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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上周六在德国美因茨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中，中国U20国家足球队虽然以3比0惨败于德国对手，却以一种政治姿态抢占了新闻版面：德国倡议西藏组织（TID，Tibet Initiative Deutschland）成员在观众席打出代表流亡藏人政府的雪山狮子旗以及一些抗议性标语，中国球员随即离场，拒绝继续比赛。据称抗议者随后自愿收起了旗帜，让中国球员们在完美表演“红”之后，有机会展示了自己的“专”——不出所料，“又红又专”大旗之下往往都是只“红”不“专”。
TID应该感到骄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不得不回应他们的抗议。外交部发言人把打压西方人权的政策定义为“国家核心利益”。德国人却认为，宪政民主、言论自由和文化多元才是他们的核心利益。在德国舆论中，这些中国球员因为不尊重这样的核心利益而受到批评。我却要在这里为他们鸣不平：对于抗议有回应比没有回应更好。假如TID、其他西藏人权组织以及各种人权主张者的抗议都能得到这样的回应，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
遗憾的是，这样的回应太少了。TID也曾多次去中国使领馆前举行更大规模的抗议，要是使领馆因此拒绝在德国工作那该有多好；习近平访问德国，人权组织更是倾力抗议，要是他因此中断访问掉头回国，那该有多好；中国外交部要求德国人尊重打压西藏人权这样的“国家核心利益”，毫无疑问整个西方主流社会都恕难从命，要是中共官员们因此把自己的家人撤回，把自己在西方银行里的账号注销，那该有多好；中国国内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民、工人、退伍军人和知识分子在高压之下冒死表达抗议，要是中共政府因此集体退场了，那该有多好！
莫言为什么不抵制诺奖？
以拒绝合作来抵制西方的人权主张，中国U20的小伙子们不是第一批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中国政府愿意拿来牺牲的那些人。他们是否想过，假如TID坚决不肯收起旗帜，他们连表演“球技”的机会都没有，跑到德国来“爱国”了一次就回去了，到底是谁的损失？是TID的抗议者吗？是德国足坛吗？还是全体德国人民？当然是他们自己。也许他们会被“小粉红”们在社交媒体上当作英雄欢呼一阵，但是仅此而已，如同战场上的炮灰。牺牲个人前途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我们”应该尽的义务，但是“我们”从来不包括那些定义“国家核心利益”的人。正如中国官员们一边制定政策围堵西方价值观进入中国高校，却从来都争先恐后地把子女送到西方接受教育一样。
当然，这些爱国者也并非毫无理性。高喊抵制日货的人，可以去砸别人的丰田汽车，却绝对不会扔掉自己家里的索尼电器。假如那场足球比赛足够重要，无论TID怎样喊破喉咙，球员们也可以装聋作哑。
这方面的典范人物就是作家莫言。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和其他中国作家也表演了一次退场抗议，因为组办方邀请了异议作家贝岭和戴晴出席。三年之后，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不仅知道诺贝尔奖整个都是宣扬西方价值观的，而且还在颁奖现场聆听颁奖辞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它称“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描述了“20世纪的中国残酷无情”，那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这些将铭记于历史的言辞对中国的“攻击”，显然远远大过两个异议作家出席书展会议——中国方面也并非无感，主流媒体对这个颁奖词都只字不提——更不用说，场外抗议声不断，然而莫言不仅没有退场，还千恩万谢，奴颜媚骨地接受了。
柏林墙又修起来了吗？
如果你说莫言忍辱负重地接受了诺贝尔奖是为国争光，那么他为什么不按照同样的逻辑，忍辱负重地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会议？中国U20为什么不忍辱负重地无视抗议，以漂亮的成绩报效祖国？
这也让我想起来，每年“六四”纪念日，民运人士都会在法兰克福市罗马广场举行抗议活动。总会见到中国游客团兴致勃勃地走过来，突然间变得惊惧万分，在导游的催促之下匆匆逃离。常有游客抱怨说：“这些人真是讨厌，这里又不能逛了！”尽管他们为自己的惊惧原因找错了对象，但至少他们知道自己受了损失。
这些游客和中国U20队员们都应该想象一下：假如德国人在中国的城市遇到德国人抗议德国政府，他们会指责抗议者吗？他们脑子里可能会闪过一丝念头：柏林墙又修起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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