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一百萬人、二百萬人上街，才可以叫停政府的一項立法或政策，那麼我們的政府顯然已經病了；如果年輕人要通過衝擊和佔領立法會，才可以讓主流社會察覺到他們的不滿、沮喪，和絕望，那麼我們的政治制度、選舉制度，亦已經病了；如果付出了三條人命，社會仍然可以視若無睹，當作無事發生，「重新出發」的話，那麼整個香港也都病了。我不贊成衝擊/佔領/破壞立法會，但我卻希望當權者想想，單是譴責，但我們的體制卻依然封閉，不能反映和疏導民意，只能招惹和集結負能量，不能讓年輕人把他們的青春，轉化成改變政府、改變社會的正能量，那麼，儘管譴責有幾強烈，又會否是正本清源之道呢？或許在年輕人心目中，早在他們衝擊之前，立法會已經是一片被體制暴力夷平的廢墟。
今年七一，是一個令人傷感的日子。在這一天，一群反對《逃犯條例》的年輕抗爭者，由下午開始衝擊立法會，經過近七個小時後，到晚上終於成功闖入，佔領了近三個小時，期間進行了塗鴉等破壞。還幸在凌晨警察清場前，他們能夠自行散去，沒有釀成更大的流血衝突。
但無論如何，這一天已經被寫進史冊，成了一道歷史的傷口。
我得坦白承認，我心中有很多疑問：究竟這次佔領行動是否有必要？有否迫切性？又有否明確之目標？亦會擔心，衝突會否模糊甚至轉化了抗爭的焦點？輿論和民意會否逆轉？效果會否適得其反？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些年輕人對議會和政府都極之負面，從之後一些採訪和報導中亦看到，這些年輕人對我們的制度，感到十分沮喪和絕望，甚至有「死士」願意以自我犧牲、留守、被捕來明志，在最後一刻才被四周的抗爭者強行挾走。更甚的是，已經有三條人命為此付出了。
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有人問，香港為何會走到如斯地步？有人問，政治問題不能政治解決嗎？為何要用到衝擊、佔領，和破壞這些手段？
在一個民主政體，選舉和議會運作正常，人民可以用手中一票去改變政治現狀，把胡作非為的當權者趕下台，政治問題當然可以政治解決，極端的抗爭方式當然會欠缺「正當性」；但如果這是一個不民主的政體，沒有選舉，或者就算有，都只是徒具儀式，選票沒有實質功能，那麼又怎能旨望政治問題可以政治解決呢？
我們的制度是如何失效的？
在香港，我們雖然有所謂的「選舉」，但特首一職卻大家都無份投票，在立法會選舉，泛民一直取得過半多數選票，但在議會中卻幾乎無可作為，依靠選舉制度尤其是功能組別議席的庇蔭，建制派反而壟斷大多數議席，政府及建制派近年在議會中可謂予取予擕，連丁點空間都不留給泛民。
就連年輕人想選出自己的代議士，但也遭政府連番
DQ，趕盡殺絕。過去筆者已經反覆寫過，遭政府 DQ 的當選者及參選者，他們的選票和支持絕大比例來自年輕人，DQ 這些人，只會讓年輕人對選舉失去
good faith，甚至視自己為遭政權在政治上針對、封殺、消滅的一代。只可惜，政府對此置若罔聞，繼續接二連三以 DQ 作為政治打壓的手段。
面對種種有爭議的立法，議會採取快刀斬亂麻的方法，主席偏幫到出面，再不講程序公義，打壓和封殺反對聲音，這樣的一個議會，還如何可以贏得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尊重？
儘管說是「高官問責制」，十六年前，五十萬人上街，葉劉淑儀和梁錦松，還會問責下台（這還未計後來的楊永強）；十六年後，一百萬人上街，二百萬人上街，事件甚至鬧上國際，但李家超和鄭若驊卻仍然「好官我自為之」，之前為修例說盡好話的行會成員，仍然，在鎂光燈前彼此互相祝酒、加油，難道這就是「港式問責」？
一言以敝之，我們的制度已經失效。或許在年輕人心目中，早在他們衝擊之前，立法會已經是一片被體制暴力夷平的廢墟。
以「暴力」來報復體制上的「暴力」
倚靠這些制度，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對於年輕人來說，無疑就是任憑政府和建制派，透過不公的選舉制度、議會制度、政治制度，來讓他們胡作非為。
我們的政治制度，並不是年輕人覺得公義的制度，不是他們覺得可以用來改變現狀的制度，更不是他們覺得可以用來掌握自己未來的制度。對於他們來說，這些制度已經喪失了疏道民意的功能。結果，部份年輕人選擇了以「暴力」，來報復體制上的「暴力」。
美國的年輕人，曾經同心協力，選出了奧巴馬這位「Generation
X President」，所以縱使現況如何不堪，仍對未來保存希望，仍然相信「Yes we
can」；相反，香港的年輕人，試問他們又可以有手中一票，選出代表自己的總統嗎？反而只有靠包圍、堵塞、佔領，才可以讓政府聽到他們的聲音，緊張他們的聲音，難道這不是香港的哀歌嗎？
當「加強溝通」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
那麼，面對香港如今這「危急存亡」之秋，林鄭月娥又會做些甚麼來修補傷口呢？
在衝擊立法會同日，政府朝早的升旗禮上，林鄭致辭，說會汲取教訓，確保政府日後工作更貼近民心民情民意，並提出五點方案，簡而言之，就是會花時間與不同黨派、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立法機關等溝通，掌握社會脈搏，當中她特別提到，會與年輕人溝通：「透過不同途徑主動接觸不同背景的年輕人，聆聽他們的心聲」。
在 6 月 30 日，即林鄭致辭的前一天，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亦發表題為〈青年為本 加強溝通〉的網誌，強調：「政府會透過不同渠道，用心聆聽青年人的心聲，了解他們的想法和需要，吸納他們的意見及建議。」
但老實說，「施政以民為本」、「摒棄家長式管治」、「加強溝通」、「放下身段」這類說話，過去政府已經說過 n 次，甚至已經變成一種陳腔濫調，愈聽愈讓人感到作嘔。
說要溝通，但卻諸多禁區，處處設限
我想問，如果政府真的「加強」與年輕人溝通，他們卻提出要求「雙普選」、反對 DQ，反修例運動五大訴求等，政府又能夠聽得進耳嗎？
問題在於，我們的特區政府太多「政治禁忌」，處處設限，哪怕再多的溝通，到頭來意見都聽不進耳，反而只會造成期望落差，讓年輕人對政府的偽善加倍蔑視。
關鍵是北京要香港行一條「維穩」還是「中間」路線
說到底，如果北京要香港行的是一條「維穩路線」，而非「中間路線」，對異見處處「提防」、「設限」和「打壓」，而非「開放」、「疏導」和「吸納」，特區政府就連轉身的空間都沒有，那麼再多的所謂「溝通」，也只會淪為一種純然的政治姿態。
我有一位朋友常常說，歸根究底，問題在於，北京從來沒有管治過一個自由社會，亦因此不懂得去管治一個自由社會。
要求他們化解香港當前的困局，是否又緣木求魚呢？
（本文原先刊登於 7 月 3 日的《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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