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香港和內地所發生的事情，將近代中國突出的兩個問題再次推出台面。
一邊是以香港學生罷課為代表的學生運動，另一邊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講的中國式民主，人們突然意識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來，學生運動和國家民主的探索一直未曾停過。當年，青年學生和中國知識界提出追隨民主與科學，95年後的今天，似乎科學不用再提，滲透生活和民心，唯有民主不僅各地參差不齊、而且各有詮釋、莫衷一是。
學生運動
被視為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大專學生罷課已展開，莘莘學子身穿白衣、離開課堂，投入社會，高呼「抗命，拒絕認命」、「拒絕政治冷感」，誓言拉倒不符合民主公義的選舉方案，力爭「真普選」。香港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表示，將約見職工盟和教協，討論罷工、罷市的可能。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則稱，罷課集會證明大學生覺醒，相信「這些人將是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的重要力量」。
政治熱忱、集會抗議、互相串聯、學生領袖、發動社會、對話官員，這些也都是25年前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學生運動所具備的元素。
學生運動在不同國家的發展進程中都起過先鋒隊的作用，並非「中國特色」，但運動的結果則大相徑庭。
今年三至四月間，在兩岸三地的另一場學生運動中，台灣「太陽花」學運佔領立法院，反對《兩岸服貿協議》、反對國民黨立委推動審議的方式和程序，迫使台灣總統馬英九讓步，同意完成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立法、《服貿協議》可在立法院逐條審議、逐條表決。
正如香港方面在「太陽花」學運期間給台灣予以回應一樣，台灣也有學生表示聲援香港罷課爭普選的運動。
但香港畢竟不同於台灣，北京政府表示「一國兩制」以一國為前提，「兩制」以「愛國愛港」為基礎。分析人士認為，在普選問題上，中國全國人大已在八月底給出答案，讓步可能性不大，無論學生罷課，還是此後的「佔中」行動都難以改變中央的底線。
誰的民主？
旅美學者寒竹此前撰文說，「所有社會群體在政治表達上都是平等的，沒有任何一個社會群體優於其它群體，可以凌駕於法律與民主原則之上。學生這個群體並不天然佔有政治和道德的制高點，更不天然有頒發民主勛章的權力。」縱觀香港這次學潮，有意思的是，站在對立面的中央政府和學生都在講「民主」，中央說「一人一票」的普選方案是朝民主邁進，呼籲港人把握機會；學生則說，這不是民主，至少不是「真民主」。
也許是巧合，在學生罷課前一天，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國政協成立65週年大會上談及民主，強調社會主義的協商民主，指出這是中國民主政制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礎、理論基礎、實踐基礎、制度基礎」。
習近平還說：「履不必同，期於適足；治不必同、期於利民」——再次提及「鞋子合腳」論。
倘若以上說法並沒有什麼新意，但習近平接著說：「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
「商量著辦」、「通過選舉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讓人民參與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管理」，這似乎表明習近平要給民眾更多的民主和參與，而不是他所說的西方國家「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休眠」的民主參與。
但這只說了一半，另一半是習近平強調的「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問題是，這個「最大公約數」由誰說了算？
習近平周一會見香港工商界代表，據出席會議的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楊釗介紹說，一國兩制是「最大公約數」。果真如此，談香港的民主則在這個「公約數」下進行。
民主爭議
25年前，不僅發生了北京天安門學生民主運動，也誕生了一篇論文，那就是美國作家和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End of History），指出共產主義倒台後，自由民主將是唯一符合現代社會經濟的政府模式。25年後的今天，福山仍然這麼認為，但並非那麼堅定。他在接受BBC電台採訪時說：「對民主最大的挑戰來自於內部，而不是外部其它的制度。在很多國家，民主並沒有帶來它理應帶來的東西。」
福山因此說，民主是個不斷完善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去爭取和鬥爭。
很多人認為，西方民主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極端主義，但福山不這麼認為，「因為他們不掌握科技、難以創造文明」。福山最後說，中國的模式才是西方民主最大的挑戰。
福山說，民主的特點就是「自我修正」，但中國的體制似乎並非這樣，也因此無人能知未來的中國。
（責編：尚清）
from BBC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_watch/2014/09/140924_china_watch_china_democracy_hong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