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共产党下达的审查要求读起来像是清教徒的戒律：禁止在网上表现未成年人饮酒、赌博和极端暴力；禁止发布衣着暴露的图片或对同性恋的描述；不得调侃宗教人物和信仰。
该指令针对的是中国蓬勃发展的网络娱乐产业，禁止的项目之多——68项——引发了不同寻常的愤怒。除了常见的政治敏感话题，这份清单中还包括一些内容，曾经让互联网成为该国网民感到兴奋和解放的空间。
共产党审查制度的刻板并不新鲜，但过去一年里清教徒式管制的升级，反映出习近平治下在更大范围内塑造中国社会的力量。在高调打击腐败官员、彻底钳制自由派知识分子之后，习近平开始实施针对民众的一项最宏大的计划：不仅试图控制公民的政治观念，还要管理他们道德生活的细节，其程度超过了自毛泽东以来的所有领导人。
习近平的某些措施依靠的是现有的控制工具：7月，官方新闻机构发布了新版的体例规范，禁止在新闻报道中使用粗俗的语言和网络流行语；6月，互联网审查机构关闭了很多发布耸动的名人八卦的博客；包括学校课本和街头广告牌在内的其他信息渠道，宣扬诚实、守法和孝顺等传统美德，这些都被认为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基础。
更大的努力促成了新规则和新机构的诞生：例如，3月通过的“好人法”保护个人不被他们帮助的人敲诈，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导致人们不敢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准备中的还有一个政府管理的社会信用体系，它通过追踪个人数据——从财务信息到违反交通规则的记录——来评估公民的信用。
这些政策虽然严厉，但却源于政府的一些并非杞人忧天的考虑。中国老百姓经常感叹，公共道德的沦丧正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个粗暴愚蠢、寡廉鲜耻、自私自利的市场。
调查机构益普索(Ipsos)7月份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47%的中国人将道德沦丧视为中国社会最令人担忧的三大问题之一，超过了环境恶化和失业等其他紧迫挑战。这种忧虑弥漫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听到关于欺诈的警示故事，比如针对失业青年的传销骗局和网上约会诈骗。
中国人对公共道德的担忧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蹂躏。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入探究民族的灵魂，把中国的软弱归咎于民众缺乏公民道德。历任领导人，从蒋介石到邓小平，都发动了强化“道德”的运动，对抗外国对国内政治的影响。
在习近平领导下，国家的道德建设围绕着更宏大的主题，是他为中国勾勒的愿景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民爱国、勤奋、文明，在精明强干、纪律严明的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做好准备，即将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战略令人想起“德治”这个中国政治古训——社会和谐源自统治者的端正品行——但在实践中，它所宣扬的是一种大杂烩，悉心挑选中国过去与现在的各种价值观，将其混杂在一起。
它教导公众在家庭中遵守儒家角色规范，在工作中则表现出资本主义的专业精神。它警告富有的官员不要背叛革命的艰苦朴素，告诉有抱负的企业家，要把爱国理想融入自己的工作之中。
规范公共道德的努力也意味着把不相干的政府行为塑造成一个条理清晰的意识形态体系。这场运动过分依赖监控和审查制度这样的专制策略，令越来越多的公民看到了审查机构使命中的悖论，对它产生抵触情绪：蓬勃发展的“低俗”娱乐活动遭到攻击，而它恰恰是因为当局试图对更复杂、更有批判性的艺术表达进行限制的结果。社会讨论退化为粗鲁的网上论战，因为没有空间可供人们进行更细致、更尖锐的对话。
在上个月的共产党领导层改组期间，北京一些街道沐浴着红色的光辉。不少电子屏幕一周前还用来展示别克汽车和香奈儿的广告，会议期间就变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口号。长长的街道两侧贴满国家宣传海报，提倡勤俭节约。川流不息的行人并没有驻足观看。
中国领导人相信，他们新的意识形态大杂烩虽然不知所云，但是也不会令厌倦的民众产生反感，他们的想法可能没错。但是他们也应该认识到，在人们勉强的顺从之下，是日益增长的听天由命情绪，这可能会威胁到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
恭顺的企业家和服从的官僚可能是易于管理的。但他们被迫抛弃了进取精神和对冒险的爱好，而对于习近平承诺为未来打造的创新型经济来说，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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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令针对的是中国蓬勃发展的网络娱乐产业，禁止的项目之多——68项——引发了不同寻常的愤怒。除了常见的政治敏感话题，这份清单中还包括一些内容，曾经让互联网成为该国网民感到兴奋和解放的空间。
共产党审查制度的刻板并不新鲜，但过去一年里清教徒式管制的升级，反映出习近平治下在更大范围内塑造中国社会的力量。在高调打击腐败官员、彻底钳制自由派知识分子之后，习近平开始实施针对民众的一项最宏大的计划：不仅试图控制公民的政治观念，还要管理他们道德生活的细节，其程度超过了自毛泽东以来的所有领导人。
习近平的某些措施依靠的是现有的控制工具：7月，官方新闻机构发布了新版的体例规范，禁止在新闻报道中使用粗俗的语言和网络流行语；6月，互联网审查机构关闭了很多发布耸动的名人八卦的博客；包括学校课本和街头广告牌在内的其他信息渠道，宣扬诚实、守法和孝顺等传统美德，这些都被认为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基础。
更大的努力促成了新规则和新机构的诞生：例如，3月通过的“好人法”保护个人不被他们帮助的人敲诈，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导致人们不敢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准备中的还有一个政府管理的社会信用体系，它通过追踪个人数据——从财务信息到违反交通规则的记录——来评估公民的信用。
这些政策虽然严厉，但却源于政府的一些并非杞人忧天的考虑。中国老百姓经常感叹，公共道德的沦丧正把中国社会变成一个粗暴愚蠢、寡廉鲜耻、自私自利的市场。
调查机构益普索(Ipsos)7月份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47%的中国人将道德沦丧视为中国社会最令人担忧的三大问题之一，超过了环境恶化和失业等其他紧迫挑战。这种忧虑弥漫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听到关于欺诈的警示故事，比如针对失业青年的传销骗局和网上约会诈骗。
中国人对公共道德的担忧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前，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蹂躏。中国的知识分子深入探究民族的灵魂，把中国的软弱归咎于民众缺乏公民道德。历任领导人，从蒋介石到邓小平，都发动了强化“道德”的运动，对抗外国对国内政治的影响。
在习近平领导下，国家的道德建设围绕着更宏大的主题，是他为中国勾勒的愿景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民爱国、勤奋、文明，在精明强干、纪律严明的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做好准备，即将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战略令人想起“德治”这个中国政治古训——社会和谐源自统治者的端正品行——但在实践中，它所宣扬的是一种大杂烩，悉心挑选中国过去与现在的各种价值观，将其混杂在一起。
它教导公众在家庭中遵守儒家角色规范，在工作中则表现出资本主义的专业精神。它警告富有的官员不要背叛革命的艰苦朴素，告诉有抱负的企业家，要把爱国理想融入自己的工作之中。
规范公共道德的努力也意味着把不相干的政府行为塑造成一个条理清晰的意识形态体系。这场运动过分依赖监控和审查制度这样的专制策略，令越来越多的公民看到了审查机构使命中的悖论，对它产生抵触情绪：蓬勃发展的“低俗”娱乐活动遭到攻击，而它恰恰是因为当局试图对更复杂、更有批判性的艺术表达进行限制的结果。社会讨论退化为粗鲁的网上论战，因为没有空间可供人们进行更细致、更尖锐的对话。
在上个月的共产党领导层改组期间，北京一些街道沐浴着红色的光辉。不少电子屏幕一周前还用来展示别克汽车和香奈儿的广告，会议期间就变成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口号。长长的街道两侧贴满国家宣传海报，提倡勤俭节约。川流不息的行人并没有驻足观看。
中国领导人相信，他们新的意识形态大杂烩虽然不知所云，但是也不会令厌倦的民众产生反感，他们的想法可能没错。但是他们也应该认识到，在人们勉强的顺从之下，是日益增长的听天由命情绪，这可能会威胁到某些至关重要的东西。
恭顺的企业家和服从的官僚可能是易于管理的。但他们被迫抛弃了进取精神和对冒险的爱好，而对于习近平承诺为未来打造的创新型经济来说，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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