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年前的不認可，到兩年之間的曖昧沉默、不予表態，到此番的高調承認，如此「腦筋急轉彎」的背後，一方面是事態畢竟過於突然，突然到任何人都措手不及；另一方面，只能說，從中國自身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承認其合法性，並助其平穩過渡，是風險最低的選擇。
文/劉檸
12月19日，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暴死的消息傳遍了世界，使此前東西方媒體關於這位當今世界最神秘「君王」的健康狀態的形形色色的傳言（一年說、三年說，甚至本人早已於N年前死亡的「克隆說」等）不攻自破。通過電視鏡頭和互聯網視頻，朝鮮人民沉浸於無以復加的悲痛之中的情形，令中國人回憶起35年前毛澤東去世時的情景，恍如隔世。
但正如斯時斯刻，大多數中國人不會想到「後毛」時代的大幕已經開啟一樣，今天朝鮮的一般民眾，也許還來不及反應。但無論如何，在一片如喪考妣、哭天搶地的絕望氛圍中，「後金正日」時代已悄然拉開了帷幕。
翌日上午10點，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為首的中國領導人前往北京的朝鮮大使館弔唁金正日。胡主席對朝方表示：「中國黨、政府和人民對金正日同志不幸逝世深感悲痛，金正日同志是朝鮮党和國家的偉大領導者，是中國人民的親密朋友，他為朝鮮革命和建設事業傾注了畢生精力，為推動中朝傳統友好合作關係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人民將永遠懷念他。我們相信，朝鮮人民必將繼承金正日同志的遺志，緊密團結在朝鮮勞動党的周圍，在金正恩同志領導下，化悲痛為力量，為建設社會主義強盛國家，實現朝鮮半島的持久和平穩定而不懈努力。」
這段不長的正式表態，向外界傳遞了兩個重要信息：其一是中方對金正日的蓋棺定論——「中國人民的親密朋友」，這個規格極高的評價，徹底拂拭了5年前對平壤「悍然」進行核試驗的慍怒和兩年前對其再次鋌而走險、置北京的顏面於不顧、實施核試驗的光火；其二，北京以極其鄭重的方式，首次認可了以金正恩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體制——此舉意義甚大。
此兩點的確意味深長。前者是對過去的總結，逝者已矣，本著寬大為懷的原則，彼此間種種不愉快一筆勾銷，統統化作美好的回憶，而目的恰恰是為了後者——共同面向未來。為了充分理解其中的深意，我們有必要把視線回溯到過往的17年，看一看在金正日政權時代北京與平壤的種種愛恨交織的情結。如此，方可參透北京此番表態的良苦用心。
1994年7月8日，「先帝」金日成主席崩殂。此前，儘管金正日經過20餘年的歷練，權力基礎已經相當穩固，但出於東方「禮儀之邦」的文化傳統，形式上，金正日仍服喪三載後，才正式「登基」。且為了表達對「父君」的孝敬之意，尊金日成為「永遠的主席」，党和國家均不再設主席職位，而金正日則就任國防委員會委員長，成為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世襲獨裁者。
與此同時，朝鮮發射一枚彈道導彈（大浦洞1型），以示慶賀。緊接著，召開最高人民會議，修改憲法，以憲法背書的形式，實現了從「主體思想」到「先軍政治」的國家路線轉換——此乃「金正日時代」的開端。
在金正日政權初期，平壤對北京相對比較疏離。一方面，彼時的中國，尚未坐成經濟大國，國內面臨國企脫困等種種問題，在國際上比較低調，對朝鮮的影響力也日益低下。另一方面，在金大中執政時期，「半島統一」聲浪甚高，朝韓關係如日中天，2000年平壤朝韓峰會之後，韓國經援成為朝鮮的經濟支柱。
同時，華盛頓對平壤也比較「低姿態」。為解決第二次朝核危機，克林頓政權時期，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甚至親訪平壤。在這種情況下，北京之對平壤「鞭長莫及」，便可想而知。所以，金正日上臺6年之後，才於2000年5月，首次訪問了北京。
在金正日政權初中期，平壤一直在謀求跟美國「單挑」。而如果沒有布什上臺及其上臺後發生的一切，這種可能性也未必絕對不存在。甚至在小布什已經把朝鮮釘上所謂「邪惡軸心」的恥辱柱之後，2002年9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對平壤閃電訪問時，金正日還請小泉給白宮捎話。
但後來，隨著布什全球反恐戰略的全面鋪開，日美軍事同盟強化，金大中下臺，「統一」的構圖漸行漸遠，韓國也越來越現實……對朝鮮來說，外部環境開始惡化。這時，對北京的依存才重新變得重要起來。這一點，從金正日訪華的頻度上亦可見一斑：越往後越頻密，死前一年，拖著病體，連續三次訪華。
平壤對北京的「溫差」，一方面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大氣候」日益趨冷、使朝鮮當初的樂觀預期徹底落空所致；另一方面，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經濟日益坐大，在國際社會發言權大增，尤其是看到朝核危機泥淖化、長期化的危險，也不利於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所以開始主動出牌，尋求朝核問題的解決之策。
2003年8月，在中方的多方斡旋下，首輪六方會談在北京舉行。至此，開始了以六方會談框架解決朝核問題的新時期。該制度在創設之初，在國際上頗受好評，被認為是以多邊機制解決地區性矛盾的一個創舉。彼時正值所謂「胡溫新政」時期，中國作為六方會談的「始作俑者」兼主席國，儼然一副「負責任的大國」勇於承擔國際事務的模範姿態。
然而，現實無情地嘲弄了中方宏大敘事的外交戰略和良苦用心：經過歷時六輪馬拉松式的談判，2009年4月，朝鮮宣佈退出六方會談，朝核問題歸零。作為主席國，中方好不尷尬，也很搓火，一度削減了對朝經援，以示對這個「壞孩子」的懲罰。
回過頭來看，平壤從開始到最後，其實始終在玩弄法律和文字遊戲，以所謂「階段性棄核」為砝碼，來博取實利。應該說，基於對朝鮮政權實質及其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致力於核開發的根本目的的理解，至少在六方會談後期，北京對平壤內心的真實企圖是有所瞭解的。
但在這個過程中，中方也看到從經濟上牽制朝鮮的構圖逐漸變得清晰起來。特別是源自美國的金融危機爆發以後，美歐日自顧不暇，而中國則靠4萬億元的救市效應，一舉穩坐世界老二。結果，對朝經援和投資不僅未減，反而有所增加。這方面，甚至引起了日美的恐慌。
日本媒體曾報道中國對朝鮮羅津港的租賃開發條約，認為其「不平等」堪比戰前日本對「滿洲國」的開發。此評價當否另當別論，但客觀上，以中國對朝鮮的經濟滲透，日美確已難望項背。
而與此同時，金正日健康日益惡化（據西方媒體報道曾來中國治療），北京當然不會無視「後金正日」時代朝鮮的權力移交問題和最壞情況下的風險管理及應對預案。對北京來說，無論從朝鮮自古受周邊大國左右的歷史傳統來看，還是從現實國際政治「力學關係」來看，「後金正日」時代的朝鮮政權，幾乎只有親中或親美兩種可能選項。
基於中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場，北京必須力保實現前者的選項。如此，便能理解為何近年來，連續有數名大陸「國際片」權威人士因朝鮮問題而被捕判刑，如前駐韓國大使李濱、前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金熙德及前世界史研究所朝鮮問題專家李敦球等。唯一合理的解釋是，包括金正日的健康問題在內的、涉及朝鮮最高權力的信息，早已被北京視為關涉自身國家利益的「核心機密」。
因此，西方學界有一種看法，認為中方近年來在朝鮮問題上形成了兩條方針，一是「無核化」方針，二是「維穩方針」——即維護朝鮮半島的現狀與穩定。因為對北京而言，朝鮮即使作為一個有核國家，其核武對中國的威脅並不大。而其在政權轉移的過程中，如果突然崩潰或陷於動盪的話，難民的大量湧入等風險則更加現實。更恐怖的一種前景是，朝鮮突然國體崩潰，三八線以南的美軍介入，甚至基地北移，中國將失去朝鮮的戰略緩衝，而不得不隔江與美國對峙，那無論如何是比現狀的任何風險都要嚴峻得多的局面。
從這種視點出發，也能理解北京對以金正恩為核心的平壤第三代領導體制的認可。西方媒體注意到，在金正日猝死之前，大陸從來不曾正面報道過金正恩的來訪，雖然朝方立「儲君」已近三年，且金正日不止一次攜正恩赴北京「托孤」。據日《朝日新聞》報道，2009年，朝方曾向中方正式通報接班人問題的方案，得到北京方面三條反饋：1、反對世襲；2、改革開放；3、棄核。
就是說，至少在兩年前，中方並未承認金正恩作為權力繼承人的合法性。當然，北京承認與否並不是決定性的，但作為地理上「唇齒相依」、歷史上有所謂「獻血凝成的友誼」的血盟國家，這種認可卻也不完全是形式問題。
從兩年前的不認可，到兩年之間的曖昧沉默、不予表態，到此番的高調承認，如此「腦筋急轉彎」的背後，一方面是事態畢竟過於突然，突然到任何人都措手不及；另一方面，只能說，從中國自身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承認其合法性，並助其平穩過渡，是風險最低的選擇。
（作者係北京學者）
from 陽光時務 http://www.isunaffairs.com/?p=2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