊德性，繼承演繹。
然而，三十年前的北京，數十萬學生雲集天安門廣場，阻礙交通，那時卻不見北京市民「怨聲載道」，指摘學生妨礙「搵食」、「阻住我收工」、「干擾正常生活」。在那短暫而激動人心的一個月，小偷罷偷，妓女不接客，中國人不喧嘩，不相互欺騙，竟然不遵守森林定律裏的弱肉強食，治安奇蹟般良佳，平民向廣場的學生送糧送水，首都的工人和其他行業一起遊行，支持學生訴求。
新聞工作者，包括隊伍也拉著橫額高呼：「不要逼我們講假話」。
對比之下，聲稱「一國兩制」的二○一四年的香港，我聽見大量「中環精英」在他們的米芝蓮飯堂、美食到會飯局、私房菜宴會廳七嘴八舌，詛咒「佔中三子」，說他們堵塞交通，的士司機也有不少以粗口和應，指香港的大學生「阻住個地球轉」，妨礙「搵食」，希望警方拉他們去坐監。
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後，北京的中國人很短暫地，與西方文明為代表的國際社會，真實地接了軌；但在二〇一四年十月前後，本人耳聞目睹大量的香港人越有錢越與國際社會脫了軌。
當年的北京學生和市民，或許英文不濟，讀書還半桶水，對文明尚了解不足。但今日許多「中環精英」擁有大量英美加澳學位〔雖然有些是由三流註冊大學買回來〕，若時間可以在一九八九年的這一天凍結，又在二〇一四年的那一個月凝固，我認為：中國人應該享有西方的議會民主，而香港人，不配擁有，沒有資格。
但時間當然不會停下來。時間令西方社會學精了，為何今日西方社會對香港這個地方逐漸不假以辭色？對於擁有香港大學一級榮譽學位、在殖民地教會中學一路「考第一」上來的女特首，以及她領導的一伙英國人培養出來的政務官，西方國國領事和輿論，內心加強了鄙視，越來越辨清了他們原來無法由殖民地文明開化的基因？
中港兩地在歷史的關頭，在極權和自由的抉擇時刻，在十字街頭，一九八九對二○一四，雙方很弔詭地，換了位。
要解釋這個異象，也只能借用「時間」。一九八九年，民國出身和受教育的老一代知識份子和專家，在大陸尚未死絕。若一九○九年出生、經歷過「五四」和北洋時代的，到一九八九年，八十歲。
四十年代進大學的，在一九八九年這一年才六十出頭。作家冰心、巴金、曹禺、朱光潛，還有許多民國時代留洋的學者，雖然經歷了「文革」存活而曽或也有告發同僚、違心批判的愚行，但一九八九他們還在，眼前見到的場面喚起了他們埋藏心底、早在「舊社會」就因儒家思想和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結合留下的人性的火種。
一九八九年北京的大媽，尚未形成勢力，紅衛兵一代，還沒有今日般「致富」之囂張，他們尚未壯大為統治者的一群新義和團打手。相對之下，雖然體制和環境仍是相當黑暗，但年齡交替之下殘留的光明善良，在那個國家，劫後餘生，猶有一點在。
經歷時間的淘洗，好的人離開了，壞的人變老了。但時間很公正，有一天卑劣的人也會老去，也會被時間帶走。
在時間成為最高的裁判之下，你和我能做甚麼？很簡單，就是俯仰良心，直視時間的核心，目向永恆：不要忘記，在英文中Time和Timeless其實是同一意義；而Timelessness更是古往今來崇高的心靈最想擁抱的天堂。
在數碼網絡時代，你可以辨明品牌，用5G，在香港，但面對時間，你要說：Fuck those who Forgive and Forget 。在一個777的「三7」時代，無論5G不5G，你要在這一天，就一天那麼多，堅持3F，就夠了。
陶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