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苏维埃积弊挥之不去 | 经济学人

原载《经济学人》2011.12.10

翻译  2011.12.11

20年前的12月，苏联解体；20年后的12月，一群愤怒的年轻人走上莫斯科街头，抗议统一俄罗斯党的统治（“骗子小偷之党”），高呼“俄罗斯要摆脱普京！”抗议者中，数百人遭拘留。莫斯科市中心部署了军队“维护安全”。20年前涌上街头埋葬苏联的人数达50万之众，相比之下，参加这次抗议的人数要少得多。然而，这次抗议活动却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12月4日议会大选受到操纵是引发此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但是，表象之下，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

俄罗斯总理弗拉基米尔·普京宣布，局势“稳定”，赢得了最终胜利。话音甫洛，执政当局的合法性即遭质疑。普京承诺，要重返克林姆林宫，再掌总统大权，和前苏联共和国成员重建欧亚联盟。统一俄罗斯党在11月末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凸显出苏联式的味道。这次大会提名普京为总统候选人。一名电影导演雀跃地表示：“我们需要一名强大英勇、聪明能干的领导人……我们有这样的人选：那就是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一名钢铁工人在大会上讲述了普京如何“使工厂从破产边缘扶起来”，并以“其英明的建议”支持工厂。一位带着19个孩子的单亲母亲感谢普京开创了一片“光明的未来”。

如此种种，加上当前理想化了的前苏联时代，理应成为普京的卖点之一。没有令人厌倦的政治辩论、相当广泛的个人自由、摆满食品的商店：这不正是人民所需吗？然而，不可思议的是，普京得到的回应却是一片嘘声：最初是在11月20日举行的一场格斗比赛上[1]，后来是在投票站里，现在则转移到了街头。苏维埃式的豪言壮语，换来的却是反对之声。

独立民调研究机构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re）的列夫·古德科夫（Lev Gudkov）表示，这种反对专断、腐败和独裁政权的做法本身就是苏联遗产的一部分。驱动抗议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人们渴求变革的共同愿景，而是因为别无选择。俄罗斯依然是一个新旧混合的国度。和苏联相比，俄罗斯的地域小一些，消费主义多一些，集体主义少一些。不过，虽然苏联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维持政权的机制依然健在。法庭、警察和安全部门等主要机构控制在官僚手中，用以维护自身的权力和财富。俄罗斯总统事务管理局这所机构未经选举产生，却占据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楼和场地。

更重要的是，苏联式的风气制度（mental software）比其意识形态更加长寿。1989年，尤里·列瓦达（Yuri Levada）带领一批社会学家开始研究所谓的“苏维埃人”（Soviet Man）。这是一个人造概念，具有双重思想、家长式统治、疑忌、孤立主义的特点。当时这些社会学家认为，“苏维埃人”正在消失。但是，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们意识到，“苏维埃人种”（Homo Sovieticus）变异重生了，获得了一些新特征，如，变得愤世嫉俗、充满敌意。这可不是基因遗传所致，而是克林姆林宫所宣传的机制性约束和扭曲的经济与道德刺激因素的产物。

列瓦达小组最初怀疑，这种风气制度是一代人的特征，其实不然。操纵莫斯科选举的人中，不仅有亲历过苏联政权的中年人，还有数千名支持克林姆林宫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首都，分散到莫斯科的各个角落，一人投下多张选票。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们在斯大林风格的人民成就展览馆的一个空展厅搭起帐篷。他们大多出生在苏联垮台以后，没有经历过苏联政权。

大选结果也表明，俄罗斯社会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不愿意继续维持现有体系。数千名怒火中烧的男女老少试图阻止舞弊，保护自己的权利。有一位选举观察员被扔出了投票站，他在博客中写道：“我想我会羞愧死的……我未能保护大家的选票……原谅我。”这种声音或许依然微弱，但是两方人马之间的冲突，其实代表了不同文明的冲突。这一迹象显示，废除苏联体系的进程始于20年前，时至今日，依然任重道远。

道德真空

1991年，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倒台后，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人们都希望，俄罗斯能够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加入文明世界。但是，这种观点未能考虑现实国情：苏联70年的统治造成了国家经济破败、人力资源枯竭、精神和道德受损。谁也不知道，苏联之后，国家何去何从；也不知道，俄罗斯人本身究竟代表着什么。意识形态和地域限制已然消除，但是道德并未因此而明晰多少。

特别是，苏联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知识分子——推动苏联垮台的力量——却对其解体措手不及。_­一度“毫无希望的事业”，转眼成真，但是，事实很快表明，这个国家没有能够并且愿意创立新制度、勇于担当的精英阶层。苏联的功过和制度从未有人恰当地进行过审视；相反，苏联的一切都成为笑柄。Soviet一词缩写成了sovok，而这个词在俄语里指“簸箕”。列瓦达中心的古德科夫表示，其实这种自我嘲笑不是在理智地抵制苏联体系；不过是轻浮地取乐罢了。多年的家长式统治之下，人们被排挤与政治之外，已经没有多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多数人不愿意为国是承担责任。

随着政府废除价格管制、苏联储蓄分文不值，这种轻浮心态才结束。1993年，鲍里斯·叶利钦为镇压武装叛乱，向苏维埃议会开火[2]。很快，人们不再期盼奇迹，代之以幻灭和怀旧之感。人们渴望秩序和稳定，认为政客无法带来秩序和稳定，只有军队和安全机构才能做到。

英雄现身

普京年轻、沉着、冷静，有一双迷人的蓝眼睛，完全符合人们的期望。普京虽然由叶利钦钦点，但是他和这位病痛缠身的领导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普京的成就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局势不无关系，但是他强调，他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普京受欢迎的因素有二：经济持续发展，能够支付积欠的工资也养老金；向车臣开战。二者均象征着国家的回归。

在缺乏新的远见或者认同感的情况下，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划清界限的方法就是效仿之前的一个时期——已逝的苏联时代。普京充分利用人们对过去理想化苏联的留恋，重启苏联时代的国歌，不过，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地域上，普京均无意重建苏联。他曾一再表示：“不抱憾于苏联消逝之辈，可谓无心；而希望重建苏联之徒，可谓无脑。”

普京是克格勃出身，故而十分清楚，苏联时期，国家管制经济，毫无前途可言，意识形态徒有其形。而其克格勃经历也使他相信，民主和公民社会不过是为西方的意识形态打掩护罢了。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金钱和权利重于一切，这就是他着手巩固的目标。

俄罗斯已经厌倦了意识形态，普京也不强人所难。他所承诺的就是（大部分都实现了）提高收入；恢复苏联时代的稳定和价值观；供应更多消费品；允许人们旅行。上述种种，均符合二十世界八十年代起就一直流传的“自由”标准，人们也就高兴地认可了他的要求，即远离政治。虽然普京奉行专制，但是在俄罗斯人眼中他很“民主”。

普京轻易消灭了其他任何可选的权力来源，这不仅证明了他的实力，更加说明了俄罗斯的机制存在缺陷。叶利钦痛恨共产主义，拒绝审查媒体或者干预司法体系。普京就无所顾忌了。首先，他控制了电视台，然后又控制了石油和天然气。伊戈尔·马拉申科（IgorMalashenko）帮助建立了俄罗斯第一家私有电视频道NTV。他说，他原以为“没有几个记者愿意回到马厩里。但是，我错了。”

二十世界九十年代的俄罗斯，比普京时期的俄罗斯自由得多。不过变化不是产生于一夜之间，而是渐进的，而且这种变化建立在从上一个时期继承来的金钱和权力的关系之上。九十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中，苏联官员和一小撮俄罗斯寡头攫取了财富。历史学家兼分析师吉里尔·罗戈夫（KirillRogov）发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资本的不公平积累——资本的积累通常都是不公平的——而是从未建立起清晰的竞争规则，以及从富人向穷人转移财产的机制。

叶利钦执政时，寡头受庇于其政治势力而免受竞争。而普京则仅仅反转了一下方式而已，把寡头收于麾下，只要征得他的同意，即可保有其财产。自此，保证财产所有权的不是所有者的财富，而是官僚的权力。政治权力和财产之间的连系从未破裂，而在运转良好的民主社会，政治权力和财产之间必须泾渭分明。

特权金钱化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私人没有财产，但是能够得到权力和地位上的补偿。一党大佬本身并不拥有任何一家工厂，甚至买套公寓都不行，但是他在党内地位崇高，因此可以拥有国家的集体财产，其中包括给精英的住房和特供食品。“特别”一词在苏联体系中大行其道，有“特别会议”、“特别部门”和“特别政权”。

苏联高层官员决定把手中的权利“金钱化”，转换成财产，苏联体系随之坍塌。“特别”一词也商业化了，演变成eksklusivny （专有）elitny （精英）之意。几乎任何营销都可以使用该词，从房屋到理发，不一而足。在普京执政期间，“特别”又重获苏联时期的含义，而其商业价值也没有丢掉。一辆黑色的奔驰，闪着蓝色的灯光，从行人中穿过，成了权力和金钱的终极象征。同时，这个词也是不平等的象征之一，成为最近这场抗议活动的诱因。

官僚（尤其是安全机构）向商人施压的故事屡见不鲜。最著名的案例是米哈伊尔·霍尔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Khodorkovsky）和尤科思石油公司遭瓜分。类似案例还有上千起。统计数据十分惊人：过去十年间，俄罗斯每六个商人中就有一名因经济犯罪遭到起诉。俄罗斯法律和经济研究中心显示，多数案件没有起诉方，而无罪开释的次数近乎于零。这表明，俄罗斯遭监禁的大批商人都是起诉者、警察和法官腐败的受害者。这些官僚可以随意没收企业资产而不受惩罚。

1994年，著名自由自由经济学家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提出警告：“官僚体系和黑手党系统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区别只是目标不同而已。”2009年，他的书付梓之后，其警告一语成谶。过去几年间，这一“巨大混合体”开始把触角伸到公共生活的各个部分，只要有钱可图，就有其身影。商人遭受暴力侵害的事件随处可见。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苏联式的“逆向选择”（negativeselection）政策，即最优秀、最活跃的人遭到压制甚至消灭，而寄生虫一样的官僚和执法者则获得奖励。昔日斯大林以压制和灭绝达到目的，现在的俄罗斯则以腐败和国家暴力取得同样的效果。

官僚制度的最要资源是参与到租赁分配链之中。这样官僚制度可以把资金分配到敏感地区和工厂中，也会加强国家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煽动家长式统治。普京花了很大力气才建立起国家是唯一恩人的形象，在高油价的推动下增加收入。他在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大会上强调，只有国家及其执政党才有能力解决人民的问题。“没有其他人负责村镇、城市或者地区甚或整个国家的事务。不存在这样的力量。”

地方行政长官推广了这一观点。他们在大选前告诉公民，只有投票给统一俄罗斯党，地区才能获得资金支持。“只要我们有责任心，就别无选择，”贫困的乌德穆尔特共和国（Udmurtia）的一位区长告诉群众。“我们必须去给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投票，达到99.99%。苏联时期就是这样，而且当初我们如果没有违反这条命令，恐怕现在依然生活在苏联统治之下……比现在的境况要好得多。”批评者认为，实际上，国家有很多职能都未予履行，比如提供适当的医疗、教育、安全和公平。但是，在俄罗斯，文字和象征通常比体验重要。

围城心态

在普京重现的苏联符号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俄罗斯是个大国，但处于敌人重重包围之下。普京倡导的历史中，斯大林代表俄罗斯的伟大（他的压制政策不过是美国强加的冷战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而已）。普京套用了斯大林主义者最爱用的公式：俄罗斯是一座被包围起来的孤城。

虽然俄罗斯不存在铁幕，互联网也很自由，“似乎有堵无形之墙，分割着‘我们’和一切‘他者’事物，”列瓦达写道。确实，他的调查显示，到2004年，认为自己和其他国家人民没有差别的人数减少了，同时，认为俄罗斯被敌人包围的观点加强了。

最近议会大选还伴随着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指出美国反导系统威胁着俄罗斯的存亡。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发表了一份挑衅十足的声明，国家电视台播放了一段很长的视频，展示了俄罗斯的导弹、雷达以及其他攻击武器，再加上紧张的背景音乐，似乎对俄罗斯的攻击一触即发。宣传的对象不是俄罗斯精英阶层挥霍时间金钱的西方，而是国内观众。

任何在国内批评俄罗斯的声音都是在帮助国外的敌人。普京在对党代会的发言中，抨击了接受西方捐赠的非政府组织“影响我国的大选进程”。他说，那些“所谓的资助接受者”就像叛徒，讲话末尾他引用了斯塔林时代的话：“真理掌握在我们手中。胜利与我们同在！”他显然没有加上第三句话：“敌人会被消灭掉的！”普京讲话不久，俄罗斯的传声筒似的电视台（压根没有播放任何当前抗议相关的消息）播出了一段宣传片，内容关于格罗斯协会（Golos），这是一家一流的独立选举观察机构，宣传片企图诬陷其员工是西方的代理人。

敌人环伺，动机无一高尚，这种战略滋生出愤世嫉俗的心态。在这方面，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和苏联感觉迥异。那时的领导人眼中不只有利益，还有价值取向。共产党或许僵化压抑，但是至少没有被称为“骗子小偷党”。苏联领导人不鼓励愤世嫉俗：他们自矜身份，说一不二。例如，苏联首席意识形态宣传者不会匿名写小说，揭露自己创建的体系的缺陷，而现在，克林姆林宫的首席战略师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VladislavSurkov）就这么做了。

克林姆林的很多政客其实都认为自己是渐进的西化者，挣扎于落后麻木的人们之中，民众既无力品味民主，更无力实施民主。这些人士认为，如果人们的工资一直涨下去，必将吞噬一切。不过，当普京表示，他和梅德韦杰夫交换工作是早已安排好的，人们感到受骗了。这种堂而皇之的阴谋诡计之中，一切都是虚妄，毫无真是可言，因此，即使在大选开始之前，统一俄罗斯党的获得的支持已经下降。当克林姆林决定公开操纵投票时，愤怒之情喷薄而出。

经历了十年的“稳定”之后，俄罗斯宛如苏联末期一样，似乎经受不了任何震动。今昔最大的不同在于，苏联有清晰的结构，而且戈尔巴乔夫不愿意动用武力保卫自己。而现在的环境则大为不同。

普京不大可能效仿戈尔巴乔夫，取消舞弊得来的大选结果。他可能采取更多积极的压制手段，从而使俄罗斯更像苏联。如此一来，危机只能雪上加霜。普京高度个人化的权力如何遭到挑战，其结果如何，只能待来日见分晓。但是，俄罗斯一日未能创建倡导诚实、开放、包容、积极精神的体系，那么无论领导人如何更迭，都不能使俄罗斯摆脱苏联的阴影。

from the print edition | Briefing 

---

[1] 当地时间11月20日晚，俄罗斯总理普京在莫斯科观看了一场格斗比赛，俄著名重量级格斗选手菲多・艾米连科在比赛中战胜美国选手杰夫・蒙森。比赛结束后，普京走上擂台向其道贺，不想遭现场近2.2万名艾米连科粉丝喝倒彩，发出嘘声。

[2] 即1993年俄罗斯宪政危机。

  查看评论

from 东西 http://dongxi.net/b13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