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到苏联旅游的美国人有2700多人，而到国外旅游的苏联公民则有70多万。但在这些苏联人当中，到美国旅游的只有789人。苏联社会的 封闭性以及国家对信息的控制，让苏联社会对外部世界十分好奇，尤其是对美国和美国人。为数很少的美国游客和参加文化教育交流的来访者，招来了人们强烈的好 奇心。
1957年夏，一位年轻的耶鲁大学毕业生（也是未来中情局的分析家和外交史家）雷蒙德·加特霍夫，在苏联各地旅行时就遇到过成百上千的学生。在列宁 格勒城外，他和自己的同事被150个学生围在了一所农学院。学生们对于这样的机会非常兴奋，也很高兴。他们甚至有模有样地列队护送这两位美国人去了火车 站。
许多苏联公民都作为如饥似渴的读者，在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中找到了了解西方的窗口。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出版了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斯坦贝克以及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在内的大量美国作家的翻译作品。苏联各地的许多公共图书馆都有他们写的书。
美国的电影成为好奇的公众了解新世界的另一扇窗口。二战后，国家权威部门曾经批准适当放映一些德国和美国的影片。它们是作为战利品在欧洲得到的，其 中大多是音乐片和轻喜剧，还有肥皂剧。对于这些电影的放映，苏联民众无论老少都是兴高采烈。美国的电影音乐，尤其是格伦·米勒乐队的摇摆乐，与俄国的经典 曲目相比，人气毫不逊色。约翰尼·韦斯穆勒的《人猿泰山》系列剧以及迪安娜·德宾的《管家的妹妹》，与从租借法案得到的美国罐头食品、定量供应卡和没有父 亲的童年一道，成了这代人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解冻”期间进口的西方影片逐渐多了起来。莫斯科和外省的国营电影发行商，考虑到经济效益，都喜欢美国大片，并且赢得了与苏共宣传部门之间的官僚系 统内部的斗争——后者对好莱坞产品在城乡观众中的巨大人气感到不安。美国有许多著名的剧情片，由于其文化和宗教内容，广大的苏联观众并没有接触到。尽管这 样，还是有许多人看过尤·布里纳的《七侠荡寇志》以及玛丽莲·梦露和杰克·莱蒙等人的《热情似火》。它们对苏联观众的影响之大，怎么说也不为过。就像获得 过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住在列宁格勒的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回忆的，这些电影“对我们的影响要大过后来所有的新现实主义或新浪潮作品。单是《人猿泰 山》对于去斯大林化的作用，我敢说，就要超过赫鲁晓夫在党的二十大上以及之后的所有讲话”。
作家瓦西里·阿克肖诺夫回忆说：“有段时间，我的伙伴和我谈的基本上都是这些电影里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从臭烘烘的斯大林主义的兽穴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
这种削弱反美宣传的酵素，主要是对受过教育和享有特权的苏联青年起作用。在去斯大林化和文化“解冻”的影响下，许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想使自己与苏联的过去拉开距离。他们不信任也不理睬苏联的宣传，而且还试图在衣着打扮和行为举止上按照西方的时尚标新立异。
国家的媒体排斥他们，说他们是“懒汉”“寄生虫”和“赶时髦的人”。加特霍夫回忆说，他在1957年见到并与之交谈过的年轻人有几种类型。其中有些 属于“天真”型，特别是那些刚刚高中毕业的。他们尚未意识到在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他们仍然相信有关美国的宣传。在年龄大一点的年轻人 中间，有早早就犬儒化的“相信者”，也有在不加掩饰的西方主义和美国主义中寻找逃路以摆脱枯燥乏味的苏联文化生活的“黄金青年”。对“黄金青年”中那些充 满怀疑和幻灭感的人来说，美国的一切都是对付国家宣传的强力解毒剂。年轻的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表现出同样的态度。约瑟夫·布罗茨基说他和他的朋友们想要 “比美国人自己还要美国人”。
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和音乐对许多苏联青年产生了巨大的“温柔的”影响力。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摆乐二战前在苏联就一再被禁，冷战开始后又再度被禁。许多年 轻人养成了收听“美国之音”的习惯，而且差不多只是为了“美国之音”的音乐节目。苏联家庭中短波收音机的数量，也从1949年的50万部增长到1958年 的2000万部。斯大林在其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曾下令到1954年要停止生产短波收音机，但苏联企业反而开始每年生产400万部这样的收音机——主要是 出于商业原因。
“美国之音”的“爵士时刻”特别受欢迎。该栏目的主持人，有着一副绝妙的男中音浑厚嗓音的威利斯·康诺弗，成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许多年轻人暗中崇拜 的英雄。他们哼着本尼·古德曼和格伦·米勒的歌——尽管有许多词还不理解，听着艾拉·费兹杰拉德、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杜克·埃林顿，还有查理·帕克的即 兴演出。后来又有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美国之音”的听众据说有几百万。美国音乐明星的唱片在商店里是买不到的；要是能搞到一张外国产的黑胶唱片，那就 会被认为是个奇迹。20世纪50年代末的磁带录音机开始改变了这一切，苏联青年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音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在“铁幕”上戳几个小孔，赫鲁晓夫及其反复无常的政策所起的作用要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大。尽管强硬派在1956年底又占据了上 风，但赫鲁晓夫还是想把去斯大林化继续下去。奇怪的是，要求苏联人民保持“道义和政治上的团结”是拿冷战作为理由，而为了进行温和的改革，以便在西方人面 前展示一个善意的苏联形象，也是拿冷战作为理由。
在对匈牙利进行镇压之后，赫鲁晓夫、米高扬和谢皮洛夫都主张再次采取“和平攻势”。于是就有了1957年7~8月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青年节”，它 对于苏联国内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苏联对于外国人实际上一直都是大门紧闭，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合适的旅游设施。这次活动的组织者面临 着许多严峻的困难。例如：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一副破破烂烂的样子；酒店不但数量少，设施也不完备；没有夜生活、广告、像样的衣着、节日的服装和器材；缺 少快餐店、饭店及购物的机会。与资本主义的西方相比，所有这一切都暴露出苏联社会和经济的相对落后。
赫鲁晓夫让全联盟列宁主义共青团的领导负责此次活动，并指示“要用我们的拥抱让外国客人喘不过气来”。结果，联欢节成了莫斯科的大街和广场自 1918年以来的首次“社会主义嘉年华”。甚至连克里姆林宫也为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打开了大门。苏联当局没料到活动的规模这么大，所以没能保持对它的集中控 制。结果联欢节变成了盛大的草根活动，让所有的舆论导向控制和群体控制的企图都失败了。三百万莫斯科人盛情款待了三万多外国青年。东道主表现出了无比的好 奇和热情。首都的许多角落都成了临时的讨论场所——这对于苏联公民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联欢节在和平时期做了二战最后阶段做过的事情。1945年，战争让俄国人进入了欧洲。1957年，苏维埃政权自己把世界介绍给了莫斯科。年轻的美国 人、欧洲人、非洲人、拉美人和亚洲人出现在苏联首都的大街上，粉碎了宣传部门的陈词滥调。在苏联媒体中，有人在回忆录中说：“美国人被描写成两种样子—— 要么是衣衫褴褛、瘦骨嶙峋、胡子拉碴的失业穷人，要么是穿着小礼服，戴着高顶礼帽，嘴里叼着粗雪茄的大腹便便的资产阶级。也有第三种人——无望的黑人，他 们都是三K党迫害的对象。”
苏联人见识了思想奔放、衣着时髦的青年，他们的恐外心理和对告密者的畏惧几乎在一夜间便烟消云散了。联欢节的许多亲历者后来都觉得，这次活动在历史 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就跟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样影响深远。爵士乐音乐家阿列克谢·科兹洛夫认为，“1957年的联欢节是苏维埃体制崩溃的开始。在联欢节 之后，斯大林主义社会的分裂已经不可逆转。联欢节培育出整整一代过着双重生活的异见分子和知识分子，同时也诞生了党和共青团的新一代官员——这些口是心非 的家伙什么都明白，但表面上还是对这个体制表示忠诚”。
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回忆说，在联欢节之后，“所有关于‘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言论都显得荒唐可笑”。影评家迈娅·图罗夫斯卡娅认为，在联欢节上，苏联公民能够在三十年后首次接触到世界：“如果没有这次的联欢节，‘六十年代人’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
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确认为苏联能够在科学、技术、消费品及总体生活水平上赶超美国。1957年，他提出了“赶超美国”的口号，这是他要在接下来的二 十年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承诺的基石。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斯普特尼克”号的巨大成功，让赫鲁晓夫充满了信心，所以他并不担心让苏联公民了解美国的成就。当 1959年7月首届美国国家展览会在莫斯科的索科利尼基公园开幕的时候，有几百万莫斯科市民蜂拥而至，参观美国人制造的产品并品尝百事可乐。
赫鲁晓夫对民主德国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解释了自己的意图：“美国人以为苏联人民看到了他们的成就后，就会对苏联政府背过身去。但是美国人不理 解我们的人民。我们要反过来利用这次展览对付美国人。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人民：瞧，这就是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一百年时间才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会使我 们有可能用更快的速度做到这一点。”
不管赫鲁晓夫本来怀有什么样的意图，他这样的吹嘘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苏联的反美宣传。他说要达到美国那种繁荣水平（即这种繁荣在物质上的各种标 志），这个承诺倒是让许多苏联人印象深刻。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公正地说：“斯大林从不允许拿资本主义的现实与社会主义进行比较，因为他坚持认为，我们在这 里建设的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全新的世界。”赫鲁晓夫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一般苏联人对世界的看法。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人们开始习惯于拿美国 的生活水平与自己的生活进行对比，从而形成了一种自卑心理。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意识到，美国的生活水平实际上要比苏联的高出许多。而且，姆林纳日继续说，那 些寻找原因的人可以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妨碍他们过上美国那种生活的主要障碍就在于现存的经济政治体制。
随着赫鲁晓夫时代的展开，在苏联有关美国的宣传中，出现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令人费解的说法：一种是经过修改的、传统的斯大林主义的敌人形象。其中， 美国依然是苏联的主要“对立面”，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的生活方式被说成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另一种有关美国社会的说法则 是相当正面的：在这个社会里，有敌人也有朋友，而且美国的技术成就是苏联技术进步的蓝图。赫鲁晓夫允许美国人在索科利尼基公园的展览会上展示他们的成就， 但苏联报刊却连篇累牍地讲述着有关美国的饥饿、犯罪、失业和迫害黑人的故事。
美国的双重形象给人留下了许多疑问。在苏联，很少有人能够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给出权威的看法。1957年，苏联作协的官方周报《文学报》发表了原先居 住在美国，后来又自愿返回苏联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亚历山大·卡齐姆-贝克的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公开指责美国属于和苏联及欧洲相反的“没文化的国家”。随 即，反对文化排外的伊利亚·爱伦堡就发表了反驳文章。他写道，在美国这个国家，有许多“进步的”作家和艺术家。这场争论非常难得地让人隐约看到，在国家官 僚系统和文化界的权势人物中，排外集团与有“世界主义”倾向的集团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了。
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物质和文化符号开始到处流行开来。音乐与服饰的风格、对大众文化明星的崇拜以及像“垮掉的一代”那样的行为，首先 在苏联权贵阶层的子女中生了根。在年轻人那种离经叛道的环境中，美国的无线电广播和文化展览成了回击官方反美宣传的极为有效的工具。约翰·肯尼迪、欧内斯 特·海明威和玛丽莲·梦露，代替了那些老套的苏联英雄，成为新的偶像。在文化上有崇美倾向的人有多少，这没办法搞清楚；但在20世纪70、80年代，这样 的人特别多，因为当时苏联进入了一个思想封闭、经济停滞的阶段。
（节选自《失败的帝国》第六章“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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