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月前，筆者接受網媒訪問，就抗爭派不接受人大常委通過立法會延任一年，因此倡議民主派該總辭，杯葛「臨立會」，提出了我的反對意見，沒有想到，因此惹來網上熱議以及猛烈批評，還幸，之後不同院校的政治學者，包括港大、中大、城大、科大、理大等，都斷續表達他們意見，且看法相當一致，同樣反對總辭。隨著討論進一步深化，帶出了一些新的相關論點，筆者將在本文再作補充。
首先，這裡簡單向讀者重覆講一次，當日在接受網媒《香港01》訪問時，我提出過對總辭的三個質疑。
1) 延任後的議會等於當年的臨立會？
1997 年的臨時立法會，是中方「另起爐灶」下的產物，原任議員不能過渡，要「落車」，重新「選」過，而當時由中方所操控的所謂「選舉」，肯定會剔走一些民主派，再加入一些建制派，所以遭民主派抵制。但今次延任議會，不是另起爐灶，連外界最擔心的「DQ 4」（即四位被選舉主任褫奪參選資格的現任議員）都可過渡，亦沒有加入重新確認條件如要求支持《國安法》來重新宣誓，議會組合保持不變，因此把它拿來和當年臨立會相提並論，是引喻失義。
2) 「美化制度」所以該總辭抵制？
若然抗爭派認為加入一個不民主、不公平的制度，就是「美化制度」，其實去年區議會選舉，黃之鋒也被 DQ，那麼他們是否也該同樣杯葛﹖更何況，選後因為建制派在區議會中幾近被「清枱」，政府索性架空議會和建制派合作，那麼為了拒絕「美化制度」，抗爭派是否也該身先士卒，發起總辭呢﹖在自己沒有席位的立法會，就大義凜然要別人總辭；但到你自己有席位的區議會中，就默不作聲，這樣做，外人看來會覺得太過自利了。
3) 今天總辭一年後又如何？
能夠預見，可見未來香港的政治環境只會愈來愈惡劣，政治打壓和倒行逆施只會愈來愈多，明年的選舉一樣會有 DQ，民主派在議會的抗爭空間將愈來愈被收窄，選舉封殺、議會矮化、行政霸道不會短期內消失，抗爭派如果覺得今日的制度玩不下去，那麼一年後他們又會否參選﹖如果你覺得現時的立法會是「政治花瓶」，一年後同樣都會是「政治花瓶」，那麼現在你是否該告訴公眾，一年後是否會貫徹始終不參與，不要一句口號叫人總辭就算。
以上是我半個月前說的，半個月來，反覆被多個媒體訪問，它們提出了新的問題，這裡也一併與讀者分享我的答案和看法。
4) 這一年留守議會有何用嗎？
當然，我不認為留守議會可以甚麼事都做到，但也不認為留守議會甚麼事都做不到；我們不要把議會視作萬能，但也不要把議會說到一文不值。議員擁有的資源、憲制角色和權力，始終是制衡政府的有力工具。正如城大葉健民所言：「但從議會全面撤退、放棄議員種種權力，便差不多等於把公民社會幾十年艱苦經營努力建設的社區網絡、與政策社群的深厚聯繫，以至和各個公共政策持份者的對話空間也一筆勾銷。這些資產，真的全無價值嗎？這些實力，可以完全靠街頭勇武方式重建嗎？」
強弱懸殊，知已知彼，今天明顯不是追求決勝千里的時機，反而要有心理準備作細水長流的抗爭。如今大家面對的是一個強大和乖戾的政權，相對過往歷屆特區政府，它啟動了一場「超限戰」，越過愈來愈多大家長久信守的政治和道德界線，全方位打壓民主運動、反對派，以及公民社會，且已經到了不顧顏面的地步。如果對手無所不用其技，你自己反而迂腐，甚至自斷一臂，絕非明智。
5) 總辭可以讓國際社會進一步關注香港問題？
我相信，《國安法》已經是短期內最大程度讓國際社會關注香港的一個課題，如果要西方有更激烈反應，我相信只會是台海和南海軍事行動這些課題。更何況，世界各國都有因疫情而押後選舉，所以它們也會怕被「反抽後腿」。就連主力進行國際游說的羅冠聰，近日在 facebook 發文也說：「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進入與否，都不會引來國際的反彈，更不會是『背叛』了某些國家或政客」，我認為這是一個很中肯的估計。況且，正如港大陳祖為所言，總辭欠缺「顯然易見」的巨大理由支持，一般人看來未必是合乎比例 (proportionate) 的回應，我認為在疫情中外國人看來尤其如此。
6) 上次選舉選民給的 mandate 只有四年，做滿就不能留？
我們不能太過狹義和僵化地看這種「mandate」，否則的話，你甚至可以說政綱沒有寫入的就沒有「mandate」做，那麼四年前民主派政綱也沒有寫入反對《逃犯條例》，那又是否《逃犯條例》殺到時，你又說因為沒有「mandate」所以唔做呢﹖我認為，選民投票給你，就代表支持你的政治理念和路線，且相信你的為人，例如，選民投票給民主派就是希望他們能夠制衡政府，以及爭取民主自由人權，那個授權是到下次選舉為止，隨非你自行修改任期為自己延任。就如今次疫情讓很多國家(包括公認的民主國家)都延後選舉，大家有沒有聽過他們的議員要鬧總辭﹖他們就沒有「mandate」的問題﹖
7) （有些）抗爭派在初選贏了，（有些）民主派則輸了，因此後者沒有 mandate 留下？
請不要混淆，「初選」不是正式「選舉」，那只不過是民主派達成共識的一個機制，用來決定派出哪些人參與九月選舉，在初選勝出，也不代表你已經在正式選舉中勝出（所以有抗爭派說如果民主派留任議會的話，就該由他們來做「影武者」，背後操控，這樣的政治倫理實在讓人極之失望）。初選也不是一個信任公投（例如用在韓國瑜身上那個機制），更何況，初選不錯有六十萬人投票，但上次區選投票的卻有近三百萬人，就算單計民主派和抗爭派合共也有近一百七十萬票，兩者不能簡單等同或相提並論。
8) 以民調來決定民主派去留？
如果這是民主派參考的「其中之一」依據，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但如果要把決定完全「外判」給民調，把民調完全「神聖化」，我就想提醒他們，當年政改方案是否「袋住先」﹖在頗長時間內的多個民調，都顯示五成人支持四成人反對，但結果當然大家都知道，最後民主派在議會中否決了方案，因為他們覺得與自己的政治理念相悖。
民調不能取代政治判斷和領導
美國已故總統杜魯門便曾說過：「我心裡常有一個疑問，便是如果當年摩西及耶穌，有機會在埃及和耶路撒冷進行民意調查，那麼摩西還會否領導猶太人出埃及﹖而耶穌又會如何在耶路撒冷傳教呢？」
結尾，我想多引述一次陳祖為的觀點，他總結多年來觀察本港和海外的民間抗爭經驗，指出大型或激烈的的抗爭行為必須「出師有名」，其理由必須為社會顯而易見，亦要針對具體事件，例如執法極大不公、政府推出極壞的法案、嚴重的選舉舞弊等，才能得到大部份市民支持及國際社會同情。本港政治環境急速敗壞，總辭或許終有一天要做，但不該是今天。
(本文原先刊登於 8 月 26 日的《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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