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们看到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出现了一种野蛮的自由市场极端主义形式，它常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其中不仅对公共价值观、公 共利益和公立机构抱有深刻的不信任态度而且拥抱一种市场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加速扩大了金融精英和大企业的权力同时毁掉了民主赖以生存的构成性文化和机 构。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指导性社会机构如今都掌握在强大的企业集团利益、金融精英和右翼偏执者的手中，他们对政治的窒息性控制腐化了民主并使其陷入 瘫痪。更具体地说，美国人现在生活在新教皇谴责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资本主义暴政”下，企业、金融和统治精英操纵政治、攻击工会、控制了庞大的财富和权力， 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野蛮统治。这是缺乏任何社会公正和经济正义的阶段，是现有规范、价值观和语言本身都在为生产社会和公民死亡区辩护的历史时刻，这种死 亡区的驱动力扎根于残酷性反乌托邦剧场的疯狂暴力。有人已经指出美国人已经进入了新的镀金时代或者寡头政治时代，但是现实比这些词所隐含的意思更残酷。这 种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野蛮新时代更让人想起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黑暗时代”，这是扎根于修改吞噬生命的极权主义的属性的历史关键节点，无耻地呈现出民主的更新版。新独裁主义强化了保守派政客、风 险投资经理和专家拒绝承认的东西，就是在美国社会契约和社会工资遭到来自两个政党的右翼政客和反公共知识分子持续不断地攻击。而且，那些支持社会福利、公 共利益和保持公共价值观活力的公共领域和机构也遭到持久地攻击。这种攻击不仅产生了很多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扩大成千上万人的痛苦、困难和艰辛，而且促成了 一种越来越残酷的文化，其中那些遭受贫困、失业、低技能工作、无家可归和其他社会问题折磨的不幸者成为被羞辱和嘲笑的对象。
总体上说，新自由主义社会处于战争状态，这是金融和政治精英发起的针对青年、低收入者、老人、贫穷的有色少数民族、失业者、移民和其他被视为可抛 弃者的战争。自由和自主现在被贬低为空洞的广告片素材或将资本主义等同于民主的空洞口号。与此同时，自由、平等、公民权利等观点本身受到持续不断地谴责， 种族主义像野火一样蔓延到整个文化中，尤其是在涉及针对年轻黑人和棕色青年的骚扰政策时。顽强存在的种族主义还表现在对投票权法越来越激烈的攻击，对非洲 裔美国人男性的大规模禁闭，已经在右翼共和党人和茶叶党中主导地位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攻击的目标往往是奥巴马总统和贫穷的少数民族。与此同 时，女性的生育权也遭受攻击，对移民的攻击一直不间断。
而且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各级各类教育都遭遇资金不足的问题，它们被定义为培训基地而非培养批判性思考、对话和批判性学习的场所。公立教育遭受私 有化势力和特许学校鼓吹者的围攻，公立教育已经成为失去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教学法的死亡地带。批判性思考和学习已经被令心智变得迟钝和麻木的各类考试 所取代，老师被贬低为帝国的职员。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遭到公司化鼓吹者的大规模袭击，整整一代人被投入到耗费生命的债务漩涡之中，这个沉重负担窒息了年轻 人的想象力，将他们推入朝不保夕的文化和没完没了地为生存挣扎的境地。而且，民主在国家安全和永久性战争国家状态中已经不断萎缩。这种萎缩的明显证据不仅 体现在无休止地海外战争而且体现在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如爱国法案、军事委员会法案（MCA)、国防授权法案(NDAA)和许多其他法律，这些法律破坏正常程 序并赋予行政机构在没有经过控告或者审判的情况下就无限期关押囚犯的权力，授权总统拟定杀戮名单，进行未经授权的窃听等。当然，布什和奥巴马都声称有权杀 戮任何被认定为恐怖分子的公民或恐怖主义资助者。针对特定目标的暗杀现在通过无人机来进行，这些无人机杀死了越来越多的无辜者如儿童、成人和路人。类似 的，反恐战争清除了路途上碰到的任何障碍，不再局限于外交政策问题。国内的恐怖主义开辟了新的战争区域，假定所有美国人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而采取行动。
美国滑向野蛮和独裁主义的另外一个标志是种族主义惩罚性国家的兴起，其种种表现如下：从学校到监狱的流水线，将众多社会问题视为犯罪，大规模禁闭 体制的兴起，地方警察力量的军事化，越来越多地使用国家暴力惩治青年异议者和普通公民。监狱现在已经成为公立学校效仿的榜样，一种不声不响地进入学校的惩 罚模式是小孩子因为违犯了学校服装规范之类就被抓起来。同样明显的是若干社会服务的管理，穷人受到不断地监督，往往因为微不足道的错误而受到惩罚。充分展 示出来的还有日常生活的军事化，无休止地吹捧军队、警察、宗教机构等。所有这些虽然都具有难以否认的独裁本质，但都被美国公众看得很高。
此外，正如斯诺登（Edward Snowden）说明的那样，美国现在是全民安全监督国家，政府从多个来源非法收集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的公民的大量信息。布什政府时期还有令人羞耻的做法， 在奥巴马时期程度稍微弱一些，那就是国家批准的虐待囚犯，同时政府拒绝惩罚中央情报局那些特工或随意从事系统性滥权的人，这些家伙实际上已经犯下了战争罪 行。这份清单等于是过去40年无法否认的事实，美国发动了针对正义实践和民主本身的攻击，而且直接攻击正义和民主的概念本身。
没有什么地方比政治领域更明显了。现在驱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的是金钱。国会和两大政党已经把自己出卖给企业权力，彻底腐败透顶了。选举运 动基本上是由金融精英资助，比如右翼分子如石油大亨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全球最大博彩企业的老板,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Las Vegas Sands)的首席执行官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和像高盛集团这样的金融机构。正如最近普林斯顿大学的报告指出的，华盛顿特区的政策与民众的愿望没有任何关系，几乎完全是由有钱人、大公 司、金融精英所决定，而且多亏了施压集团公民联合会（Citizens United）和保守派最高法院多数执行的其他若干法律，这些政策的推行变得更容易了。因此，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人员马丁·吉伦斯（Martin Gilens）和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得出了美国基本上是富豪寡头政治，权力被少数精英把持的结论并不令人奇怪。
2. 换句话说，你认为我们没有民主的存在危机，作为经济危机的结果，民主可能遭遇难以预测的和意料之外的后果，但民主确实遭到破坏，并产生了有意的影响。这个说法对吗？
我认为两者都有。不仅因为民主被破坏和被改造为21世纪独特的独裁形式而且有一种存在危机，它体现在人口中大多数感受到的绝望、去政治化和主观性 危机，尤其是9-11之后和2007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危机与观念危机并不匹配，许多人屈服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靠定义他们首先是消费 者而限制其主动性意识，使其屈服于到处蔓延的恐怖文化，因为并非自身原因造成的问题而责怪自己，引导他们相信暴力是他们唯一能使用的中介力量，其快乐程度 极其强烈，从而导致他们认定暴力场景是他们能感受到激情和快乐的唯一方法。不然，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民意调查结果：美国大部分人支持死刑、政府监督、无人 机攻击、监狱工业联合体、惩罚孩子的零容忍政策。信任、荣誉、亲密感、激情和关爱他人现在被认为是负担，正如自我利益已经变得比普遍利益和公共利益更重 要。自私、自我利益和对个人主义不加限制的吹捧已经变成“自私的终极形式”，借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的说法。我们见证的是民主的存在危机，它扎根于有意义的团结和支持性的集体福利遭到破坏和所有公共空间被消除，正是公共空间提供了批判 性的和充满激情的公共联系的存在空间。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之一是它让促成集体存在危机的做法成为美德，而这是能动性和主观性的危机，正是这种危机吞噬了民主 的活力。这个危机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暗示它与赌场资本主义的内部运行机制的关系。经济危机加剧了其最糟糕的程度，但危机的来源在于新自由主义，尤其是自 1970年代以来开始，社会民主党证明无法遏制资本主义危机，经济学成为政治学的推动因素。
3. 在你的著作中，你常常提到独裁主义的幽灵。你是在设想西方自由民主变成像中国、俄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独裁主义的资本主义或者变成“友好的法西斯主义”或者寡头民主政治吗？
每个国家都将形成独特的独裁主义形式，它基于最适合自身再生产的历史的、教学法的、文化的传统。在美国，军方镇压的几率在增加，用以对付不可避免 的经济的生态的政治的危机，这些危机将在新的独裁主义下进一步加剧。在这方面，呼吁将主要集中在安全问题上，得到恐惧文化的进一步强化，而更进一步的呼吁 则求助于民族主义。与此同时，这种针对美国民众的“硬战争”将得到“软战争”的补充，这种软战争得助于用来监督和控制的新电子技术，也有利用多种文化机构 的教学法实践的全部努力，从学校到更古老的媒体形式，另一方面也有新媒体和数字交流模式等来产生独裁性格的元素，同时尽可能多地摧毁任何形式的集体抗议和 斗争。国家主权一直被企业霸权（corporate sovereignty）所取代，这构成了或许可以被称为新形式的极权主义，正如迈克尔·哈伯斯坦（Michael Halberstam）曾经说的“萦绕在政治解放的现代理想中”。而且，正如克里斯·海基斯（Chris Hedges）指出的那样，“剩下的国家机构已经没有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民主的了。”这种独裁主义形式的独特之处是它被强势的金融和政治精英等犯罪阶级把 持，他们拒绝作出任何政治妥协。新精英对民族国家没有任何同盟关系，根本不在乎他们对工人、环境、或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造成的危害。他们是错乱的反社会者， 完全不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说的99%的民众。他们是漂浮在国家边界、法律、各种管理形式之上的新的封闭阶级。他们是全球精英，其任务是把所有民族国家转变 成愿意为这个凶恶的全球精英阶级增加财富和权力的驯服工具。这种新独裁主义不仅等同于民主危机，而且也是强加在政治意义上的限制，清除了能够生产批判性 的、投入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代表的各种机构。
4. 新自由主义在贬低民主和摧毁公共价值观方面的作用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因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学寻求确立企业和市场价值观凌驾于所有政治和社会价值 观之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你的许多著作代表了对新自由主义工程的系统性攻击。你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演化的特定阶段保持一致的政策范式还是资本 主义的一种特别哲学？
新自由主义是掠夺性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也是更加残酷的阶段，它寻求全球性阶级权力的巩固，并得到自由市场极端主义的支持，这种极端主义由哈耶克 （Friedrich Hayek）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而广为人知的，完全不考虑社会契约。正如罗伯特·麦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指出的，它是脱掉了白手套的古典自由主义或者我们应该说是没有任何内疚的自由主义—是市场极端主义的更具掠夺性的形式，不仅更加残酷 无情而且像正统思想一样无视民主。旧自由主义相信社会福利，部分地主张争取社会和经济正义等要求。在旧自由主义下，为了维持阶级权力和控制有必要做出政治 和经济妥协，但是在全球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力量冲击下，这个范式消失了。新自由主义认为平等、公平正义、和民主等话语即便不是危险的至少也是不适当的， 必须被琐碎化从而变成其奥威尔式的对立面或者从公共生活中抽去实质性内容。它当然代表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在此意义上还代表了一种合流和一种历史 关头，其中资本主义的最无情因素集中起来创造了某种更具掠夺性的新东西，其危害性因为资本的金融化和赶尽杀绝的企业主权模式的发展而被进一步放大。
5. 几年前，在试图分析卡特琳娜飓风的悲剧时，你创造了一个术语“可抛弃性的政治”。你认为“可抛弃性”（disposability）是全球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元素吗？
新自由主义反对福利国家的战争已经产生了新形式的附属性破坏。因为社会保障网遭到破坏，社会纽带被割裂，赌场资本主义依靠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 惩罚其公民而且为其排除性政治和暴力辩护。它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必须说服民众相信新的正常情况是长期处于恐惧、不安全和动荡不定的状态。通过将社会问题所 有的社会问题及其影响都变成个人问题，将所有社会问题描述为个人性格缺陷或缺乏个人责任心或一种病态。生活现在成为一种战争地区，因而有些人被认为可处理 和抛弃的垃圾，他们像指数级一样地快速增长，其中包括了低收入白人、贫穷的少数民族、移民、失业者、无家可归者、还有众多被精英在无休止地掠夺性地追求权 力和利益时视为资本的累赘的人。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美国人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窃听和监控，或被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或遭受国家和 企业无法无天的滥权骚扰，傲慢的当权者根本不知道有任何限制。
随着美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军事化和政治妥协变成早就被抛弃的福利国家的残余，并被掏空了实质内容，只是被用来服务于全球市场的利益。伦理想象力和对 弱势群体或者需要被关照者的社会责任感等集体意识等被视为软弱的表现或者是一种病态。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出现的是一种可抛弃性的观念，整个群体的人现在都 被视为被交付给抛弃区域的多余人，受到监督和禁闭。受死亡阴影困扰的可抛弃性政治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元素，这种资本主义积极参与剥夺资产的活 动，突出表现在北美和欧洲奏效的紧缩政策。可抛弃性政治也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强大组织原则之一，把在市场驱动下的政策和实践中承受痛苦的数百万人变成了多余 人，基于市场法则，他们成了可抛弃的垃圾。正是这种市场法则开始了针对99%的人使用的暴力，目的就是为了新金融精英的利益。可抛弃的人口群体现在被运输 到永远被排除在外的区域，居住在社会和公民已死的空间内。这些人是学生、没有找到工作的年轻人、贫穷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成员，他们无资源、工作或希 望。他们没有声音也没有权力，代表了新自由主义的道德空虚和犯罪本质的鬼魂。他们也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大恐惧和潜在威胁。这个新自由主义历史关头的特别独特 之处是年轻人尤其是低收入的贫穷的少数民族年轻人在本来就已经遭到削弱的社会契约中越来越多地被拒绝给予任何地位，许多新自由主义社会在定义自己未来时也 不再把他们视为核心因素。
6. 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现实，全世界的大学都在越来越明显地转向企业管理模式和市场化。这种转型可能对大学作为公共空间的传统角色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高等教育越来越严重的公司化对其作为民主公共空间的角色和作为学生学习的重要场所将产生严重的威胁。学生就是在大学里学习如何对付重大社会议题， 学会自我反思，学习那些对加深和扩展潜能所必不可少的的知识、价值和观念等，如果要成为投入的和具有批判能力的能动者的话。在新自由主义下，高等教育之所 以危险就是因为它具有教育年轻人学会批判性思考和问责权力的潜力。不幸的是，随着公司型大学的崛起，商业价值支配了管理的一切方面，如课程设置、金融事务 和众多其他学术政策，教育现在基本上成了就业培训，造就经理人的精英阶级，回避那些被认为危险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组合起来将促成道德见证和集体政治行动 等。
任何学科、学术话题、观念或者任何有价值的教学法实践，如果不能服务于资本的工具性需要，就会被认为是没有价值或没有用途的，这说明唯一有价值的 知识是得到商业利益和商业指令祝福的知识。与此同时，唯一的教学法实践的价值是由其在多大程度上被视为商业交易来衡量的。公司型大学是缺乏想象力的机器的 终极表现，这个机器采用了自上而下的专制主义权力管理模式，模仿企业文化，将学生当成还没有长大的孩子，把他们当作消费者，并通过剥夺老师们的所有管理机 会使其丧失任何政治思想。正如威廉·伯尔曼（William Boardman）所说，高等教育被“商业势力和独裁政治”破坏是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证据，说明民主思想（免费教育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潜能）已经让位于剥削 （把学生变成赢利中心，该中心具有滋养不平等的意外利益。）
这里特别令人担忧的是公司型大学试图发起针对高等教育的战争，将大部分老师变成没有权利、没有福利、没有安全感的兼职老师。美国许多没有终身教授 岗位的兼职老师已经穷得有资格获得食品救济券了，或勉强生活在贫困线之上。大学作为批判中心、公民教育的根本来源和关键的公共利益的缓慢死亡为构成性文化 的形成提供了根本性框架，正是这种文化产生了独裁社会并为独裁社会提供了合法性。高等教育的公司化是对民主的严重打击，并产生了一种无思想性，汉娜·阿伦 特认为这种无思想性是极权主义的核心。最近在罗杰斯大学上演的一幕就可以让人瞥见这种无思想性。否则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呢？罗杰斯大学最近为康多莉扎· 赖斯（Condoleezza Rice）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用35000美元请她来发表一场毕业典礼演讲。将如此崇高的学位授予战争罪犯没有任何荣誉可言。但是，高等教育现在已经牢牢 地盘踞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所说的军事工业学术联合体的核心位置。企业文化已经成为大学里最看重的文化资本，并使得接触它的任何东西都变得僵硬和堕落。
7. 大众文化在当今民主生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大众文化很大程度上被公司殖民化了，越来越多地被用来再生产消费主义、愚蠢和无知的文化。主流的大众文化是一种干扰和破坏想象力的机器，民众的情 感被引导到对奇异场景的魅力上，同时窒息了所剩无几的想象力，鼓吹一种观念，即任何批判性思考的行为都是愚蠢的，依靠诸如给“美国偶像”投票的花招给人一 种发挥主动性的幻觉。关于大众文化，我们应该记住的关键是它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而且发挥了创造特定欲望、主观性和身份认同的功能。大众已经变成了最重要和最 强大的教育中心或者我说的压迫性的公共教学法形式。电影、电视、谈话类电台节目、视频游戏、报纸、社交媒体网站、在线媒体等不仅给我们娱乐，而且是为我们 解释世界的教学机器，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制造某种具有狭隘政治视野的公众的作用。它们激发和创造了民众的情感，这种情感既有助于维持某种满意度又为维持新 自由主义政权的主导性价值观、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和政策赋予某种合法性。在有些领域，大众文化帮助制造了一群臣服者，他们愿意成为压迫自己的机构的帮凶。 明星文化将公共性转变为私有性，使愚蠢得到强化。这种促成了民众的幼稚化过程，因为它引诱和推动公民意识的死亡。监督文化破坏了隐私概念，对如何把民众限 制在钳制思想的私有化和原子化的轨道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军事化的大众文化提供了暴力场面和超级男子汉的形象，其能动性不仅是娱乐场所而且是一种用以解决 一切问题的协调性力量。暴力现在成为权力的最重要元素和塑造社会关系的协调性力量。市场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把人们变成了消费者，暗示公民的唯一义务就是购 物。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将民众去政治化的方法，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使其不再认识到自己作为有批判能力的积极投身公共事务的公民的潜力，清空任何要求深入思 考、社会责任和公民勇气的政治观点。
正如已经过世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曾经说过的那样，大众文化还有颠覆性的一面，它不仅是抵抗的场所而且是一种空间，其中教育成为政治的核心内容。这尤其清楚地表现在他的主张上， 即左派“没有意识到政治具有教育作用，没有意识到政治会改变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他指的是左派的失败，左派没有严肃对待政治无意识，没有意识到使用另类 媒体、剧场在线期刊和新媒体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主流媒体很少提供的反对派代表身上有重大的教学法价值。就这个例子而言，大众文化成 为强大的资源用来筹划和批判性地参与日常活动，鼓动对资本主义的另类叙述，激活那些能制造更多批判性和更多激情的主观性模式的需要。电影、电视、新闻报 道、社交媒体、和其他文化工具可以被用来让教育成为解放政治的核心，坚决承诺于创立具有民主特征的构成性文化。这里最重要的是进步人士需要不仅明白大众文 化及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模式的文化工具，同时将大众文化视为复兴激进想象力的工具而严肃对待，使教育成为政治学的核心，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欲望和梦想。 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正确地指出“教育是激进的政治团体的的最关键任务之一”，我们需要启动一种综合性的教育工程，从创办在线期刊杂志延伸到开办另类学 校。
8. 当我们谈到民主危机的时候，有些作家谈到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很可能受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最近的全球性危机的影响。你相信新自由主义处于危机之中吗？
我认为更合适的观点是新自由主义制造了危机并在危机中成长壮大。危机提供了种种机会，如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搁置政府的所有管制，并为极端的政 策赢得民众支持，这些政策在正常情况下是绝不会被允许实施的。人们只需要想想卡特琳娜飓风和布什政府用来摧毁公立学校制度并用特许学校取而代之的方式就明 白了。9-11袭击为美国提供了与伊拉克战争的机会，同时大幅度限制了公民自由，而这些给有钱人带来巨大利益并为公司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
9. “知识分子的退缩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但是它变得如此普遍，部分归咎于社会主义的崩溃，部分归咎于当今社会的市场化过程以及新自由主义对大学的重组。”在你看来，“知识分子的退缩”对激进社会变革的斗争有多么重要？
知识分子从谈论重大社会议题、帮助社会运动、使用其知识创造批判性的构成性的文化上退缩的严重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不幸的是，知识分子从反 对新自由主义和其他支配形式的斗争中的逃逸现在又有了与之形成对比的一个趋势，即将自己出卖给公司权力的反公共知识分子的崛起。更具体地说，新自由主义已 经创立了阐明教学法关系的庞大机构，它们将拆除管制、私有化和商品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军事化置于特权地位，同时制造了一大群反公共知识分子，这些人在很大程 度上为金融精英的利益服务。他们不是显示民主出了什么毛病而是竭尽所能地摧毁民主。这些知识分子被金融精英收买或出卖，他们不过是意识形态傀儡，使用其技 能摧毁社会契约、批判性思考和能够创建非商品化价值观和民主公共空间的所有社会机构。结果，他们成为民主的敌人，在创建主观性和价值观方面至关重要，这些 观念相信资本而不是民众才是历史的主题，相信消费才是公民的唯一义务。其目标是将意识形态、管理模式和政策正常化，正是这些重新制造了极度的不平等，为很 多人带来了痛苦，却为公司和金融精英带来巨额的利益和危险的特权。他们是为无思想性完全彻底辩护的异教徒，他们认为任何批判性思考都是愚蠢的。而且，这种 知识分子是说明下面这个事实的绝佳样本，即新自由主义代表了一种新的历史关头，其中文化机构和政治权力已经在影响政治方面呈现出全新的生活形式。这里隐含 的意思是各种派别的左派人士必须创立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队伍，无论是在高等教育还是另类媒体和具有传播意义的任何空间。
知识分子有责任将其工作与重大社会议题联系起来，支持民众运动，从事影响政策的活动，为所有人带来利益而不是仅仅为少数人服务。该建议的核心是需要 认识到观念在反对独裁主义的斗争中的重要性，教学法必须是任何可靠的政治观点和集体斗争的核心。尤其是在合法暴力和独裁的时代，公共知识分子有义务为全球 和平、个人自由、关心他人、经济正义、民主参与。我完全同意过世的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观点，他坚持认为“为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辩护”具有重大的政治重要性。“知识分子首先要批判现有秩序。如果没有真正的批判力 量，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成为投身公共事务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本身既不是外来观念也不违反作为大学学者的本分，相反，它是学者定义的核心内容。简单 地说，大学教师有义务进入公共领域，不害怕表明自己的立场，提出引起争议的观点，充当道德见证人的角色，提升民众的政治意识，阐明隐藏在公众视角背后的权 力因素与政治的联系。
10. 最后一个问题。你对左派的未来和笼统的进步政治的未来感到乐观吗？
成为左派却同时屈服于反乌托邦视角的正常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人必须乐观同时也必须讲究现实。这意味着不存在浪漫化的乌托邦主义的空间。相反， 人们必须受信仰的驱使，即年轻人愿意主要为了将来而斗争，在这个将来，尊严、平等和正义最重要，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存在强大的势力来阻止这些斗争。更 具体地说，希望必须建立在精心思考的集体行动的基础上。权力从来不完全处于支配一边，抵抗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各种派别的左派人士必须投入到反对经济不 平等的议题上，克服其碎片化倾向，形成争取激进民主的国际性社会团体，并为公共利益辩护，采取筹集经济支持的活动，严肃看待政治学的教育本质和改变人们思 维方式的必要性，形成全面的政治观点和与之相配的广阔视野。历史是开放性的，虽然大门常常很快就关闭了。就我个人而言，问题不在于我是否感到悲观，而是我 如何使用自己拥有的思想资源阻止其更快地恶化，同时努力争取一个民主承诺似乎就在可能性的地平线上的社会。
译自：An Interview with Henry Giroux on Democracy in Crisis by C.J. POLYCHRONIOU
作者简介：
波里克洛尼欧（C. J. Polychroniou），希腊杂志《自由新闻报》（Eleftherotypia）撰稿人。
亨利·吉鲁（Henry A. Giroux），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英语和文化研究系全球电视网讲座教授和Truthout董事会成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最 新著作包括《可疑社会的年轻人：民主或可处置性？》、《希望之后的政治：奥巴马、年轻人、种族和民主的危机》、《黑暗之心：反恐战争中的虐待儿童》、《论 批判教育学》、《教育和公共价值观的危机》等。
本次采访发表在《自由新闻报》2014年5月30日-6月1日的周末版上，译者感谢亨利·吉鲁教授的支持和帮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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