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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四年前的初夏，我和省城一位诗人朋友因事到重庆。朋友开车，我坐副驾。车上就我们两人。旅途寂寞，总得讲点什么。两人天南地北瞎聊，后来朋友就对我讲起了文革中，他差点成为“儿童政治犯”的一段特殊经历。
我和这位朋友关系极熟极好，两人知根知底，可谓无话不说。1990年代我们还一起搞了个编辑部，在省城折腾几年。不过他这段经历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可见一个人心里总存有一些不想言、不愿言或暂时不想示人的心事。
朋友生于1965年，文革爆发，他才一岁。又过了两三年，他上幼儿园了。有天，他和几个小朋友在外面玩，闲得无聊，几个幼儿就用粉笔在墙上乱画。画来画去，结果不知怎么回事，就画出了一幅“反标”（“反动标语”或“反革命标语”的简称）。
当即惊动有关部门，派员立案侦查。时年几岁的朋友单独被带进一间屋子。几个大人开始很和气，还拿出糖果让他吃（显然有备而来，那时的糖果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均要票证）。在确认了哪些字是他写的以后，那几个大人就开始往朋友的父亲身上引，很和气问他，是不是家里大人（主要是其父）让他或教他写的？
朋友很小，百事懵懂，自然不会懂得这些事情的利害以及严重后果之类。不过，吃着糖果的他，还是有些本能感到，事情牵扯到家中大人恐怕不妥（也确实不是父亲让他写那些他也弄不清真正含意、尚有些笔划不全的字的），就如实坚持说不是。那些“很和气”的叔叔伯伯渐渐变了脸，威吓、恐吓、怒骂、引诱，什么都使出来了。还威胁要将他“关黑屋子”。朋友也哭，也闹，也害怕，但始终没松口，没有照那些大人说的话承认下来。
最后，因年岁实在太小，办案人员又有些“手下留情”，事情不了了之。发生这一切时，家中大人正“等他回家吃饭”，对此一无所知。再以后，知情了，才惊出一身冷汗，后怕不已。
那天在车上，朋友给我讲这些事时，心绪复杂中，还有点庆幸，自己在当时无知懵懂状态下，只凭本能坚持下来，咬牙保住了父亲。没弄出一番可能父子相揭相残的家庭惨剧出来。他才在以后几十年人生经历中，没背负那沉重的心灵十字架。
朋友的父亲我多次见过，瘦瘦高高，一脸憔悴状，却待人极和气，也极小心。本市一家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很老实很胆小的一位知识分子。直到前些年逝世，都是处事谨慎小心的老派知识分子模样。我想，就是再给他十个胆子，在那种年代，也不敢支使儿子去弄点什么“反标”出来。
诗人朋友没成为共和国年龄最小的“政治犯”，实在有些运气成份。不过，共和国历史上，年仅几岁的“反革命案犯”，却是有过的。而且还不少，甚至一度“未成年犯”成了这类“政治案犯”的主打。
前些年，笔者在省城地摊上购到一本西北某省城内部版的“公安大事记”。其中记载，1960年代初期，连续两年时间，当地“反标”案，“作案者”的多数，竟是几岁到十几岁的“未成年犯”。连当地公安机关头头脑脑，都觉得如此弄下去，是个问题。行文上级领导，建议各方面配合，加强教育警示，减少发案率。
两年前，笔者研究遇罗克和“一打三反”，倾力收集当年文献资料，颇有所获。笔者曾在文章中提及当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一份1970年2月11日《通知》。该《通知》公布的“五十五名罪犯”材料中，其序列号第五的所谓“现行反革命犯”朱章涛。其年48岁，出身“右派”，被“劳教”或“劳改”。文革时在北京市钢筋混凝土构件总厂水磨石厂“监督劳动”。
《通知》上，其“罪状材料”如下：
朱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收听敌台广播，大肆散布反动言论，多次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朱犯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陷害革命干部，经常向邻居儿童灌输反动思想，于一九六八年三月，采取金钱利诱和威胁等手段，多次唆使两名儿童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笔者收藏的是被某权势人物批示过的原始文本。在介绍朱章涛“罪行”的印刷文字之后，有黑笔批注的“死刑”字样。表示公审判决前，这位有“右派”之身的朱章涛，已被内定为待处决的死刑犯。
笔者在论遇罗克处决问题的第二篇文章中亦提到过，上了当年1月9日同类《通知》却因故“刀下留人”的遇罗克，本来不在这份《通知》“案犯名单”上，但却被这位权势人物用黑笔临时添上了。在原件第四个案例（“反革命集团首犯梁志德”）和第五个案例（朱章涛）之间的文字空白处，写有：“五、遇罗克”字样。这样，新加上的遇罗克顺序号成了第五，原本排第五的这位朱章涛，在公审公判大会的宣判及“判决书”和张贴《布告》中，顺序号就改成了第六。
就此，1970年3月5日，这位被指认“教唆儿童写反标”的朱章涛，与遇罗克一起被当局处决。张朗朗先生回忆遇罗克的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位朱章涛。张朗朗写道：
“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李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张朗朗在死刑号的日子》，载《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12期）
仔细看过这份《通知》，我才为我那位诗人朋友及其父亲真正捏了一把汗。都是文革中的“儿童反标案”，都是在追查所谓的“幕后教唆者”。我那位朋友及其父亲，其时没因之家破人亡，真是万幸万幸！
从朋友的亲身经历来看，其间经受了办案人员的利诱和威胁，诱供逼供。这就很难说让这位朱章涛遭难的“两名邻居儿童”，不是在办案人员的利诱威胁下，受到诱供威逼而做出的胡乱指认。而且，《通知》“罪行”文字所言的，对其“采取金钱利诱和威胁等手段”云云，甚觉荒谬。
从诗人朋友自身经历的故事，基本可以断定这位朱章涛是位“蒙冤者”。他的“右派”（据说还是国民党员）身份，导致了自身悲剧。由此我们不妨也看看想想，文革中，以至共和国历史上，还有多少这类荒诞不经的“儿童政治犯”冤案！
2011年6月15日—18日自贡危楼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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