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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
中共近年强调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从最近中共在大陆推行的几件事来看，若真的在香港实行“管治”，就吓死人了。
十九大之后，连跳三级并且对习近平肉麻歌颂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接连大有作为的做了三件事，一是全市“清理低端人口”；二是全城清拆招牌；三是在华北实行煤改气大行动，“谁卖煤就抓谁，谁烧煤就抓谁”。
但是，这些大有为的行动，忽然又煞车了。大陆网民指这是“新时代管理模式”：“赶人赶一半，停了；拆牌拆一半，停了；禁煤禁一半，停了。”
在清理低端人口之初，网上流传一段蔡奇在内部会议上敲着桌子的影片，他说：“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硬碰硬、就是要解决问题。”乍听起来是对付敌人的语言。
到叫停之后，官网又发布一个“蔡奇看望慰问生活性服务业劳动者”的消息，“深情地问大家：都有地方住么？回家的火车票退了没？屋里有暖气吗？拆了一半的招牌装回来没有？”有网民说：用“性服务业劳动者”这标题，太调皮了。实际上是从刺刀见红到深情慰问，变脸太快也太矫情了。
许多人都称赞专权体制的决策够快，要建一条铁路、一座桥梁，说建就建，不需要反复咨询，像西方社会，又是国会审议，又是利益集团制衡，又是媒体监督，效率都拖慢了。然而，像以上三项规模宏大、影响面广、涉及基本民生的事，说做就做，然后说停就停，决策上超快地出尔反尔，老百姓就受尽折腾。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问：这些决策是怎么作出的？作出这些决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突然爆发的执行力是哪里来的？保护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机制在哪里？
网民作出一个既形象又真实的回答：“一拍脑袋，有了；一拍胸脯，好了；一拍大腿，坏了；一拍屁股，算了……”可称之为四拍决策。
官僚体制中，较普遍的行为是谨小慎微，能不做就不做，以免做多错多。但相较于这种尽量不作为，更可怕的是大有作为并且乱作为，而乱作为通常都出现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新贵为迎合掌极权者的意向，而表现出狂风扫落叶般的魄力。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对极权者以过度执行其意愿而“靠害”。哪一种情形，我们很难判断，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就实际上因这三大决策而威信扫地也。正如毛泽东的大跃进一样。毛时代确有重临迹象。
英治时代的香港，最能让市民安心的基本原因，就是法治保障下市民生活的确当性，让市民生活在一个确定的、有章法的、可预期的环境中；而不是生活在掌权者拍脑袋、拍胸脯、拍大腿、拍屁股的不可预期的社会。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真是说说就好，吓吓我们就算了，千万不要真的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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