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信
特約撰稿人
（注：本文不代表BBC立場和觀點）
2018年的春節，對中國的政治學者來說，或許代表著一場噩夢。節後幾天，十九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新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的一份修憲提案全文，對憲法第79條關於國家主席連任規定的修改，如一記悶棍打暈了他們，也震驚了世界。
面對一個新獨裁者的突然到來，中國的政治學者們陷入了集體失語，並非因為他們事前接到的各種採訪禁令，而是因為最高執政者的所作所為大大超出了他們的預料。在急劇變化的政治現實面前，他們今天的失語和驚詫，不亞於1991年「819」事件後蘇聯解體對他們的衝擊，或者當年初美軍「沙漠風暴」行動對解放軍的震撼。
可見，這種尷尬，不是第一次。但是，在經歷了1952年院系調整後學科被撤銷、到1980年以中國政治學會成立為標誌的重建、和冷戰結束後的第二次學科建設、特別是過去五年的智庫大發展以後，內地政治學界卻再一次暴露了本土研究的軟肋：對本國最高執政者長久以來的獨裁野心和政體變更幾乎沒有任何預判。如果比照一個成熟民主國家的政治學者更應當倍覺慚愧——政治學者，總體上不僅是平素發表深度時政評論、在各級選戰時則為媒體和公眾做選情分析的專家，也是韓國、台灣等轉型國家和地區政黨更迭時的內閣成員候選人。
例如淡大、台大政治系的教授們輪番出將入相，羨煞了大陸政治學者。然而，儘管他們私下多懷「國師」夢想，以出入中南海為政治局集體學習授課為榮耀，學校則以他們的內部報告獲得常委級批示為莫大光榮，但在這次習近平主導修憲的問題上，卻暴露了他們公共角色的雙重鴻溝：智囊層面與最高決策層相距甚遠，智識層面則缺乏足夠專業水平和獨立性，並不情願也無法勝任為公眾進行分析和預測的服務，猶如他們的楷模王滬寧入仕之後再不與學界往來。然後，徒剩意識形態的事後詮釋角色，陷入每年一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如二桃殺三士一般引誘知識分子競爭經費的陷阱無法自拔，徹底喪失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學特有的公共性。
以至於，當獨裁體制一夜間顯現，且在專門挑選的新一屆人大代表會議上無懸念地通過，大陸的政治學者，保有基本學養的，這些日子以來，幾乎個個心如死灰。他們知曉，過去一、二十年的辛苦算是白費力氣，整個研究方向和對時局的預判都錯了。因為，自1990年代中期大陸政治學第二次重建以來，一直處在「左右不是」的擔心中，擔心重蹈1980年第一次重建後的覆轍：既要避免嚴家其等過於激進的「新權威主義」主張導致政治學所被解散的厄運，又對國際共運和黨史等前身學科隨冷戰結束而被迫轉型的命運兔死狐悲。另一方面，還要時時擔心被同時發展、迅速壯大的公共行政管理學科所「吃掉」、或被社會熱潮的「公務員考試」所吞沒，即「行政吃掉政治」的學科競爭。所以，在所謂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和行政管理的夾縫中，大陸的政治學只能跟隨經濟學向西方的轉向，拉開與傳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距離，以具國際可比性的民主（價值）為導向，隱含地將中國問題置於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後的轉型國家背景，以期得到國際認同，展開國際學術交流。
其主流，是以1990年代公民社會發展為前提和研究對象，假設市場經濟轉型推動社會轉型並作為民主化動力，然後二十餘年來孜孜不倦地發掘和倡導各種形式的民主試驗，例如關於鄉村和居委會選舉的基層民主、以溫嶺為代表的地方協商民主、以及圍繞幹部選拔、代表選舉等的黨內民主試驗。這些基於經驗和期望的民主研究，逐漸匯聚為所謂「政策導向的漸進式改革」和「治理導向的或黨主導的民主進程」，由此展開對國家和社會關係變化、從群眾到公民的政治參與、和企業家等先進代表如何被吸納的轉型研究，並溯及1949年前中共在其控制地的所謂「民主經驗」。
例如，鐘洋、韓舒立對《政治學研究》1985到2015年的1532篇論文做了文本分析，歸納出中國政治學研究在過去三十年的研究變化，發現：三十年間，在「政治」之外最高頻的兩個關鍵詞，1985-1989年間為「改革」和「主義」、1995-1999年間為「行政」和「民主」、2000-2004年間為「主義」和「民主」、2005-2009年間為「社會」和「主義」、2010-2015年間為「民主」和「主義」。1989年後政治學主要圍繞行政、民主和主義展開，而且在過去二十年先後有更具體的農村發展、黨的領導和國家主義等新議題湧現，尤重制度層面的探討，且如李成研究的大學教育網絡、培訓網絡和秘書代際等所顯示的，集中在制度化的、基於共識的和聯盟性的精英政治，完全取代之前的強人政治；台灣寇健文對同期的幹部選拔機制的研究也證實這一制度化趨向成熟。但在討論民主和主義最熱烈的21世紀第一個十年，卻也是規範性討論而非經驗分析的高峰。總體上，經驗和規範性兼具的民主討論和主要是規範性探討的黨建與意識形態研究、以及面向行政事務的公共管理研究各據廣義政治學的三分之一弱，其餘為國際關係研究，基本反映了政治學研究的話語弱勢。
應該說，中國政治學過去二十年的這一方向，合乎國際學界對冷戰後轉型國家的普遍期望，特別是對中國市場經濟轉型和融入全球化的政治預期，代表如李侃如的《從革命到改革》，肯定中國的持續、長期改革為中國和世界帶來的益處。中國政治學也可能從無到有引進和建立起中國政治學的學科框架，並且依托中國案例，參與國際政治學界比較政治和轉型政治的討論。更重要的，這些研究往往藉由基層選舉（民主）主張更高層級的縣、鄉選舉、由地方協商民主而法團主義的大範圍協商民主、由黨內民主而社會民主主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沈大偉在其《中國共產黨的收縮與調適》中例舉的，以規範性民主研究著稱的蔡定劍，倡導新加坡式的人民行動黨路線，鼓勵中共學習其控制性選舉，既能擴大民主，也不至於短期內威脅中共政權的威權統治。
這種一廂情願式的、附加很強前提的民主研究，頗能反映過去二十年中國政治學的議程關懷，也能反映從江朱到胡溫主政期間集體領導體制下寡頭統治營造出的政治寬鬆和競爭氣氛。隨各種「主義」話語和民主研究的競爭，地方大員的競爭和政治表演也趨於激烈，呈現弱主治下的「放水養魚」，各寡頭名下基金會紛紛延攬政治學者，京城氣氛一時蔚為熱烈。但是，與此同時，幾乎沒有人覺察到去民主化的保守力量是那麼強大，會捲土重來，最終吞噬一切。如亞裏士多德兩千年前所警告的政治學常識，民主或寡頭政治之後往往就出現僭主。譬如南斯拉夫總統鐵托1980年逝世後集體領導僅維持了七年，新強人米洛舍維奇就出現了，利用民族主義營銷在1989年當選塞爾維亞總統，釀成巴爾幹危機。
當2007年金融危機、爾後2011年茉莉花革命爆發後，中國政權內部對南斯拉夫和蘇聯解體的恐懼再一次被顏色革命所喚醒，公民社會在胡錦濤和周永康的「2.19」講話中被定性為顛覆性力量。隨著之後連續多年對公民社會的大抓捕和鎮壓展開，中共內部圍繞接班人的權力鬥爭也趨白熱化。但是，十八大後的中國政治學界，卻對這一系列鎮壓運動噤若寒蟬，只是終於放棄了蔡定劍式以「選舉威權」引誘民主改革的幻想，但仍普遍認為江-胡時期的集體領導制和指定繼承制已經通過輪換解決了最高領導的接班問題，而且，這不僅是乾部選拔制度化的勝利，還是中國式威權韌性的體現。他們在回應外界如黎安友等人的觀察後，卻囿於方法論的狹隘，無視或不敢正視體制外的公民社會與社會運動在他們所熟悉的漸進民主道路之外，是否可能以另一種方式改變中國政治，譬如革命；同時，也不情願認真考慮當局如此恐慌的政治意涵，即對一場不存在的顏色革命的鎮壓本身，或許已經改變了長久以來的漸進改革假設和威權統治的性質，譬如觸發了薄周集團與習的競爭，開始引向埃及茉莉花革命後軍人政權對兄弟會和民選總統的顛覆的同樣道路。
只是，這條邁向獨裁的道路是經過精心策劃的，非常隱蔽，彷彿潘景寅駕駛載有林彪一家的256號三叉戟從山海關起飛後緩慢安靜地劃了一個大圈才轉向蒙古。中國這些先前致力於民主試驗的政治學者們，在過去五年，紛紛在反思的名義下試圖總結中國模式，創建所謂中國政治學理論，和經濟學領域有人試圖創建中國經濟學理論意圖相同，試圖總結包括這次權力交接在內的漸進主義改革路線，甚至歸之為包括公民社會和政治參與等等的民主因素，後者屬於一個連續、宏大的「選舉與中國政治叢書」系列。當然，另一條路徑，則是轉向國家治理，因為近年來對國家主義的強調已經改造了他們早年對基層治理的興趣，越來越傾向於利用各種大數據、互聯網主權、城市治理和所謂協商民主進行國家治理。也許，他們沒有意識到，在一個威權加劇的時代，這種國家治理和法西斯主義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那些曾經熱衷於民主試驗的政治學者們正在迅速蛻變成法西斯學者。而無論有意無意，他們都對在「頂層設計」名義下出籠的專制收縮閉口不言。
相形之下，如同沈大偉注意到的，中國還有另一撥「政治學者」，也就是不被前者所承認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者們，卻早在2004年，烏克蘭爆發橙色革命的同一年，胡錦濤主持啟動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新集結起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連同更早的右翼民族主義學者們一道，開始致力於總結蘇聯解體和烏克蘭第一次顏色革命的教訓。正是他們的存在，幫助了茉莉花革命後中共黨內保守力量特別是安全機關在第一時間做出反應，並且把曾經與之發生論戰的公民社會作為敵人。當然，這些人的理論研究或與馬克思主義無關，而是與前述政治學學科平行的另一條道路，建構保守的、右翼的、民族主義的、和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他們不僅檢討蘇聯解體的原因，也熱衷分析如何預防顏色革命，並撰寫大量駁斥普世主義價值觀的手冊，其中還有人在2012年自由派知識分子熱烈討論憲政改革之際拋出所謂「社會主義憲政論」。雖然這一理論受到憲政專家和自由知識分子的嘲笑，卻可能經由意識形態部門最終上升為今天的修憲計劃，不僅大幅修改1982年憲法，而且在憲法正文中寫入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徹底消滅了曾經導致1989年學生抗議所反對的只在憲法序言中表達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且取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以此全面「依憲治國」的咄咄逼人態勢，在確立了黨的專制地位和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三位一體」的超級元首制後，從憲法層面徹底消除了舊憲法所容留的也是鄧小平親手確立的關於廢除領導終身制和一黨專政之外的模糊空間，也是過去二十餘年民主試驗的源頭。
最終，勝出的是其中的規範主義研究者，例如當下中國政治學界中最具聲望的林尚立。他將這些經驗性的「中國協商民主的邏輯」轉而朝向「建構民主」，一切都歸於他的《論人民民主》和《中國共產黨與國家建設》，然後在眾人矚目中如期接班王滬寧的國師，也合流在粉飾威權主義專制的「人民民主」之上了。而他的老伙伴們，或許是基於一開始有意的意識形態中立，也就是1990年代公民社會發展本身的去政治化，作為中國政治學界第二次重建與生俱來的烙印，造成他們理論認知的怯懦、和對最終合流的無奈。
換句話說，從一個後89時代移植、建構的公民社會出發的現代社會想像，可能真正妨礙了他們的政治觀察和政治勇氣。對一個政治學者來說，本來，應當在習近平上台伊始便論述的「不能用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邏輯一致性覺察公民社會作為一個公共空間或者即便作為偽空間而遭受的壓迫，所顯露的政治性質，是繼文化大革命之後的又一次道德腐敗。如果說毛為了與接班人劉少奇展開鬥爭而不惜發動全面內戰式的文革，將所有中國人陷入人人自危、人人反目、人人告發、人人鬥爭的道德腐敗，那麼這一次，名義上是針對前二十年如裴敏欣所說的「裙帶資本主義」的造反，發動了持續五年的針對集體領導制的柔性政變，從而獲得僭主權力，卻再一次以"一直呼籲"、"全票通過"的相當於制憲的大幅修憲將所有中國人陷入「更無一人是男兒」——無人反對的道德腐敗。這是另一種政治衰敗。
當然，如果談及社會想像，就意味著如查爾斯.泰勒所言，必須反思現代性的道德秩序，如此才能理解20世紀的反動派如何與之進行持久的對抗而趨向獨裁政體。這也是今天中國政治，或者說那些自以為科班政治學者之外的假「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家」們所號召的針對普世主義的「偉大鬥爭」所必然趨向的。也意味著，起碼從觀察路徑上，要求本體論和方法論的統一。然而，那些主流政治學者們在迴避「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同時也擱置了這一本體追問，卻空談什麼本土關懷和中國政治學。
有趣的是，公民社會的不少人也對此很困惑，糾結於即這一政權到底屬於極權主義還是後極權主義、新極權主義。對中國政權其威權性質的認識，需要的不僅是國家-社會關係理論，也不僅是強調製度主義或政客個性的方法差異，後者在最近一周正在成為國際學界圍繞中國問題的新議題，還需要從描繪改革開放乃至更早的毛時代的主權關係和權力結構展開社會想像。
這或許正是中國政治學者所欠缺的，不若西方的中國問題學者，往往既有中國政治的歷史維度，那是傳統中國學訓練所養成的習慣，也有從世界巨變個案中獲得的比較依據和想像能力。例如，在21世紀初那些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者」開始關心蘇聯解體原因、而主流政治學者仍然醉心民主試驗的同時，拉里.戴爾蒙德和他的同事們就開始研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異數，那些「持久威權」的政權，無論在伊斯蘭世界還是東南亞。在隨後的數年裏，一黨專政和顏色革命的互相穿透終於一度掀起世界範圍的波瀾。而茉莉花革命的淡出卻助長了「獨裁者的進化」。
挪威學者斯坦.林根(Stein Ringen)，在2016年出版了《完美獨裁者》，凖確勾勒了習近平的政治畫像：他以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的方式對付官僚、經濟和公民社會，「邁向一人治國，即使他推出對社會不利的政策，也無人能夠阻止」。如果將歷史眼光再放長遠，就能發現，今天習的新毛主義更像是新傳統主義和毛主義的混合，前者在中共黨內以劉少奇的儒家共產主義為代表，兼具官僚階級的實用主義和精英主義，後者以毛氏的不斷革命和群眾路線為內核而激進、擴張。但對他，新傳統主義和毛主義的結合，體現在如何處理鄧的政治遺產：一方面繼承鄧氏改革開放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路線和依法治國的方針，後者常被人附會為儒法一體或者儒表法裏的傳統，殊不知法家最初亦為儒家之支，爾今以新傳統主義面貌出現，如習在過去五年尊孔複儒，中紀委的網站在宣傳反腐案例的同時幾乎每天都在強調傳統文化，強調「家規」、「家訓」、「黨內規矩」。另一方面，小規模的內部運動此起彼伏，以小型政治運動和政黨改造的方式進行著毛主義的「不斷革命」，並且以鄧式制度化的「依法治國」方式實現了毛時代的終身制，且近乎永久擱置了接班人問題，從而顛覆了鄧小平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這一最為重要的政治遺產，宣告了鄧改革時代的結束。關於這一點，李成和卡爾.明澤透過過去幾年的觀察得出了相同結論。後者所憑維度，對中國政治內部腐敗和社會抗爭的觀察、以及宗教和意識形態的維度，然後在比較的視野裏，中國不過是一個處在威權現代化過程中的範例而已。
所幸，基於所受的西方訓練和對中國社會抵抗的經年研究，筆者在十八大前後即做出了習近平將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強人姿態在五年後遂行修憲和連任的預言，並正式囑告北京政治學界那些醉心民主前景的大佬。當這一天到來之際，並不覺得任何意外，平靜如初。降臨的，不過是一個「晚期威權主義」的獨裁政體，它的威權統治或將持久維繫，卻因變化的政治性質而隨時面臨全新的挑戰。至於挑戰將如何發生，端賴人們的社會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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