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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IDS/艾滋病/爱滋病（摘自《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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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爱滋病情也是“国家机密”
近年来,爱滋病情已经蔓延到中国的 31 个省市。联合国发出警告:中国、印度与印度尼西亚可能会步非洲后尘,变成爱滋国。这在国际社会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但在中国,爱滋疫情却还被列为“国家机密”。
爱滋病疫情最严重的是河南省。1992 年,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全喜在一次卫生系统内部会议上讲,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办血液采集站。河南有 9,000 多万人口, 80%以上是农民。在 7,000多万农民当中,即使只有 1~3%的人愿意卖血,平均每年卖 1~2次,将这些血液收集起来,卖给生物制品公司,就能创造上亿元收入,也算是政府帮助农民“脱离贫困”的一种办法。刘全喜本人从省卫生系统引进资金,帮助他的妹妹在其家乡郾城县建立血站,并很快发展了西平、上蔡及尉氏等六个采血点,被当地人称为“刘家血站”。其他官员见有利可图,纷纷仿效,全国各地和军方的血液机构,也纷纷涌进河南,大规模建立血站采血,人称“血浆经济”。
但是,从农民卖血中得到好处的并非农民,而是贪官污吏与“血头”(组织农民卖血的人)们。因为血站负责人为了从中得到好处,只接待与其有关系的人,这些人就成了组织农民卖血的“血头”。河南拓城县双庙集村是爱滋病重疫区之一,当年主要是天津血液病研究的采血区,该研究所以每 400 毫升血清 240 元人民币的价格向血站购血。农民每次卖血 400 毫升,报酬只有 40 至 50 元,其余200 元都落入“血头”腰包。有一位农民曾被抽过 80 次血。
“血头”们只顾自己赚钱,将同样血型不同个人的血液全都混合在一 起,用分离机分离,只收集卖血者的血浆,其余输回卖血者体内,造成爱滋病、乙种肝炎和丙种肝炎等疾病大规模流行。尤其是那些因卖血感染爱滋病的农民患病不治,死后遗下大量的“爱滋孤儿”。更为可怕的是,当年河南农民的“爱滋血”,已流向全国各地。许多地方的血液和血液制品被污染,上海、北京、安徽、河南、河北和湖北等地均发现同类事件。 当地官员为了保住官位,欺上瞒下,将爱滋病疫情说成“国家机密”,人为造成了爱滋病的蔓延。
1999 年 10 月,《河南科技报》记者喻尘接到线报,开始调查河南的爱滋病流行的真相,2000 年 1 月 18 日《华西都市报》公开发表喻尘这篇文章,这是中国国内第一次公开披露河南艾滋病村庄的情况。但喻尘本人遭受到极大压力,曾经两度被开除,只能离开河南省,成为漂泊在外的自由撰稿人 ix。直到 2000 年 8 月《纽约时报》开始报道,河南爱滋病情才开始为世界所关注。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该省爱滋病感染者已经超过 100 万人。
因为报道爱滋病而受到中国当局打压的还有好些人。万延海原任职于中国卫生部,因关怀爱滋病蔓延情况而被迫离职。万延海离职后成立了一个名为“爱知项目行动”的民间组织,从此成为国家安全部监控的重要目标。2002 年 8 月 24 日,万延海被北京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拘留。所谓“国家机密”是指以下事实:8 月22 日,万延海在网站上发表一 份被列为“机密”的河南省卫生厅“关于全省爱滋病防治工作的汇报”。该“汇报”披露了河南上蔡县爱滋病调查案例,仅仅在河南一个爱滋病“重灾区”,估计就有34,198 名患者,并已有 3,000 多名爱滋病感染者死亡。万延海被拘押了将近 1 个月后获释 x,但 2003 年 10 月河南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副处长马士文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拘留,案情据说与万延海去年发表的文件有关 xi。
中国河南农民卖血感染爱滋病一事被曝光,国际社会才开始了解中国爱滋病流行状况。但实际上中国的爱滋病流行地不止河南一处,陕西省商洛地区因地下黑市卖血,引起爱滋病蔓延,情况相当严重,但一些记者却因报导此事受到查处。
2000 年春天,陕西商州有 5 名农民因患“怪病”久治不愈,来到西安,查出患的是爱滋病,其中因难产输血感染的赵月爱在当年死亡。据国际通行的一个衡量标准,当一个地区出现爱滋病人死亡时,该地区实际感染 HIV 率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据商洛地区前期调查表明,参与卖血的农民超过 1 万人。
这事情引起了陕西省卫生部门的重视,下令商洛地区趁春节期间外出打工人员返乡过年之机,对其所辖 7 县区域内凡有过卖血史的人员及其配偶子女进行普查血检。这项行动对外以检查“重型丙种肝炎”名义秘密进行。春节后不久,已经查出数百名爱滋病感染者,与被抽查的健康人群比率为惊人的 23:1,远远超过了非洲一些爱滋病高发国家。陕西省政府感到事态严重,竟下令停止了对余下的数万人的抽样检查。爱滋病防治工作中最可怕的“掩耳盗铃”现象再次在中国出现。对这种瞒报现象,国际社会曾有过评论:鉴于爱滋病工作的弱传染性,最可怕的其实不是爱滋病目前的程度,而是这种“捂盖子”(隐瞒真实情况)的官僚态度,它将导致病毒呈几何级数迅速扩展蔓延,因为疾病的传播并不会因为地方官“捂盖子”而稍有停滞。就其后果说,中国官僚的这种态度其实是对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犯罪。
广州《羊城晚报》记者赵世龙与《陕西日报》、《三秦都市报》的几位记者为了让社会了解爱滋病的真相,做好必要的预防工作,充满使命感地奔走于商洛群山 7 县之间,做着艰辛的调查,每天他们都要采访数位爱滋病人。在没有多少爱滋病知识的人群中采访,对记者来说也实在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驱使这几位记者奔忙的,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2001 年 3 月,关于商洛地区爱滋病状况的调查在广州的传媒发表,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看到报道后直接批示,从而引发了当地官场的一场“地震”。
但如果以为这场“地震”的受灾者是“行政不作为”、欺上瞒下的陕西官场,那就错了。2001 年许多地方的官员已经不那么害怕朱镕基的批评了。2001 年 4 月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次事件发生后不久朱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等国签订了有关农业问题的协议,尽管朱其实只是奉命行事,但中国最高领导却有意识地让中国人认为这是朱个人的意愿,政府最高层精心利用网络言论指责朱镕基卖国。这让大多数中国地方官看出朱的政治气数将尽,从此他的许多批示只能停留在纸上,而不再被地方官们奉行。所以他对陕西商洛地区爱滋病状况的批示只带来了一个令人愤怒的后果。
陕西省委与省政府对远在广州《羊城晚报》任记者的赵世龙自然是鞭长莫及,于是只有屠宰自己治下的“羊羔”们。在“上级部门”的指示下,与《羊城晚报》记者一起采访的当地记者杜光利、王武竟然两次被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治安科传讯。讯问集中在“是谁提供采访线索的?你们是怎么认识赵世龙的?怎么进行地下采访的?”--这种讯问本身非常荒谬,因为即使按正在中国起“法律作用”的“宣传纪律”,记者的采访行为也不应该由公安局治安科来管辖。陕西省这种做法,无非是杀鸡吓猴,处罚“不听话”的记者,用以吓唬其他人。
陕西省政府很快下达了处理记者的决定,以“涉嫌透露国家机密,违反《保密法》关于重大疫情不得擅自发布”为理由,将《三秦都市报》特稿部正、副主任撤职,开除了两名记者。按中共宣传部内部规定,这些受处分的编辑记者不能够再在媒体工作,从此结束了记者生涯 xii。
笔者仔细查阅了官方用作惩罚依据的《保密法》(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机密法》),其中关于国家秘密的范围与密级中共有七条:1、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2、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3、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以及对外承担保密义务的事项;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5、科学技术中的秘密事项;6、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秘密事项;7、其他经国家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应当保守的国家秘密事项。在用作《保密法》补充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办法》中的第四章则进一步规定了 8 条:1、危害国家政权的巩固和防御能力;2、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3、损害国家在对外活动中的政治、经济利益;4、影响国家领导人、外国要员的安全;5、妨害国家重要的安全保卫工作;6、使保护国家秘密的措施可靠性降低或者失效;7、削弱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8、使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失去保障 xiii。
上述 15 项中没有一条规定说明,可以将爱滋病列入“国家秘密”范围。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对法律的运用几乎处于随心所欲状态,竟然公开下达政府文件,指称某人违犯了某一条其实并不存在的法律,而在中国的目前的司法状态下,被惩治者往往百口莫辩,如果不被投入牢狱服刑,就感到非常庆幸。
这几个记者出于对社会的责任心,克服了种种困难独立调查爱滋病蔓延的情况并加以报道,却被应该对此负责任的地方政府以莫须有的“违反《保密法》”罗织罪名,这就是中国当前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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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ARS/非典（摘自《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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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ARS 事件
2003 年 2 月开始,世界尤其是亚洲地区笼罩于怪病“SARS”阴影中,而 SARS 的源头中国大陆却对疫情的真实状况讳莫如深。从 2002 年 11 月中旬广东佛山开始出现第一个病例,到 2003 年 2月初数百人被感染这段时间,中国广东省政府一面按照惯例压制媒体对实情的报道,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内部渠道上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但北京方面当时正值中共“十六大”权力交接时期,维持表面上的安定是第一要务,中共高层领导根本无心过问疾病流行这类事情(因为区域性的疾病流行在中国是常事),于是习惯性地掩盖疫情,对外则矢口否认 SARS 的发源地是中国,从而让整个国家失去了宝贵的防疫时机,最后导致 SARS 传播至世界范围,与中国大陆毗邻的香港更成了 SARS 肆虐之地。
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公众从官方传媒那里得到的有关 SARS 的信息与国际社会完全不相同。根据广东一位新闻记者的披露,面对SARS 的肆虐,广东省一位官员居然说出如此惊人之言:“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媒体”。其言下之意是:如果疫情失去控制,还可以通过控制媒体来封锁消息;而如果失去了对媒体的控制,那比疫情失控更可怕。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中国政府对媒体与舆论的制约、干预“力度”之大可想而知。
中国记者对 SARS 的报道其实早在 2002 年 11 月刚出现疫情时就开始了,但一直受到广东省宣传部门的干预。 2003 年 2 月份(中国的春节期间)SARS 随着香港人到大陆过春节而传播至香港,此事在香港已经闹得人心惶惶,引起恐慌。但从 2 月 8 日开始,中国政府的宣传部门不断下达各种禁令,声称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并要求媒体从社会稳定的立场出发,不得采访报道此事。据广州一位资深编辑称,从这天起,有关部门针对“非典型肺炎”(中国对 SARS的称呼)的通知就没有停止过,最多的一天达到三道。v 当海内外逐渐了解到 SARS 的源头在中国时,广东省政府于 2 月 11 日却召开记者招待会,声称疫情公布没有“缓报、漏报、瞒报”现象,被称为病源的广东省广州、佛山、河源、中山等四个市“已无新发病例报告,全省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之后,中共广东省委分别于当天、2 月 14 日与 17 日,多次以书面与口头通知的方式,警告全省各媒体,不要擅自报道有关 SARS 的任何消息,有关报道一律采用官方提供的宣传稿。与此同时,官方更将有关SARS 的统计数字列为国家机密,泄漏者一律按泄漏国家机密罪行处理。仅仅在广东,因为报道 SARS 而受处罚的媒体就有数家,最先被用来祭旗的是广东的《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因这家报纸隶属于《南方日报》集团,由此株连至《南方日报》集团旗下各报,中共广东省委趁机改组他们早就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南方周末》vi。
然而,该部门的禁令只堵住了媒体的嘴,却堵不住社会的口耳相传,从官方媒体那里得不到可靠的消息,社会上各种流言蜂起,出现了罕见的恐慌性抢购。在媒体的强烈要求下,中共政府的宣传部门作了“让步”,安排刊发“通稿”2,但“通稿”内容语焉不详,没能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直到 4 月 8 日,解放军 301 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的退休军医蒋彦永冒着极大的危险投书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记者 Susan Jakes──此信原来是写给中央电视台 4 频道与香港的凤凰电视,未获答复,这才通过人转投给《时代周刊》记者──将他所了解到的 SARS 疫情透露给国际媒体,国际媒体才算是有了第一手的资料 vii。
在这段情况最紧急,最需要政府承担防疫责任的时期,中国政府却完全未采取任何行动去防止疫情的扩散。那么这段时期中国政府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一是将 SARS 的病源说成是美国。2 月 11 日,广东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SARS 并不可怕,可以治疗,也可以防治。即使在美国这个医学发达的国家,每年也有 560 万非典型肺炎病例,其中住院死亡率达 13%。与美国相比,广东省有 7,000万人口,目前发病的比例是很小的 viii。此后的 50 天是疫情控制的关键时期,中国政府除了继续敷衍塞责,向国际社会提供假情况之外,几乎什么也不做 ix。正是在此阶段,SARS 传播至香港,并经由香港传向新加坡、台湾和加拿大等地,引起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直到 4 月 4 日,中国政府才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派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中国疾病防疫中心调查,第二天被迫承认中国确有 SARS 出现x。
根据中国媒体后来陆续发布的资讯,其实早在 1 月 21 日,中共高层领导就得到广东省通过政府内部秘密渠道送上来的疫情报告,此后一个月内也派出卫生部的专家们三次去广东取样回北京分析。这说明中国政府高层非常清楚疫情的流行,只是中国政府从来未将知情权作为公众的天然人权,垄断信息并堵绝任何“负面消息”的流传是中国政府控制新闻舆论的主要目的。
二是拒绝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早在 3 月 15 日就拿出了有关 SARS 的全球疫情报告,并指出 SARS “看来是 21 世纪的第一种严重和易于传染的疾病” xi,并向中国政府提出到疫区观察的要求,但中国政府足足让 WHO 等了两个星期,直到 4 月 2 日,才允许 WHO 派员前往广东。而这一时期,中国政府为了逃避 WHO 的检查,要求北京一些医院将 SARS病人放在救护车上拉着在全北京城乱跑。直到疫情高潮过去,世界卫生组织都一直对中国政府提供的病情资料表示怀疑 xii。
三是迅速立法,将传播 SARS 信息定为“传播谣言”,声称将予严惩。中国政府被迫承认 SARS 疫情之后,对国际社会承诺此后将每天公布疫情的真实数字。但这种承诺无非是对外欺骗而已。5 月中旬,SARS 正由北京向全国扩散,各种流言随着北京的外地民工纷纷回乡不胫而走。于是中国各地政府开始抓捕“传播 SARS 谣言者”。所谓“谣言”,其实就是与中共官方版本不一致的消息 xiii。事实上,根据在疫区的人士观察,中国政府公布的疫情新闻与实情差距太大。一些人冒着被政府逮捕的危险向北京电台、《南方周末》、凤凰卫视等媒体披露真实情况 xiv。中共政府还用杀一儆百的方式惩罚了《中国青年报》及其下属《青年参考》 的两位编辑与一位记者 xv。用这种“抓谣言”的方式限制言论自由与民众的知情权,当今世界上恐怕只有北韩和中国等少数几个极权国家还在实行,这真是对人权的一种极大亵渎。
最滑稽的是中国政府如同变色龙一般的表现:开始是隐瞒疫情,继而又找出两只替罪羊(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书记孟学农)来洗刷中央政府的严重过失,最后又将自己打扮成“率领全体人民抗击 SARS 的英明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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