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Verena Mayer, Charlotte Theile
日期： 201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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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年齡和柏林圍牆倒下，德國重新統一的年數一樣。他們生於過渡年代，享有他們之前的世代只能想像的自由。同時，他們經歷了他們父母的不確定感—他們父母的世界在兩天之內變得天翻地覆。他們需要在柏林、各省份和海外的混亂中找到自己的路。
在過渡年代出生的年輕東德人受到怎樣的影響？他們有什麼希冀指望？他們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Y世代？而他們真正歸屬的是那一個世代？
我們和五個年青人交談。雖然這五人的東德經歷不多，但他們都意識到，身為東德人意味著什麼。
Laura Harmsen，在1989年生於東柏林的柏林社會工作者。
我在1989年11月9日圍牆倒下那一天於東柏林出生。我父母的生活在那一天起了雙重變化：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了，而他們成長時的那個體制不再存在。有時候，我的生日是個有點痛苦的日子。經常有人訪問我，要我就這個或那個事情採取立場。但是也有些比較好的反應，例如，當我在做一些行政上的事情，需要說出我的出生日期的時候，人們在聽到那個日子時會即時有反應，告訴我他們在那一天在幹什麼。
在小時候，和其他在圍牆倒下時出生的孩子一樣，每年都有人邀請我們參加慶典。柏林市長五度邀請我們去市政廳，但那是很沉悶的，我們得安安定定的坐著，而有人在發表長長的演說。大眾汽車公司(Volkswagen)為我們籌辦活動，我們去了看馬戲表演，去看大衛•考柏菲(David Copperfield)，我在那些我父母不感興趣的場合得到了第一個芭比娃娃。
我父親是《柏林日報》(Berliner Zeitung)的記者。有一次，他給我看他在我出生後寫的日記。一段提到我的文字說：“長大成為一個自由，負責任的人，不要讓我們毁了你。許多事情給我們烙下了我們想要去掉的印記。”我覺得很感動，尤其是那個關於自由的想法。我為自己擁有的機會感到幸運，比如學習語文和旅遊。
我成長的那個地方有一種樂觀情緒。我父母使用了他們的自由。我母親讀了《三劍客》(Three Musketeers)，一直想去巴黎，她把政府給我們的錢都攢下來，在1990年如願去了法國。而我一向也想充份利用我擁有的自由。我在厄瓜多爾教過小孩。現在我是社會工作者，幫助無家可歸的人。可是，我感到有期望，有壓力，因為我有無數的可能。哪一個決定才正確？我覺得要搞清楚這個不容易。
Juliane Leopold，在柏林的德國BuzzFeed主編，1983年生於薩勒河畔哈勒(Halle an der Saale)。
對我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東德人身份的難處在於，我們處身於一種永久的割裂。一方面，人們不想你談論差異，諸如以前我們沒有，而西德人擁有的那一切機會。另一方面，我們想要保持我們的身份，儘管那只是為了我們的父母。我在語言上察覺到這一點。我一回到哈勒，和家人在一起，我就會開始使用當地的方言。用我在漢堡或者柏林工作時的說話方式來交談，有時候會使我父母反感，雖然他們知道我還是我。
如果可以談論差異而不用被指責為發牢騷的話，我會高興的。很快我們就會來到一個圍牆倒下了的年月和它聳立著的年月一樣長的時刻，儘管我們還會繼續有那圍牆的印記。例如，說到宗教，我們慶祝耶誕的方式。我不想因為我在一重新統一了的德國居住就放棄無神論。有一次，我的一個東德朋友對我說，她感到被吞噬了，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會花太多時間想這事情，我得要工作。典型的東德人不會怎麼談論那種事：你得要閉嘴，不可以碰那些心理上的東西。
身為主編，我目前正在建立BuzzFeed的德國分枝。在那之前，我曾經在其他追求盈利的企業工作，假如你真的熱衷於一家企業的基本理念，我並不認為商業上的成功是一種受到讉責的事。
我對這種務實精神有正面的看法，儘管它因為成了安格拉•默克爾的管治風格而受到貶損。我甚至會說，這是2014年東德人的普遍經驗：把務實精神放在理想之上。理想已經顯示了它們的空洞無物。
Carolin Kneisel，1987年在格拉(Gera)出生的柏林學生
當我父母和哥哥姐姐討論東德的時候，我是最小的孩子，不能參與討論。可是，我從那些討論中得到的是一種態度。我做過紅十字會災難管理項目的志願工作，也曾經和塔菲爾合作，那是個向貧困者派發糧食的援助機構。縱使我們目前是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下生活，要緊的是我們意識到我們屬於同一個社區。我贊同一個社會上人人共生共榮的理想，儘管我認為東德強制人們為公益設想的做法並不好。我在巴伐利亞和黑森(Hesse)上過學，發現自己雖然不曾經歷東德的生活，但我在某些方面受到它的影響。舉例說，我無法想像自己成為一個只留在家照顧孩子的媽媽。
我母親一直都在工作，而我們則在日間托兒所或者幼兒園。在黑森，我學習和平與衝突研究的地方，許多人說那不行，孩子需要媽媽。我甚至聽到和我一樣年紀的女人這樣說。我不明白，他們以為我們是怎樣長大的？獨自一個，沒人照料？
我希望我將來的工作可以使我有能力讓人們走在一起。希望那會是在萊比錫或者耶拿，這兩個地方也吸引了西部的人。在過去幾年，很多東部的城市真的升級了，有創意，但東西還不貴。
Hoàng Lê，漢堡心理學家，1980年生於河內，在東柏林長大
在過渡時期開始之前不久才從河內來到東德，我這個越南小孩的經驗和東德的小孩一樣。不同的只是圍牆倒下的時候，我父母面對被遣返越南的可能。我父親是個土木工程師，我母親是個紡織工程師，他們搬到東柏林的市郊。我們住在一所有許多學生和其他外國人的大學附近。在過渡時期之後，要留在德國，我們必須奮力工作。我父母接下在廚房工作的差事，養大我和哥哥。在我14歲的時候，我父母唯一的心思就是生存，在社會上謀一席之地。
我第一次經歷種族仇恨是在德國重新統一之後，那時我在上高中。我要帶一些項目要用的東西給我一個同學。當我去到花園閘門，按響門鈴，他媽媽出來大叫，我不可以進去。在柏林，我一而再的被激進右翼人士滋擾。在電車上，有人向我坐的位置的車窗吐口水。或者，我在街上走的時候，一輛黑色的(大眾)高爾夫—那些人通常會開的汽車—在我旁邊停下，然後車窗開了，裡面有四個剃光頭的男人盯著我。
因為我的工作，我得到了細看右翼極端主義的機會。我在一個精神病院工作，有一些犯過事的年輕病人。他們往往是右翼幫派的成員。我認為，幫派對他們的吸引力就是簡單和歸屬於一些東西的感覺。穿著制服讓他們有安全感。他們很多時會說“同志情誼”(comradeship)這個詞。他們從這些幫派得到了他們崩壞的家庭給不了他們的東西。
Friedrich Göring，1989年在魏瑪(Weimar)出生，正在愛爾福特(Erfurt)上學
在和平革命之後，我媽媽從政了。最初她加入了90聯盟(90 Alliance)，後來是綠黨，我今天是成員的政黨。在我9歲的時候，她是聯邦國會的議員。有時候，那對我們孩子來說並不容易。政治不是一種你可以放在一旁，不聽電話，不重新安排聚會時間的工作。於是，因為她的工作佔了她那麼多時間，我們明白原因，知道媽媽在做的是什麼就很重要了。
我爸爸是牧師，他常常說，在東德的年代，他是村裡唯一一個公開批評事情的人。在我長大的時候，在我們的家庭以外，人們不怎麼討論政治。我同學的家長就甚少這樣做，孩子更是完全不碰這個話題。有許多年時間，我是我朋友圈裡唯一一個知道我們國會運作方式的人。我那一代人的冷感意味著，我們正在失去談論東德那個不合法政權的機會。
我認為，我這一代和我父母那一代之間最大的分別是，今天的生活看起來不那麼預先鋪排好了。我學的是文化和媒體管理，而我不知道最終我會從事哪個行業。在20多歲的時候感到迷失，不知道自己走向何方—我想那是之前的人沒有的感受。在東德，一個人做什麼工作在基本上由(政府)決定。
在統一那天，我們和祖父母一起待在原先設有圍欄的解禁地區內的一個小地方。即使是一個五歲小孩也能明白，因為這個危險圍欄的存在而不能從一個農場走到另一個農場何以是愚蠢的事情。我想我的孩子—我女朋友今年較早時候產下了雙胞胎—成為注意政治議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