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衣廠突然倒閉,老闆欠薪走佬,這樣的事情近年在土耳其時有發生,特別是對於小型企業來說,在無法與大廠競爭訂單、難以承受日趨不穩定的市場環境 下,小型製造業工廠相繼倒閉,己是大勢所趨。今年年初,Kazova製衣廠的老闆欠薪逃跑,近百名工人開始了至今為期七個月的示威抗爭,當中廿多位工人在 剛剛的九月中,開始佔領工廠,並自行運作、生產針織衣服。
Metin Yegin是土耳其著名作家和紀錄片導演,某天他接到工人的來電求助,那時工人已靜坐示威多月,並開始了連續十天的絕食,但是換來的只是防暴警察的打壓, 老闆仍然不知所縱,抗爭工人卡在這樣的關口,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該如何走下去?因此,他們致電Metin,希望得到些建議和支持。
Metin過去在南美洲多年,西班牙語說得如母語流利,他的電影和寫作紀錄了南美洲的抗爭,如巴西的無土地運動、阿根廷的工人佔廠抗爭,都能找到他 的身影。多年來,他一直積極參與在土耳其各種社運的現場,也利用自己的位置,串連各界別人士、如律師、知名作家、藝術家等,增加抗爭的影響力。
Metin笑言工人們找他幫忙,是看中他沒有政黨背景,不會為了政治利益出賣他們。「工人也是很有政治意識的!」當然,還有他多年來在社運的參與和 國際的經驗,也令工人對他較為信任。受阿根廷佔廠運動的啟發,Metin找來佔廠的紀錄片和資料,與工友們一起研究和討論。在這之前,工人從來沒聽說過佔 領工廠,一起看著阿根廷佔廠工人如何爭工廠的使用權、如何進行民主生產,工友們越看越興奮,於是開始摸索如何再次啟動工廠的生產。
「佔領、反抗、生產」是構成這次工潮的三大成份。有別於以往罷工和遊行等土耳其工人常用的抗爭手法,這次的突破是工人重新回到生產領域。在生產中, 建立起由工人作主的新秩序。Metin一再強調生產在抗爭中的重要角色,抗爭的源起是老闆剝削了工人,工人得不到勞動回報。工人是在無法維持生計,迫不得 已的情況下才出來反抗。所以,要是工人連基本的生活也成問題,抗爭也會無以為繼。
這讓我想起去年認識的Hey tekstil工人,工人們在裁員後連續示威500多天,政府企業不聞不問,縱使這批工人團結又有抗爭的決心,但他們終究得為了生計,而重新找工作。工人 陸續複工,現在只能象徵式地每天派一人在廠門外輪流靜坐,爭議最後循司法途徑解決,至今還在等待判決中。
於是,Kazova工人開始認真思考生產的可能性,說起生產,機器和原材料最為重要,Kazova老闆在關廠時,不但將值錢的機器帶走,還把那些賣 不出好價錢的舊機器打破。工人於是分工合作,懂維修的工人將壞機器修好,有工人在倉庫找到原材料,於是很神奇地工人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又重新開始生產起 針織衣。
「什麼是民主?」Metin提出這問題,「每五年投票一次的不叫民主!」他即場拿起一張紙,裝模作樣地畫幾筆,然後對摺再對摺,「你看,我們每五年 就做這樣的事一次,你說這就等於民主嗎?這不過是摺紙遊戲而已!」他強調,選舉民主並不是民主的全部,民主必需要落實到生活中、落實到基層中,那才有意 義。民主不是一句動聽的口號,是每個人都能擁有決定社會該如何的權力,例如土地如何使用、教育的制度、資訊的開放和接收等等。「又或者這樣說,一場貓和老 鼠的競賽,每次都是貓贏,那是民主嗎?當然,你知道,我說的貓是指資本家,而老鼠就是工人、窮人等低下階層。」
佔領工廠,工人自行生產就是直接民主的實踐,「我們讓每個工人來決定所有生產細節,以及接下來的抗爭策略和方向。」事實上,他們每隔幾天就會一起開 會討論,透過討論達成共識和集體投票的方式作決定,參加者不只是工人、還包括工人的配偶和子女。「當然要包括家人,工人的工作直接影響到他的家人,所以工 友、他們的妻子或丈夫,以及子女都會邀請參加會議,孩子只要年滿六歲就有投票權。」我笑指,那是我聽過最年輕的投票年齡,Metin自豪地指他們希望在每 個細節中落實民主。
外部的支持同樣重要,就在這訪問的前一晚,Kazova工人在廠外完成一場「工人時裝秀」的團結晚會,工人們當起模特兒,穿起佔廠後第一批生產出來 的衣服,展示他們的勞動成果。Metin是活動的主要推手,他連結了本土著名作家、藝術家的參與,希望能爭取更多外界的支持。「在Gezi Park抗爭以後,更多人有興趣進一步探討民主的實踐,更多人開始關心發生在社會上的反抗事件。」這晚,就有許多團體以外的市民,前來購買衣服和為工人打 氣。
Metin說到運動更大的圖像,「Kazova的佔廠運動只是其中一部份,更重要的重新連結不同的人和社區。」資本主義將生產和消費變得斷裂,生產 者和消費者,以至生產者之間都變成是互不相干的個體。「我們在想像,要建立直接和在地的生產與消費,舉個例子,組織消費者親身到農場買蜂蜜、或農夫到市區 擺攤,讓農夫和消費者能相互認識,我們要重建這種斷裂的關係。這也是為未來的抗爭作準備,要是將來農民面對迫遷收地問題,也較容易得到外部的支持。」
接下來,Kazova工人計劃將戰線延伸到勞工局,他們要求政府代替破產公司向工人發還欠薪,以及將工廠交給工人管理,讓工人能繼續生產。 Metin指輿論也傾向支持工人:「在金融危機時,政府出資救大企業、救銀行,他們拿的是我們納稅人的錢去救;現在製造業有問題,有一間工廠破產,但工人 仍能生產,為什麼政府不能救?政府不能對大企業和勞工持雙重標準。」
Kazova的佔廠行動在土耳其首次出現,有別於過去土耳其工人的典型抗爭模式,他不但為其他工人展示出不一樣的可能性,也提供一個有關直接民主的 具體示範,就像Metin所說,自從Gezi Park的抗爭以後,土耳其人開始討論不只要保衛Gezi Park,還要回到自己的生活區裡,組織其他的鄰里,透過重建人與人的關系,將政策和政治的討論帶到社區中、工廠中、鄉村裡,好讓直接民主能在各地開花結 果。
延伸資料
Kazova事件報導
hey tekstil工潮事件報導
土耳其工人:港商利豐,你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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