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20 November 2017

《金融时报》中国应核算真实GDP增长率

上个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传递出一个信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新一届政府准备通过放弃长期经济目标及允许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放缓来控制债务。
通常，分析人士认为，政府公布的GDP的变化会反映一国在居民生活水平和生产能力方面的变化。然而，在中国情况却并非如此。为了实现国家的既定目标，地方政府被认为应该竭力地刺激支出，不管这些支出是不是具有生产性。
GDP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增长。假设有两家工厂的建设与运营成本相当。如果第一家工厂生产的是有用的产品，第二家工厂生产的是人们不需要的产品，库存不断积压，那么对基础经济有提振的只是第一家工厂，但两家工厂都会以同样的方式提升GDP。
然而，大多数经济体都有两种机制使GDP数据吻合基础经济表现。首先是设定了支出限额的“硬预算约束”，这会将那些源源不断地做出浪费性投资的企业排除出局，在它们还没对经济造成严重扭曲的时候。
其次，在GDP核算中，有一个市场定价因素，当浪费性投资造成的坏账被注销时，GDP的增加值部分及整体增长水平都会有所降低。
然而，在中国这两种机制都不奏效。坏帐没有被注销，政府也不受制于“硬预算约束”。投资配置不当是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的显著特征，而公共部门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这其中的含义很明显，即使大多数经济学家出人意料地不愿意承认。如果你认为中国存在大量浪费性投资，你就得承认，政府公布的GDP增长数据由于未能承认相关坏帐的存在，夸大了实际的财富增长。如果坏账被恰如其分地注销，有人估计，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低于3%。
历史上已有先例表明这种夸大可能会达到什么程度。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就存在着类似当今中国的扭曲现象。虽然没有这么极端，但日本当时也存在GDP构成中消费所占的比重非常低、过度依赖投资的问题，到上世纪80年代更是演变为资源配置严重不当。
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公布的GDP占全球总产值的17%，多数人相信，到上世纪末，这样的飞速发展会令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然而，随着信贷增长稳定下来，日本经济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开始急剧下降，自那时起，其占比缩小了将近60%。
前苏联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经济飞速增长，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经济已占全球GDP的14%，与当今中国所占份额相当，人们也普遍认为苏联会超过美国。但20年后，其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却下降了70%多。
这些案例可能很令人震惊，但就像今天的中国，1980年代的日本与1960年代的俄罗斯也缺少相关机制，用来计量官方GDP数据中的浪费性投资。在这两个国家的巅峰时期，由于未能将浪费的那部分注销，它们各自的经济增长都被严重夸大了，而债务水平一旦稳定下来了，它们的经济增长就被低估了。
这其中的含义很明显。中国的增长奇迹已然后劲不足。只是因为允许债务激增，中国才能实现其GDP增长目标。习近平主席急切地强调更有切实意义的目标，例如增加家庭收入，原因也许就在这里。不管出于什么缘故，分析师们在解读GDP增长率时不应将它视为衡量中国基础经济表现的一个指标。如果一个经济体中的金融体系不正视坏账，不停生产卖不出去、滞销的商品或者兴建空置的机场也许会提升其GDP，但其GDP却无法衡量其经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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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江西看中信庐山西海，中信60亿的投资留下一个荒无人烟的山头，回来我就换美元了，人民币对应的都是这些不良资产，相信在帐上它还是6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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