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2 July 2021

【中共創黨歷史系列.1】中共創黨元勳的思想啟蒙源頭來自日本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創黨百年,在回顧一眾創黨元勳的歷史資料時,不難發現,當中最重要的幾位,都曾留學日本,並在那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從而得到啟蒙,而非大家想當然的以為是蘇聯。有港府官員人曾經因為一條公開試題目,而霸氣地說,日本對中國「只有弊沒有利」。但若然大家肯多讀書,且實事求是地看歷史,就不至於說出如此淺薄、晦氣的說話。

今年是中共創黨百年,相信七月前後,將有高規格慶祝。筆者也有興趣就中共當年創黨歷史,在本欄寫上幾筆,為讀者補充一些角度和視野。

李大釗和陳獨秀是創黨的兩大推手

有朋友會問,究竟誰人是中共之父﹖或許有人會直呼毛澤東,但毛雖然是共和國開國元勳,但若論起初引入和傳播共產主義,以至創立共產黨,他的角色微乎其微。其實,李大釗和陳獨秀兩位北大教授,才是中共起初創建最重要的推手。

雖然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這只是以實際社會影響層面而言,如果論學說和理論層面,中國最早反而不是從蘇聯,而是從日本引入馬克思主義,且全因一班中國留日學生。

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走上改革和圖強之路,其後更打贏「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兩場關鍵戰役,一躍進入世界列強之列。因此當時中國不少年輕人,都對日本心生嚮往,再加上清廷張之洞等封疆大吏提倡,不少青年走去日本留學,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為救國尋找出路。這些青年,包括早期的秋謹和徐錫麟,他們回國後加入新軍並進行策反,企圖推翻滿清;另外,也包括孫中山的左右手,黃興和宋教仁。

日本才是中國輸入馬克思主義源頭

另外一些留學生,在日本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驚為天人,且認定是中國出路,帶來另一番風潮。

這些留學生當中,其中一位便是李大釗,他在 1913 年赴日,1914 年考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接觸到社會主義和馬克思思想,不少學者相信,李就是在這個時候讀到河上肇和幸德秋水,這兩大日本馬克思主義先驅的著作,例如前者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後者的《社會主義神髓》等書,因而得到理論啟蒙。

李大釗在 1916 年返國,兩年後任職北大。五四運動後,1919 年,他與另一位北大教授胡適,展開了著名的「問題與主義」論爭,李為馬克思主義作出辯解;同年,他亦發表了著名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地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這篇論文,被認為是中國第一篇系統以及全面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論著,成了當時很多中國人認識有關思想的入門,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起了重大作用。

(必須一提的是,早於 1903 年,由梁啟超創辦的廣智書局,已經出版了由維新派趙必振所翻譯,由日本眾議院議員福井准造所寫的《近世社會主義》,趙曾因革命失敗而逃亡日本,在那裡苦讀,被稱為「中國譯介馬克思主義第一人」。但如果要數「中國引介馬克思主義第一人」,較多人會說是朱執信,早於 1906 年 1 月,這位官費留學日本學生,已經在《民報》發表過〈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等文章,介紹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等著作片段。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黨史頻道」裡,〈獻身革命的朱執信〉這篇文章中,把他形容為:「在撰寫專文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學說中,就其內容的廣泛性、客觀性而言,朱執信在辛亥革命前,是第一人。」另外,一些留日學生如李達、李漢俊(兩位都是中共創黨的第一屆全國代表大會的上海代表)等,亦翻譯了日本部份有關馬克思主義的論著,並向中國報刊供稿。但這些都是零碎的介紹及翻譯,論完整性及影響力都不及李大釗的前述論文。請留意,以上幾位人物,也都是在日本接觸到馬克思主義。)

李大釗在理論傳播上居首功

隨了寫文章之外,李大釗又在北大等五所高等學校,教授馬克思主義,影響了很多莘莘學子‧他開設了《現代政治》、《唯物史觀》、《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史學思想史》、《女權運動史》等課程,系統地講授馬克思主義。同時,他又在北大與陳獨秀,創辦《每週評論》,宣揚和推動共產主義。

1918 年底至 1919 年初,青年毛澤東曾當過北大圖書館助理員,在這裡他認識了當時正是北大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以及陳獨秀,他在這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所以,毛其實只不過是這兩位中國馬克思主義先驅的晚輩而已。

1936 年,「長征」後期,毛澤東在陝北窯洞裡接受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即那本著名的 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譯作《西行漫記》或《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作者)訪問時說:

    「……我去上海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在它的組織裡,起領導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國知識界領袖。我在李大釗手下當國立大學圖書館助理員時,就迅速地朝馬克思主義發展﹔陳獨秀對我發展這方面的興趣也大有幫助。我第二次去上海,曾與陳獨秀探討了我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親聆他談他自己的信仰,這在我一生也許是最關鍵的時期深深地影響了我。」

其實,要到十月革命爆發後,1920 年初,俄共成立了遠東局,4 月遠東局派遣成員維經斯基(Gregori Voitinsky)來華,他被稱為「俄共派來中國的第一位使者」。因為有任務在身(在本系列往後文章會再談及),帶來了大量與共產主義理論及俄國革命有關的文獻,才補充了過往日文資料的不足。

陳獨秀在組織創建上走最快

直到這裡為止,談的都是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理論傳播,如果談中國共產組織的創建,那又如何﹖

陳獨秀也曾留學日本。雖然研究馬克思主義比較晚,且在其傳播上的貢獻也不及李大釗,但在共產組織的創建上,他卻比李大釗走得快。

中國共產黨的最早組織,其實是 1920 年 8 月在上海首先建立,主要推手就是陳獨秀。當時陳已經離開北大,到了上海,他與前面提到的李漢俊、李達等人,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並由陳任書記。從此這裡就成了中國各地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為成立全國性質的中國共產黨發揮重要作用。

(順帶一提,《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就是由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員陳望道所譯,他早年也是留學日本。)

到了 10 月,李大釗等在北京;到了同年秋天,董必武等在武昌;之後,周佛海等在日本;之後,才到毛澤東等在長沙;再之後在濟南、廣州,以及周恩來等在巴黎,陸逐成立共產黨組織。所以,毛澤東其實也不是最早第一批共產黨組織的創建者。

當然,後來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打下江山,成立了共和國,但這已經是後話。

到了 1921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一大)在上海召開,宣佈成立中國共黨,並通過由陳獨秀任書記。下一篇再談箇中歷史。

日本因素的重要性

去年通識科試卷出了一條題目,叫考生去評論這句話:「1900-45 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結果引來一場軒然大波,被藍絲指責傷害民族感情,有港府官員更霸氣地說,日本對中國「只有弊沒有利」,無需討論。

如果能夠撇開情緒化反應,冷靜客觀去看,才能從歷史中認識更多。例如,對於「愛國者」來說,中共創黨是中國百年來頭號大事,而正如前述,李大釗和陳獨秀兩位關鍵人物,再加上中共創黨的一大裡十三名中國代表當中,李達、李漢俊、董必武、周佛海四位,以至前述多位為中國引入馬克思主義者如趙必振、朱執信、陳望道,也都是到日本留學,並在當地受到馬克思主義所啟蒙。因此日本因素,對中共創黨,其實有著正面,且是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果沒有日本這個因素,單靠十月革命和俄共的影響和推力,我估計中共創黨起碼要晚五年,那麼中共創立後,很快就會「撞正」蔣介石大權在握、如日方中的時候,雙方地位和實力懸殊,那麼國共爭雄的故事和結局,以至整個中國的命運,也就大概會完全改寫了。

(中共創黨歷史系列之一)

 

(本文原先刊登於 4 月 28 日的《明報》 ,現今經過修訂再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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