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18 September 2014

韩国：废除审查带来电影腾飞

如果你看过韩国今年最卖座的本土电影《义兄弟》(到9月1日为止，观影人次已经超过546万)，就会发现它依然沿袭着1999年的卖座电影《生死谍 变》的创作模式，以南北(朝鲜与韩国)问题的敏感作为刺激观众的兴奋点，再辅以韩国式的温情路线，这绝对是吸引观众进入电影院的不二法门，它曾经造就了朴 赞郁的巨大声誉(《共同警备区》)，也造就了观影人次超过1000万的《实尾岛》和《太极旗飘扬》的票房高峰，虽然《韩国电影史》这本书的前言第一句话就 直言不讳地说韩国没有自己独创的类型片，但是就南北话题这个题材而言，即使无法计入‌‌“类型‌‌”的范畴，但也惟韩国独有。
在《韩国电影史》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这十年来韩国电影惊人发展(无论是票房上还是类型上)的源泉与脉络，你会发现像《义兄弟》这样的电影，正是 遵循着‌‌“优质电影‌‌”这种韩式原则创造出来的，在片面追求票房大片而遭至惨败的情况下，控制影片的制作成本，把钱主要投入到后期制作上，成为另外一 种成功的新模式，所以当你看到观众赞赏《义兄弟》的镜头‌‌“非常干净‌‌”，也就能释然了。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观众是看不到韩国电影的，在今日，或许观众和电影研究者对近十年来的韩国电影相当熟悉，但是如果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产生 隔膜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我们需要《韩国电影史》这样一本书的原因。它的功能简单明确，以编年史的线路来梳理韩国电影，向韩国以外的读者介绍韩国电影(书 的幕后推手是‌‌“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你大致可以看出此书的官方色彩)。但这本书的奇特之处在于，它的实际编撰者有三十余位，从而在编年体的框架 内有自由跳跃的写作方式，这种方式或许使书的结构存在某种混乱，却也能让韩国电影史有了前后响应的连贯性。
如果我们全面审视这本电影史，会发现一个名曰‌‌“审查‌‌”的幽灵一直居住其间，是这本书的许多撰写者都很难规避的一个问题。这个‌‌“幽灵 ‌‌”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色彩，一直影随身动，紧跟韩国的政治时局变化。电影初传入朝鲜半岛时，朝鲜王朝根本就没有什么审查的概念，最多派个警察去看场 子，因为‌‌“众多观众聚集在黑暗场所，难免会发生点小摩擦‌‌”。随着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入侵，电影审查制度的建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种审查很明显是为 了限制民主主义言论的表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更是在韩国强化了电影审查，在1940年制定了‌‌“韩国映画令‌‌”，把‌‌“亵渎皇室尊严和 损害帝国威信‌‌”作为法令的基础。此时对于拍摄电影的限制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是对确立日本‌‌“宗主国‌‌”地位的意识的强调，如果我们把目光从 朝鲜拉回到日本，就会看出两处审查政策的不同，黑泽明在他的《蛤蟆的油》里曾经说过：‌‌“我认为，那时内务省的检查官们一个个全是神经不健全者。他们都 是迫害妄想狂，都有虐待狂、受虐狂和色情狂的性格特征……他们把外国电影里的接吻镜头全部剪掉，凡是女人光着脚或露膝的画面，也一律剪掉。‌‌”他所要争 取的自由表达显然与韩国的电影创作者们是有区别的。到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审查依旧阴魂不错，军人掌握政权时期，审查只是换了个基调而已，‌‌“不许 攻击政府‌‌”肯定是必需的，反共意识形态更是审查者的普遍共识。军政府搞出了事前审查制度，并且为此不惜在1962年修改了宪法，以保证这种审查制度不 违宪。
当然，如同任何一种丑陋的制度一样，苛刻的、自利性质的政府审查行为不会永远存在。从1984年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废除事前审查制度，政治钳制大为 减少。令人意想不到然而又在情理之中的是，审查的松绑带来的是一股色情影片的热潮。这或许也是重视保护青少年的中国广电部门迟迟不愿意推行电影分级制度的 一个原因。而韩国的电影分级制度在1996年开始推行，这一回宪法没有扮演绊脚石的角色，宪法裁判所多次认为电影振兴委员会推行的分级制度所含有的对电影 的分级审查是违反宪法的，甚至认为给电影分级的机构都是‌‌“属于宪法禁止的审查机关‌‌”。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审查与人类的自由表达权利一直是相生相伴的，分级制度并非审查的完全终结，之所以在分级制度确立后，韩国电影的题材呈现多元化的 格局，过去不能碰的敏感问题也出现了重大突破，完全在于创作人员的自由表达权得到了放大。过去的审查制度(无论是日占时期还是军政府统治时期)充满黑箱操 作，并且还有恶法保护，它不仅让一部电影无法上映，成为了禁片，而且事前审查制让许多电影创作早早就胎死腹中，连拍摄都不可能。分级制度同样也保证了观众 的选择权利，一个文明社会的成年公民有权利选择他想观看的任何电影，对青少年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对成年人意志的限制与践踏。当然，任何‌‌“好‌‌”的制度 不可能一日促成。韩国电影审查制度不仅依附于电影工业本身，更多的是韩国政局的缩影，当军人政府下台之日，电影的蓬勃发展已经势不可挡。第一部给韩国电影 带来国际声誉的《生死谍变》，直接触及了韩国与朝鲜之间的间谍战，这种题材的开发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电影不仅在韩国本土取得了票房成功，而且还打开了韩 片在日本与香港的市场，成为了韩国电影兴起的标志。不仅南北问题不再成为禁区(《义兄弟》也受惠于此)，而且韩国电影创作者也有了可以反思自己国家的历史 问题的可能，无论这种尝试是否成功。李沧东和奉俊昊都在自己的电影中对光州事件做了微妙的表达，而金志勋导演的《华丽的假期》更是直接展示了光州事件中政 府军队对民众的镇压。审查的松绑让电影的类型创作有了巨大的空间，韩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恐怖片生产的大国，这在过去是无法想像的，金知云的《蔷花红莲》甚至 让好莱坞买去了改编权。林常树导演的《那时候那些人》将朴正熙总统被刺事件加以戏剧化，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汉城地方法院要求电影删除开头和结尾的片断， 引起了电影公司的不满，做出了在判决之前提前公映的举动，这次对电影的干涉与审查没有多大关系(否则影片决无上映的可能)，而是影片涉及的事主亲属告到了 法院。像这样的争议反而是一种进步，所有问题可以公开讨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黑箱操作，无声无息。
韩国电影在21世纪的飞跃，从苛刻审查转向分级制度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我们看完《韩国电影史》，就会明白书的编者序中的那句话的分量，当人们探究韩国电影何以成功时，作者的回答是———‌‌“旧制度和审查，首先必须废除‌‌”。

相关日志


from 墙外楼 http://www.letscorp.net/archives/76670
on
Lab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