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木华黎
谣言热病潮
12月12日, 2011, 8:23 AM
撰文：David Bandurski发自香港
中国云集了3亿活跃微博账号（包括我自己的David bandurski），有官方消息说，在国内的社会媒体每天贴出各种消息大概有2亿条。为了能控制这股能制造潜在危机的信息潮，政府开始了一场战役去镇压哪些官方认定为“谣言”的信息，官方认为这些“谣言”威胁着公共安全，但是他们自己却又无法明确界定。在即将过去的一年，国内经历了一系列的公共言论、观点的灾难，政府已经开始给社会媒体公司施加压力，要他们对哪些他们发现的独断的、有威胁的言论进行清除，而政府媒体也开始试图抑制这种由于这些言论、观点激起的恶性的社会影响。
国内的“谣言热病潮”开始于8月份，紧随着7月23日发生在温州的高铁灾事故而被激起。由于愚蠢、笨拙的救援效果、高铁网络的安全质疑以及铁道部存在的腐败问题在很大范围内在微博上激起了苛责究低的愤怒，政府采取了统一的舆论观点来对整个事件进行调查。一旦政府领导人扭转了对事件的主导，他们就将所有相关的事实推向黑暗，仅仅剩下谣言去满足广大公众对事实真相的了解欲望。同样的，即使是“郭美美事件”也是暴露了政府主导的中国红十字会的腐败问题，另外就是在大连一场有组织的反对一个化学项目的示威也是真实发生的，他们从来不对外报道，中国的社会媒体就像一台“谣言粉碎机”一样屏蔽了这样的消息。
不得不向政府压力屈服，8月份社会媒体公司，像新浪的微博，中国最流行的微博平台，开始向那些他们认定是谣言的使用者发送发帖警示通知。第一条通知飞送到我的电脑上是这样说的：有这样一个使用者，因为他贴了一个消息断言在武汉一个谋杀嫌疑犯因为他爸爸的关系网络而被保释，结果这个微博用户的账号被禁了。新浪官方辟谣账号，告诉用户们说，武汉的警察“确信”这个嫌疑犯还在拘留中，在讨论的结尾，用户们贴上“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样的疑问作为回应，但是整个讨论区后来被关闭了。最后的结局看来，政府来断言说一件事情是谣言，事实上只是为了政治的利益与便利。
如今的政府对社会舆论与声音的狂热控制要迈向新的高度了。在十月份的高层会议上，有决定要“加强对微博和其他新形态媒体的控制与使用。”但是即使对更开放的言论自由的结果有所畏惧，但政府也清楚的知道对言论，尤其是社会媒体的这些行动是极度不受欢迎的。所以现在虚伪掩饰的审查制度被冠以一种为了社会安全责任而采取的反谣言机制。
转换的控制是一种惯例，正如中国高级网络安全部门的官员王晨上个星期所说，“我们要倡导一种健康的、正值的网络文化”，打疫苗、勤洗手、不搞艳遇。10月28日，新华社再次警告大众说：“像所有形式的邪恶与不公一样，网络谣言是极易传播的”他们也能够“毒害社会环境，影响社会秩序。”一旦某一事物被打上社会毒瘤的标签，那就很容易为了维持正义而将它彻底清除了。但是谣言不是通过谎言来的到最终确认的，当然，他们没有最终确认自己的说辞。创造一种信息能被自由的报道和辩论的环境，是唯一的办法去证明他们错了。换句话说，政府的审查机制只会让中国的“谣言热病”越来越厉害。
胡勇，北京大学的教授，也是中国新媒体研究方面的领先专家提出：当彻底散失了对官方信息的信任之后，国家控制公众言论“为谣言的传播培养了富足的土壤。”又或者像《南方都市报》创立者陈易中9月在他的微博账号上所说的一样——他不能再其它地方说——“审查制度是邪恶的，谣言是对谎言的一种惩处。”他写道，“他们是弱小反对力量的一种反抗的呼声，一场小型的带着打到更强大邪恶的肿瘤愿望的病变。”
David Bandurski是一个在香港大学的中国媒体项目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个中国独立电影制作人，通过他在香港的Lantern Films电影制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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