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众所周知，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既然是靠信用印刷，那么就必须有实实在在的抵押品——这个抵押品，也就是货币之锚，在绝大多数时候代表一个国家税收能力的国债，或者比我们政府税收更有信用的外汇（如美元）和更早的时候是实物黄金……
信用等级最高的是黄金，黄金是天然的货币，而货币不是天然的黄金。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和黄金脱钩，金本位退出历史舞台，从此，如打开潘多拉盒子，货币发行已经没有节制，货币就如无锚的船舶，自由波动。
相对来说，国债的抵押信用比黄金和外汇低，政府债次之，企业债最低。
（2）
日前央行发布公告称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适当扩大中期借贷便利（MLF）担保品范围。此次新增的担保品主要包括：一是不低于AA级的小微、绿色和“三农”金融债券；二是AA+、AA级公司信用类债券，包括企业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等；三是优质的小微企业贷款和绿色贷款。
毫无疑问，这些债券就是垃圾债券，都是非常糟糕的抵押品！因为小微企业的债务偿还能力差，信用等级低。
然而地方债比企业债的信用更糟糕，地方政府债务这个雷，可能比企业债务更大；地方政府债务这个坑，可能比企业债务更深。民企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违约，可地方政府和国企违约几乎没有成本，政府信用比企业可能更差，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说地方政府就没有一个想还债的。
2014年，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在市场上根本没人买。市场出现了“高等级债抢不到，低等级债没人买”的现象，市场永远是对的。
2015年5月，地方债也纳入抵押品范围，允许地方债纳入商业银行抵押品范围，并且可按规定在交易场所展开回购交易。
扩大抵押品范围就为了是化解债务危机，包括政府债和企业债。
（3）
为什么人民币从2015年开始贬值？为什么房价从2015年初开始暴涨？
2013年底，83%的人民币，都是用美元欧元日元等外汇作抵押印出来；2017年底，就只有59%的人民币是用外汇作抵押印出来的了！
中间差额的那一大块儿，很大一部分就是地方债印出来的。
1995年之前，人民币是没有的抵押品的，所以，人民币是没有信用的，经常发生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基准利率2位数。
1994年中国实施汇改，将人民币绑定到美元身上，严格执行用外汇储备作抵押品的货币政策。
2014年6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3.9932亿美元的最高峰，对应的外汇占款最高达到27.2万亿人民币，2014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122.84万万亿元，GDP为64.39万亿。
2017年末，外汇储备降低到3.14万亿美元，对应的外汇占款为21.5万亿人民币，同期M2余额为167.68万万亿，GDP为82.7万亿。
外汇储备下降5.7万亿，GDP增加不多，为18.31万亿，广义货币却大幅增加44.87万亿，这多增的部分基本就是超发的货币。
中国M2比欧盟和美国加起来还要多。
2015年，我们第一次用地方债来腐蚀人民币的信用主体；2018年，我们又用企业债来动摇人民币的信用根基。
（4）
2016年8月，穆迪发布了一份统计报告，天津市地方国企总负债和当地财政收入之比已经超过600%；重庆、山西的负债率分别超过了500%和400%。
2017年，财政自给率超过80%的地区，只有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70%—80%之间的省份有浙江（77.07%）、江苏（76.93%）、广东（75.22%）。22个省份的财政自给率均不到50%，青海、西藏只有16.08%、11.05%。几乎全部靠中央转移支付度日和维持运转。
今年1到4月，各地方政府现金流为正仅2个，上海与浙江，其余全部为负，入不敷出，全国范围内为负2万多亿元。
（5）
目前中国167.68万亿的M2，其中21.5万亿外汇占款，其他146.18万亿对应着各个经济主体的负债。中国的所有债务，加在一起究竟有多少？除了我们政府债、银行债、企业债、个人债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无法被统计的表外债务。这些或明或暗的债务加在一起，无法计算，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债务风险。
海曼·明斯基说：“好日子的时候，投资者敢于冒险；好日子时间越长，投资者冒险越多，直到过度冒险。逐渐的，这种扩张与冒险会到达一个临界点上，其资产所产生的现金不再足以偿付他们用来获得资产所举的债务…”随着“临界点”的突破，金融体系的内生不稳定性，又会使泡沫愈发膨胀直至破灭，随之而来的则是一场巨大的出清。
这个临界点就是“明斯基时刻”。现代经济通过负债的方式不断地把货币借出来，当那些负债者的负债能力达到极限时，就会爆发债务危机。
2018的地方债务问题，无疑是悬在今年国内债务市场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此前的炙手可热变成了如今的烫手山芋。融资平台债务压力的背后，寄生于融资平台相关产业链上的各类企业，都将面临巨大的债务压力。
本轮债务扩张的后期，事实上，是由地方政府、实体企业的债务扩张逐步转向居民端债务扩张的过程。政府、企业的杠杆加不动了，但居民的加杠杆空间仍大，2017年，居民部门的贷款增速加快。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企业负债率的易上难下、私人借贷的无序扩张，都加剧了债务系统的风险。全面的债务危机几乎无解也无有效补救措施，靠印钞解决地方债企业债无异是饮鸩止渴，实际上意味着之前模式的失败和终结，中央其实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要“去杠杆”，“守住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一些地方政府长期入不敷出终非长久之计，解决之道要么减少开支，要么增加收入，量入而出。增加收入也不能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转移支付，应该因地制宜地发展产业。如果不能增加收入那么必须减少开支，一是减少低效和无效投资，其次是减少政府行政性支出，减少负债率，从而逐渐缓解政府债务风险。
（注：本文根据本人被删除的文章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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