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15 June 2014

项小凯:白皮书下挣扎的香港

6月10日,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香港“一国两制”的白皮书,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舆论震动。这篇文书洋洋洒洒两万多言,但其核心内容,恐怕可以用其中一句来表述:“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
尽管白皮书将“一国两制”,称为“科学构想”,但从历史源流考察,在当时看起来,这种制度框架更像是一种权宜之计。在上个世纪90年代,经过“八九”之 后,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外交关系极度恶化。中国的执政者,一方面继续严厉压制社会的潜在反抗,一方面急于寻求促进经济发展的出路。 1997年香港的主权切换,为中国的经济,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发展契机。
中国近几十年以来,经济获得高速增长,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成功地吸聚了来自全球的巨额投资。根据统计数字,从1997年到2012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平均净额值,高达GDP的3.7%。而这一数字,是同为发展中大国的印度的3倍左右。
香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在上述的16年期间,按照所公布的实际利用资金的来源地统计,来自香港的实际利用资金,占总额的比率均值为42%,远高于处于第二位的日本的7%。也就是说,仅来自香港的实际资金,就占到全部实际资金的将近半壁江山。
2012年香港的GDP,大约为2600亿美元,而同年的对中国的实际资金投资,就多达650亿美元。从规模来看,这些资金不可能完全来自于香港本土,因 而是世界各国甚至包含中国本土的资金汇流。所以长期以来,香港实际上扮演着世界资本的“集线器”角色,汇集庞大的全球资金,并将之源源不断地注入到中国, 推动其经济的快速增长。
由此不难看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正是在这样一种初始背景下所形成。其真正的意图,并不是打算在一个国家,允许运行两种不同的制度,而主要是把香港作为 一个特殊的“治外之地”隔离起来,在尽量不干涉香港内部事务的同时,充分发挥香港这种“投资集线器”的角色,以解决中国当时投资紧缺的燃眉之急。
同时,中国的执政者,显然有意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作为一种陈列展示,以向海峡对岸的台湾示范。而这种示范效应的存在,也进一步特殊化了香港的存在意义。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香港与大陆的经济关系,也在以微妙的形式此消彼长。来自香港的实际资金投资所占总额的比率,曾一度在2005 年下降至30%,之后又逐渐走高,到2012年已高达近60%。这一不同寻常的变化走势,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升级恰好同期,而这种时间重合亦绝非偶然。在 大陆经济泡沫化的同时,香港因自身的“投资集线器”的角色,进一步强化了与大陆的经济捆绑;而由这种泡沫经济所衍生的金融服务等产业,也进一步冲蚀香港本 土的制造业与其他服务业。其结果,是香港的其他产业的空洞化,以及产业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而在香港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大陆的同时,北京的执政者,也在逐渐改变对这种“一国两制”的看法。保留香港的经济集线器身份,而将自由文化与法治秩序的影响拒 之门外,这恐怕是“一国两制”的初衷,但现实的情况,却远不是如此简单。例如,一年一度的“六四”游行与维园晚会,成为天然的反专制动员大会。在此期间, 尽管政治高压下的大陆通常表现得波澜不惊,但冰面下的意识潜流,显然与香港的呼声发生共鸣。而被大陆打压排斥的政治反对人士,也多有将香港作为一时或长期 的栖身之地。因此,在北京眼里,香港恐怕越来越成为一个带来种种麻烦的地方。
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2012年以来,中国执政思想与施政方针的明显变化。“韬光养晦”的“和谐”路线,已被当局抛弃;而“大国崛起”的“中国梦”,正成 为路线旗帜。伴随着强化内政与对外扩张的种种举措,面对美日欧等国际民主阵营的对抗意识,也陡然加强。在这种背景之下,香港这样的包含自由化民主化诉求的 曾经的“治外之地”,显然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推向宏观对抗的焦点。
十几年以来,由于香港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特殊身份,享受了较为自由的“红利”时期。但由于上述的中国自身的各种变化,香港的这种“红利”因素,显然正在消 失。若站在北京当局的立场,将香港“中国化”,恐怕是必然的可取之策。而对于当下很多香港人而言,却很可能还没有完全看清,这一形势的严峻程度。
作为长期享有自由的香港人,自然不会束手接受“被中国化”的命运。而且,与新极权治下的大陆相比,无论是微观到个人的思想结构,还是宏观至社会的心理意 识,香港都与大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势必会为双方的博弈,带来意想不到的不适感与多变性。但无论怎样,时局与形势,已经大致决定了这场博弈的走 向。而在奢言胜败之前,香港人恐怕首先需要扪心自问,将准备以何种方式与代价,加入到这场博弈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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