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者
今年3月，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文章《西方如何誤讀了中國》。文章說：蘇聯解體後，西方國家以歡迎姿態接受中國加入全球經濟秩序。西方領導人認為，讓中國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能讓中國遵從二戰後建立的一套國際規則，並希望經濟一體化能鼓勵中國進入市場經濟。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富裕，人民就會追求民主、自由、權利及法治。
事實如何呢？在胡錦濤執政時期，大家仍然相信西方的下注會有回報，不過習近平上台後，外界開始質疑，這種幻想已經破滅，習近平已將政治和經濟推向國家控制和打壓的方向。中國在提出修憲後由專制走向獨裁，「中國的這一重大變化，證明了西方對中國25年的賭註失敗」。
現在，西方終於意識到，他們誤讀了中國。然而我擔心，西方會不會在拋棄了一種誤讀之後又落入另一種誤讀？
不少西方人認為，既然中國並沒有如原先被期待那樣，伴隨著經濟發展而走向自由民主，可見西方那套觀念不適合於中國；可見西方人心目中的普世價值並不普遍適用而只是西方價值；中國確實有特殊的國情，中國文明確實不同於西方文明，因此不能指望中國會實行西方人心目中的自由民主——這就落入另一種誤讀了。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誤讀比前一種誤讀更嚴重。前一種誤讀還相信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後一種誤讀卻是不再相信自由民主的普適性。
西方的兩種誤讀？
按照後一種誤讀，西方人就很可能會放棄促進和幫助中國民主化的努力，並轉而認為，西方必須學會和中國這個專制的龐然大物和平相處，長期共存。
上述兩種誤讀立足於同一套理念，即民主的現代化理論。按照這一理論，伴隨著經濟的增長，中產階級的壯大，而擁有了經濟實力的中產階級必然會要求獲得政治參與的權利，因此就促成了政治改革，促成了民主化。西方人戴著民主的現代化理論這副眼鏡看中國，當他們發現中國並沒有從經濟發展走向民主時，他們不以為那是眼鏡的問題，而以為是中國的問題；他們不以為民主的現代化理論沒有普適性，而以為民主沒有普適性。這就是西方犯錯誤的原因。
讓我們回顧中國的「八九民運」。29年前，中國爆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運動。這有力地證明了，在中國，自由民主絶不只是極少數異議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萬萬民眾的共同願望。抗議者們在天安門廣場樹立起一座民主女神像——明顯是仿照美國的自由女神像造的。這說明他們追求的民主和美國的民主沒有兩樣。在當時，大家都深信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不但適用於西方，也同樣適用於中國。
1989年的中國，私有經濟所佔的比例還很小，人民的生活還談不上富裕，對西方開放的程度還很有限。按照民主的現代化理論，當年的中國是不可能產生追求自由民主的強大動力的，但是聲勢浩大的「八九」民運終究爆發了，而且差一點取得勝利。就在同一時期，蘇聯和東歐等共產國家也先後興起了民主化浪潮。
和中國的「八九」民運一樣，這些國家的民主化浪潮也不是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產階級壯大的背景下發生的。尤其是蒙古，當蒙古興起民主浪潮，實現民主轉型時，它既缺少市場經濟，又缺少中產階級，也缺少西式民主的文化傳統，甚至連派往西方的留學生都沒有；通常認為民主轉型的那些前提條件，蒙古幾乎一樣也沒有。但是蒙古說轉就轉了，而且轉得那麼快、那麼和平。
共產國家民主轉型的動力，目前看來並不是源自市場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的壯大，那又是來自何處呢？
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共產國家民主轉型的動力是來自舊體制的徹底失敗。極權體制下大規模的、殘酷的政治迫害從反面激發了政治的自由化衝動，經濟體制的僵硬與低效也從反面激發了經濟自由化的衝動。
需要指出的是，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說到底，就是改掉社會主義，恢復資本主義。共產黨鬧革命，本來就是打倒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如今的經濟改革卻是要反過來，改掉社會主義，恢復資本主義，這便意味著對共產革命的釜底抽薪，自我否定。既然共產革命在實際上被否定，那麼，建立在共產革命之上的共產黨專政自然也就站不住腳了。
過去，共產黨壓制政治自由化運動，唯一的法寶就是給別人扣上「走資本主道路」的罪名；一旦共產黨自己就在復辟資本主義，它還有什麼理由再去鎮壓自由化運動呢？
因此，隨著經濟改革的日益深入，共產黨內部的分化也就日益顯著。很多在經濟上主張引入資本主義的官員們，在政治上也就順理成章地放棄了共產黨一黨專政，轉而認同自由民主。這樣，一方面，在民間，有越來越大的要求自由民主的壓力；另一方面，在黨內，有越來越多的人同情和支持社會上的自由化運動，至少也是出於理虧心虛而不肯嚴厲地壓制自由化運動，兩者交互作用，彼此強化，於是就加速了共產專制的民主轉型。
「八九」民運功虧一簣。「六四」屠殺殘酷地中斷了政治改革的進程。我們知道，在「六四」和蘇東劇變之後，中國的經濟改革也一度陷入停頓乃至倒退，新上任的領導人們無非是想，既然經濟自由化具有促進政治自由化的強大作用，那麼為了終止政治自由化，也必須要終止經濟自由化。
「八九」民運功虧一簣？
然而，鄧小平92南巡卻提出要加快經濟改革步伐，不問姓社姓資。因為鄧小平意識到，過去搞經濟改革還不敢大刀闊斧地引入資本主義，就是怕人們以此否定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從而要求政治改革。現在有了「六四」，人都殺了，老百姓則由於恐懼而不敢反對，因而反倒不必再遮遮掩掩，反倒可以放開手腳大膽幹了。
因此，「六四」之後，中國的資本主義取向的經濟改革不但重新啟動，而且遠比先前更為強勁。在「六四」之前和之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關係發生了大逆轉。「六四」之前，經濟改革越深入，政治改革的呼聲越高漲；經濟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劑。「六四」之後，經濟改革的深入不再起到促進政治改革的作用，而經濟增長則成為中共炫耀的政績，反而成為中共抵制政治改革的借口。
由於持續的高壓，由於缺少公眾監督和民主參與，「六四」後，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可避免地淪為權勢者對普通民眾的公開掠奪。這樣的改革越深入，權勢者們越不願、也越不敢再進行政治改革。在這種畸形改革下成長起來的中產階級，首先是出於恐懼，大都選擇遠離政治，明哲保身。即便他們不屬於分贓集團，即便他們也有政治改革的願望，但是由於他們清楚地意識到政治變革勢必會引發經濟清算即重新洗牌，從而導致現有經濟秩序的巨大混亂，進而可能也危及到自己的經濟利益，所以對政治改革抱著十分矛盾的態度，欲迎又拒。
「六四」前，中共說民主會導致動亂，誰都不信；現在很多人信了。由此觀之，在今日中國，經濟改革並不會導致政治改革，經濟危機反而更可能成為政治改革的驅動力。
40年來，中國的變化一再超出一般人的預想，各種流行的理論和常識似乎都很難解釋中國的問題。那並不是因為中國有什麼特殊的國情或獨特的價值觀，而是因為那些理論本來就都有各自的適用條件。只要我們對中國的事情細心地梳理，我們就不難發現其中的機制與脈絡，發現其中恆常的人性，同時也發現中國人對自由民主的認同，就不會贊同以文明差異和衝突的名義抹殺這些價值的普適意義。
注：本文不代表BBC觀點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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