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與來自外地的朋友碰面，不論是國內的或海外的，每談到香港的時候，一個最常提出的問題是「香港是不是退步了」？客氣或審慎一點的，就會說：「香港是不是在發展上跟不上了？」
香港社會確實面對很多問題，這一點毋庸置疑。所有經歷過高速發展的經濟體及社會，到了某一點都會進入一個相對較為緩慢的低增長階段，都必須作出體制、策略及方向性的調整，也要為下一階段的發展再積聚動力。在前一發展過程中逐步出現的各種問題，也需要作出改革，以適應新發展階段的需要。否則便會停滯不前，甚至會倒退，然後有被邊緣化或淘汰的危險。
所以，當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出現之後，香港在回歸前後十多年因資產泡沫形成的經濟榮景爆破，如果能夠適時作出調整，對香港下一階段的發展焉知非福。
但香港沒有利用那個機會調整不合時宜的經濟結構，香港的管治及政治決策仍然因為北京當局的統戰需要，而繼續在體制設計上遷就那些既得利益集團及政治上的追隨者。造成的結果，是香港的政治制度未能與時並進，管治與政治決策仍然停留在80年代那一種模式及思維風格，經濟發展也只能繼續重拾以往那一套，找不到新的發展火車頭。甚至因為九七回歸及中共當局的家長式心態，進一步倒退到強權與財閥合流的金權資本局面。香港的經濟發展也只能不斷繼續倚賴房地產、金融那一些所謂「傳統的優勢行業」。但這一些行業優勢何在？其對香港今天的民生及社會是帶來更大的矛盾和問題，還是促進香港的進一步發展？對於這一類問題，只要看一看今天的樓價及貧富懸殊問題已經無需再多說了。
如此一說，原來二十年也已經行將過去了。不要單說最近這二十年，就算是在九七主權移交之前，香港經歷了急速的經濟發展，經歷了因為主權談判及過渡期的洗禮，香港早已不是以前那個「難民社會」。社會利益高度分化、價值多元，很多積存下來的社會民生及發展問題有待解決，發展的方向及重點有待調整。這些都必須有一個能夠駕馭社會大局，獲得社會信任的制度和得到各界認可的決策過程。加上在回歸過渡期的種種承諾，市民期望已經很不一樣。因此，只抱殘守缺，以為繼續令投資者及工商界支持北京的當權者、能夠統戰那一些在體制中佔有利益的專業階層及舊政治勢力、又能夠繼續支配那一些中共的代理人及政治組織，便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這才是落後於形勢，客觀上「跟不上社會發展步伐」的心態。
政治體制失衡 失信於民
過去幾年，香港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矛盾加深。在九七後長大或在回歸之後才出生的年輕一代，竟然對中國政府及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越來越反感；早年曾經在中英談判及回歸過渡期支持中國收回香港的很多中生代也感覺受到欺騙；有不少做官的、在今天的經濟體制中佔便宜的，口頭上說支持中央政府，反對香港在政治上有所變革，以反民粹或支持中央為名來反對民主及民本的政治，但骨子裏個個都以方便旅遊為名手持外國護照，個個都把子女送到海外升學。
這些都說明了今天香港這個制度的欺騙性及如何嚴重落後於社會的實際需要。很多積存下來的問題沒有辦法疏解，很多有待改變的政策無法起步，根源是在於沒有一個足以取信於香港人的政府及決策機制。結果是有不少人要用盡所有方法抗拒這個制度造成的政治壓迫，也有不少人要千方百計利用這個制度造成的不公來繼續尋租。彼此的態度是那麼清清楚楚毫不掩飾，因而就連在社會體制的硬件之上應有的社會信任及對弈上的彈性也完全失去。
由DQ部份議員開始，到粗暴修改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整個體制的均衡與制衡進一步受到破壞。這真的會令管治及政府決策更順利嗎？市民對此無奈之餘，會從此更信服這個政府作出決策及更認可立法會的工作嗎？除此之外，中央政府所謂的全面管治權，如果就連香港舉行一個研討會也可以越俎代庖，選擇誰人可以來港出席，所謂的「一國兩制」，還是以前講的、香港人相信的、國際社會也相信的，是要照顧香港社會的現實及特殊歷史背景的安排嗎？
香港今天見到的很多問題，不是因為香港自己退步了；如果真的跟不上新的發展勢頭了，也不是因為香港在很多方面已經落後了，而是香港有被拖垮的危險。拖垮香港的是北京那套獨裁的作風，是特區政府「為港官不作港人」的奴才風格，還有那一些一聽到「走狗」兩個字便自己對號入座的強權向日葵及不斷自我打倒的政治風向雞。
鍾劍華
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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