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慶日是 10 月 1 日，這是因為共和國在這天宣布成立；解放軍建軍紀念日是 8 月 1 日，這是因為周恩來、朱德、賀龍，及葉挺等在這一天，策動了南昌武裝起義。上星期記述了中共創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大），以及當中驚心動魄的開會經過。但心水清的讀者會問，若然中共一大在 7 月 23 日召開，那麼為何黨慶卻會定在 7 月 1 日呢﹖答案出人意表，原來竟然是「記不清楚」！
與會代表竟記不清開會日期
中共創黨早期，因為客觀環境艱難，每年都沒有餘裕去慶祝黨慶，再加上，國共分裂、五次圍剿、長征……中共一直顛沛流離。久而久之，對於一大究竟在哪一天召開，不同代表竟然有不同記憶，例如李達、張國燾記得是 7 月 1 日；陳公博卻說是 7 月 20 日；陳潭秋發表文章說是 7 月底；馬林給共產國際提交的報告籠統地說是 7 月……
難道沒有一大文件可作茲證？原來，一大後，第三國際代表馬林把文件帶走了，而中國代表又沒有好好保存一份。
後來，長征結束，到了延安，中共算是有了個比較穩定的根據地，暫免於顛沛流離，可暫喘一口氣，這時才有人抽空去處理黨史問題。1938 年，有人向參加過一大的毛澤東和董必武詢問會議日期，兩人都說記不清了，毛只記得是「放暑假」、「天很熱」，董認定是 7 月，至於具體日期就不記得了。
毛澤東把七一定作黨慶
結果兩人商量後回答，這樣吧，就用 7 月第一天作為紀念日。之後，毛在《論持久戰》裡便寫道：「7 月 1 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十七週年紀念日。」
到了 1941 年 6 月，中共中央終於以文件形式，《中央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週年、抗戰四週年紀念指示》，確認 7 月 1 日為黨生的紀念日，並要求進行相關紀念活動。同年 7 月 1 日，延安《解放日報》和重慶《新華日報》同時發表關於中共誕生二十周年社論。從此，七一正式成為黨慶紀念日。
值得拿出來說的是，雖然中共今天常常說，當年創黨是一件是開天闢地、改變中國命運的大事件，但事實上，即使是一眾與會代表，當年並沒有把事件真的看得那麼重。所以，就像上篇提到，陳獨秀和李大釗兩位關鍵人物，都因事忙而沒有抽空出席，一眾代表甚至沒有清楚記得開會的確實日子，又或者把有關文件好好保存。
邵維正解開歷史懸案
雖然毛澤東一錘定音，把七一定作黨慶紀念日，但究竟一大在哪天召開﹖不少人都心知肚明，仍是個未解之謎。
到了 1979 年，才由黨史專家邵維正，通過多方面嚴格考證，最後得出一大確切開會日期是 7 月 23 日的結論。邵立論嚴謹，結論最終獲學術界廣泛認同。
2018 年，曾任邵學術秘書的李步前，撰寫了〈邵維正對中共一大的歷史考證〉一文，道出了事情的來龍去脈，當中可以體會到，一個歷史懸案得以真相大白，原來也得益於七十年代尾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以及當時鄧小平所新倡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之時代精神。
話說十年文革後，鄧小平復出。未幾，一場稱之為「真理標準大討論」展開，背後就是鄧小平所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與華國鋒所主張的「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者間之交鋒。
1978 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喬木，提出要編寫一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計畫分 14 卷（後改為 12 卷）及 600 餘萬字，工程浩大，結果由社科院史學家李新牽頭，成立現代史研究室，調集人員，負責這個項目。這時在解放軍後勤學院從事黨史教學的邵維正，也被徵召，而他所負責的，就是第二章「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部份。
邵曾受到無形壓力
在收集和研究資料的過程中，邵發現一大召開日期，以及出席人數，竟然存在多種說法，經他作出梳理，竟有 25 種不同說法之多。當他想進一步解開這個歷史懸案時，但「卻明顯感受到來自周圍的不同態度」，「有的出於好心，提醒他『剛調到北京來不容易，還是老老實實把教學搞好，不要去冒這個風險了』；有的擔心這是幾十年都沒有搞清楚的難題，怕出不了成果還白費勁，弄不好會引起思想混亂。」
李步前在文章中沒有清楚言明是甚麼壓力，但可以想像，那時文革剛結束，毛澤東剛逝，毛的權威在文革期間被種種個人崇拜推至頂峰，而七一黨慶這個日子卻是由毛一錘定音，若要重新翻案，找出一大召開正確日子，那無疑會冒犯毛的權威，招惹麻煩，甚至被政治批鬥。
但正如前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主張，正刮起一陣新風，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學術界亦有所裨益。李步前的文章指出：「具體到黨史研究領域，解放思想就要敢於打破禁區，突破障礙」。
邵從多方面作出考證
從 1979 年 4 月開始，用了大概半年時間，邵致力就一大召開日期和開會人數進行考證。本文集中討論開會日期。邵首先從研究各代表的行蹤入手，過程中甚至包括翻閱已經存放在博物館，跟部份代表有交往的朋友之日記，又翻查舊報紙，找出個別代表在出席一大之前，先行參加的活動之舉辦日期，結果得出結論，那就是一大不會在 7 月 1 日召開，因那時在上海的代表只有 5 人，不足半數，所有代表到齊的時間該為 7 月 20 日之後。
後來邵又發現一份在五十年代從蘇聯移交中國的檔案，這份名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檔案中提到：「代表大會預定 6 月 20 日召開，但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 7 月 23 日才全部到達上海，於是代表大會開幕了……」根據這筆資料，開會時間可能是 7 月 23 日，或之後。
檔中採用「我們」作為表述，因此作者是有份參加會議的當事人。檔中詳細記載一大七次（七天）會議，每次會議的主要內容，又提到第二次會議後休會兩天來起草文件，到了六次會議後，轉到「上海市郊」（其實如上星期所述，正確地點是浙江嘉興南湖，但「老外」未必分得清楚）繼續開完第七次會，因此在上海前後共留了八天。
但邵知道，儘管這份文件可信度比較高，但卻始終是孤證，所以關鍵是能否找到其他事件作旁證。
一宗命案意外成了有力旁證
後來，邵又留意到，一大代表陳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提到：巡捕走後的第二天凌晨，「便聞有一女子悲慘呼叫……女子叫孔阿琴……」。而另一代表周佛海也在回憶中提到：「當晚發生一件奸殺案……」。邵去翻查上海舊報紙，結果在 1921 年 8 月 1 日《申報》找到《大東旅社內發現謀命案，被害者為一衣服華麗之少婦》這則新聞。又在《新聞報》找到類似報導。兩家報紙都報導「孔阿琴案」發生在 7 月 31 日，這便顯示巡捕闖入會場的日子是 7 月 30 日。而 7 月 30 日往前推八天，正好是 7 月 23 日。於是，機緣巧合，一宗命案成了有力旁證，證明一大是在 7 月 23 日召開。
一個纏繞了超過半世紀的歷史懸案終於解開，邵把這研究成果寫成文章，投給內部刊物《黨史研究資料》，並於 1979 年第 9 期發表。9 月某天，邵接到胡喬木秘書電話，說胡讀了他文章後很重視，特意囑咐這黨史研究的突破性成果，該在即將創刊的《中國社會科學》之創刊號上發表。結果，1980 年初，《中國社會科學》創刊號刊登了這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的考證》，全文近一萬八千字。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曾經是時代精神
李步前的文章特別提到，邵的研究成果旋即引起廣泛迴響，一位長期從事黨史研究的人員打來電話：「像這類過去已定論的重大問題都能重新突破，還有什麼問題不能研究呢！我們搞好黨史研究的信心更足了。」
中共中央書記處曾為邵維正的研究成果此開會討論，但最終還是認為，既然七一作為黨慶已經有幾十年，大家都習慣了，且是由毛澤東親自定下，遂決定黨慶日期不作變動。
作為一個總結，一個歷史懸案得以解開，原來是得益於當年鄧小平主張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之時代精神，讓學術研究不怕打破禁區。如果大搞個人崇拜，事事一錘定音，下下怕引起所謂的「思想混亂」，那麼，很多重大歷史事件，哪怕是創黨大會召開日期，真相都未必可以大白於天下。
最後，順帶一提，在南湖畫舫上的開會日期，也就是一大閉幕的日期，至今仍欠缺定論。有一大代表回憶，是在巡捕闖入李寓，驚動眾人匆匆散會後，翌日，即 7 月 31 日，到嘉慶南湖開會，不過另一代表董必武卻在一封信中提到，是隔了一日，張國燾和陳公博這兩位代表的回憶，也是隔了一日，那就是 8 月 1 日。
著名紀實作家葉永烈在《紅色的起點》一書中，道出自己作過的考證，他說查閱了 1921 年 8 月 2 日當地的《申報》，當中報導 8 月 1 日下午嘉興狂風暴雨，南湖內吹翻了遊船四、五艘。然而，一大代表的回憶中，卻無人提及狂風暴雨之事，因此推論南湖畫舫會議不可能在 8 月 1 日開。
但無論如何，中共官方仍未就此作一個權威的定論，這裡寫出來僅供讀者參考。
（中共創黨歷史系列之三）
（本文原先刊登於 5 月 12 日的《明報》，現今經過修訂再刊登）
from https://thestandnews.com/china/%E4%B8%AD%E5%85%B1%E5%89%B5%E9%BB%A8%E6%AD%B7%E5%8F%B2%E7%B3%BB%E5%88%97-3-%E7%82%BA%E4%BD%95%E4%B8%80%E5%A4%A7%E5%9C%A8-7-%E6%9C%88-23-%E6%97%A5%E5%8F%AC%E9%96%8B-%E9%BB%A8%E6%85%B6%E5%8D%BB%E5%9C%A8-7-%E6%9C%88-1-%E6%97%A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