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發生的事件，造成當時的總統蘇哈托黯然下台，曾經看似堅不可摧的蘇哈托新秩序也隨之瓦解。儘管政權的本質劇烈改變，但要集體紀念1998年5月發生的暴力事件仍然很難。我想先舉一些例子，讓讀者稍微一窺事件發生當時的情況，這些類似的故事，Google也都找得到：
當時8歲的英德拉．馬多諾（Hindra Martono）正在看下午的新聞，報導雅加達暴動。在一陣嘈雜的急切敲門聲中，馬多諾的父親將全家人趕上閣樓躲藏。如果當時暴動的群眾決定燒燬房子呢？馬多諾的母親叫他向上天祈禱，馬多諾便撥弄著女傭的伊斯蘭念珠，他的姊姊忍不住哭了。闖進他家的人爬進屋子，砸碎窗戶，接著湧進了許多人搶走了一切──食物、錢、家電和家具。馬多諾認出其中有幾位是他父親的職員，常常陪他玩。『我那時真的很恨他們。』他說，『我覺得遭到背叛。』
每個逃離的華裔印尼人，都有一段心碎的故事
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時，遇過一些華裔的印尼學生，因為1998年5月印尼發生的暴動，他們的家族選擇移民新加坡。我們談話時，總會聊到他們的家人當時經歷的事。G是我的學生。1998年5月後，G的父母決定一家四口要搬到新加坡，當時她才9歲。移民耗盡了他們家所有的積蓄。我問G，1998年5月時她經歷了什麼，她能憶起一些細節──譬如當時她的學校裡華裔學生佔大多數，所以學校會警告學生不要穿顯眼的制服，這樣別人會很容易認出來。還有新聞報導一棟學校大樓被一群不明人士縱火燒燬。她還記得自己和家人一起在黑暗中等待，準備如果房子被攻擊，就按事先規劃好的路線逃難，而她的背包已經裝著所有重要的文件和行李。幸好暴民沒有攻擊他們的房子。
一年後，G和家人斷然離開印尼。G在新加坡掙扎著適應英語授課，常常在狹窄的政府組屋裡孤單一人，她被剝奪了在雅加達寬敞獨棟房裡晃悠的自由，無法和她眾多的同輩親戚同樂。置身在陌生國度的頭一年，對9歲的她來說萬分痛苦。
對我來說，G的故事十分吸引我，這提醒了我，在重大事件隨著時光逐漸沉澱之後，要了解這事件究竟對個人產生了哪些幽微複雜的長期影響，幾乎是不可能的。
遺憾的是，這些親身經歷的故事往往十分片段，沒辦法透過集體敘述表達清楚。集體敘述的重要性在於不但能為「受害者」賦權，也扮演重要文本的角色，能讓大家反思和討論如何在一個共同體「印尼」一起生活。事實上，1998年5月發生的事件正處於被淡忘的危險之中，這些故事也面臨一樣的危機。
位於東雅加達行政市郊區公墓的113座無名塚，便是最好的例證。墳墓裡的遺體都是這次暴力的受害者，無法查明身份也無法得知確切死亡時間。墓碑上簡單地用印尼文和英文刻著「1998年5月13日～14日暴動受害者」。一般雅加達民眾不知道也不關心這些。人權組織「國家反婦女暴力委員會」（KomnasPerempuan）擔心人們漸漸遺忘98事件，就傾盡全力阻止集體失憶。這些組織每年一定和受害者家屬一起清理無名塚，並且舉辦簡單的紀念儀式。
這件事情，是單純的「排華」嗎？
公開紀念1998年5月事件何以如此困難？我們可以從許多面向尋求答案。從一開始，1998年5月的一連串事件就引起最根本的疑問和不同解讀，這使得產生集體敘述更加困難。最初的證詞和早期的報導，幾乎都是以雅加達為中心，重點放在暴動，以及鎖定華裔印尼人的攻擊事件。
1998年5月12日，在雅加達著名的特利沙克蒂大學（Trisakti University），4名學生無預警遭到狙擊手擊斃。當時大學校園已經聚集了數千名學生。他們要求蘇哈托下台，呼籲進行政治經濟改革。這4名學生是這場運動的參與者。學生的死激起了大眾的憤怒，也引發一連串搶劫縱火事件。
5月13日至15日期間，雅加達各處的購物商場、百貨公司、商店和住家遭到洗劫和燒燬。其中，華裔印尼人經營的商店被鎖定，而「看起來像華人」的人則遭到口頭侮辱、吐口水和毆打。華裔印尼人和派駐在印尼的外國人大量逃離印尼。印尼本土、亞洲和國際媒體大量報導在印尼發生的暴力事件和大規模逃亡，以「排華」的框架詮釋這些事件的本質。
更讓人震驚的報導接踵而來。消息一開始在網路上傳播，接著紙媒也大量報導女性（大部分為華裔）遭受性侵害和酷刑。新聞報導受害者在家人、摯愛或喝采叫好的群眾面前遭到強暴或輪暴的消息。受害者的生殖器遭尖銳物品刺穿，有些被折磨致死。這些恐怖性侵害的本質已經遠遠超出印尼「排華」的框架了。短短幾天內，雅加達的市民、印尼人和全世界都遭到這些報導轟炸。學者很快地指出，印尼出現圍繞在被侵犯女體的過度描寫，一般集中在類似亞齊省以及東帝汶的武裝衝突。雅加達的民眾絕對不會想到此類性暴力居然近在咫尺，一般來說，他們也不會將這類的事件和「排華暴力」聯想在一起。[1]
當印尼人掙扎著理解事情的嚴重性時，公眾討論和辯論的重心移轉到當地非政府組織產出的一系列報導。這些非政府組織組成了鬆散的團體「人性志工團」，積極搜集整理暴力相關的數據。該團體發布的報告統計，全國共發生168起強暴案件，受害者大多數為華人，年齡從10歲到50歲不等。令人驚訝的是，大多數案件（132件）在大雅加達地區發生。除此之外，超過4,000家商店和賣場遭到摧毀，數千戶民宅和車輛遭到縱火。該報告也記載印尼的死亡人數總計為2,244人。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的死者並非華人。該組織指出死者多為都市中的貧困窮人，他們顯然被誘使前往洗劫商場，但被不明暴動群眾在縱火前關在商場內。
顯然，5月暴動中，大量非華裔印尼死者超出了一般流行的「排華」詮釋框架。無論是在印尼或國外，都市貧困者的死亡事件無法像極端性暴力的案子那樣吸引大眾目光，這使得人們在理解1998年5月發生的事時，傾向忽略其中的階級因素。階級因素被忽略，代表以雅加達的角度將5月暴力理解成基於種族的暴力，使大眾忽視甚至減少對雅加達貧困階級的同情。相較於種族暴力，那些死於惡意縱火的人──介於「可疑共犯」和「無辜受害者」之間──處境變得尷尬，很快地成為那些「真實故事」旁的次要故事。
這不是隨機暴亂，這是一場精心預謀的屠殺
志工團是印尼第一個反對將5月暴動理解成一群貧窮都市暴民隨機挑起排華暴亂的組織。志工團記錄了施暴模式、暴力事件發生的時間和位置，謹慎地將暴力事件進行分類分析。他們發現這些暴力有明顯的型態，幾乎在同一時間於雅加達不同地點發生，似乎是經過謹慎規劃的行動。志工團指出，根據目擊者描述，有「煽動者」出現在暴力事件的現場。這些「煽動者」通常是當地人不認識的年輕男性。對這些「煽動者」的描述不一，有的皮膚黝黑、強壯且理著平頭，有些穿著高中制服，身上還有刺青。這些人通常成群結隊洗劫商店或摧毀建築物，煽動和命令群眾加入時，明目張膽地叫喊反華口號。
志工團的報告指出印尼的流氓團體──當地人稱這些惡名昭彰的人為「印尼黑幫」（preman）──涉及了這些暴力事件，而「印尼黑幫」往往與軍隊有聯繫。許多暴亂發生時，維安部隊和警察很詭異地選擇袖手旁觀，也不回應人們的呼救。
志工團也觀察到，性暴力事件也有相同的犯罪模式。目擊者作證指出，就在暴動發生前夕，雅加達許多地方有陌生人試圖招募貧困社區裡的年輕人，不只承諾他們物質報酬，還有華裔印尼女性作為性報酬。1998年一篇當地雜誌的訪問中，山迪阿萬．蘇馬迪（Sandyawan Sumardi）神父代表志工團受訪。他指出，當時普遍被認知的「隨機暴亂」的事件，實際上是一場「屠殺」[2]。
事件背後的軍隊力量
除了志工團，印尼境內的媒體報導也著重在軍隊的參與程度。雅加達新聞雜誌Tajuk在1998年就刊出聳動的報導，直接點名當時的印尼陸軍戰略後備部總司令普拉伯沃．蘇比安托中將（Prabowo Subianto）和他親近的盟友，也是雅加達區域指揮官的夏弗里．山蘇丁少將（Sjafrie Sjamsoeddin）為幕後主謀。Tajuk的報導指出他們煽動暴力，企圖製造混亂，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平定暴動」，藉此躋身更高的位置。面對國內外不利的媒體報導和輿論，事件後新上任的總統哈比比於1998年7月23日指派成立聯合事實調查小組（簡稱調查小組）以調查這場事件。其中一項最重要的發現是，該小組指控軍隊應該為沒有即時因應和控制暴力負責。
華裔印尼人時常指出，在暴動期間他們最需要保護的時刻未受到保護，使他們感到驚恐並深受創傷。調查小組證實，維安部隊的確在某些案件中袖手旁觀，沒有阻止暴民洗劫和燒燬建物。因為調查小組並未找到普拉伯沃和夏弗里與暴力事件直接相關的證據，所以建議進一步調查他們是否參與煽動謀劃，很可惜的是，這個建議最終沒被採用。
經過了20年，專家和學者的研究都傾向認為暴動是經過預謀策劃的，而且和印尼軍隊有關。John Sidel教授在他的著作《暴動、屠殺和聖戰：印尼的宗教暴力》（Riots, Pogroms, Jihad: Religious Violence in Indonesia）中舉雅加達的羅摩衍那百貨公司（Ramayana Department Store）為例。這間商場比雅加達其他連鎖零售店受到更多損害。這指向一種熟悉的模式，與軍隊動員和策劃有關：幾乎所有百貨公司都位於付費道路、主要幹道和繁忙的交叉路口，這有便於軍方在同一時間利用這些交通要道，快速部署軍隊或其他軍隊支持的組織到雅加達各個地方。除此之外，許多受到影響的商家都位於軍事設施附近，譬如軍事總部或軍營。
以種族包裝的階級仇恨
雖然專家們有共識，高階軍官以及和軍方有關的幫派涉入了1998年5月的暴力，學者們仍對簡化整起事件為「陰謀論」十分謹慎。知名學者賀嚴多（Ariel Heryanto）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認為，跟據早期收集到的證據，的確暴露軍方蓄意操作的痕跡，但他仍質疑隨後發生的暴力單純是軍方陰謀策劃所造成，也不認為「陰謀論」有助於我們理清這事件的來龍去脈。賀嚴多認為「1998年5月的暴動是多種本質不同但互相影響的暴力形式（出於經濟動機、政治動機、即興參與、種族仇恨等等）。」每種暴力形式都有自己的歷史和方式，而且加害者、受害者或由「加害者轉為受害者」的背景十分不同。[3]
與其嘗試用一個「可以解釋一切」的「大框架」，學者使用了多元的角度與動態的框架解釋1998年爆發的暴力事件。傑瑪．帕爾迪（Jemma Purdey）撰寫了第一本以98暴動為題的英文著作《1996-1999印尼排華暴動》（Anti-Chinese Violence in Indonesia, 1996-1999），其中將1998年5月發生的一連串暴力事件定位為1996年以來，一系列針對印尼各地華裔暴力事件的高峰。而這些暴力事件在1998年後持續發生。
1996年到1999年之間，帕爾迪統計出47件針對華裔印尼人的暴力事件。他不僅把研究時間拉長，研究的地理範圍也更廣，不只限於雅加達，也涵蓋爪哇島和蘇門答臘島各地。帕爾迪顯示印尼各處當地人「厭惡」華裔印尼人的方式以不同的社經、種族和宗教形態呈現。1996年以來，印尼經濟加速發展，導致貧富差距越來越惡化、裙帶資本主義、蘇哈托逐漸失去控制力以及權貴之間的鬥爭，牽動了以不同形式呈現的「排華」情緒。
尤其1997年中爆發亞洲金融危機，通貨膨脹、食物短缺和失業率飆升，更導致上述問題惡化。當印尼的經濟問題加劇惡化時，軍方和政府官員透過影射，暗指甚至公然指控印尼食物短缺、商人囤積物資、資本外逃和金融危機的原因是「華人控制經濟」。如帕爾迪所說的，1998年初全國籠罩在不確定和緊張的氛圍中，要在全國煽動針對少數族群的暴力事件一點也不困難。
在研究98事件的過程中，有一點最令我憂心：結構的不平衡，系統性地製造了種族刻板印象，且自我發展存續，帶來致命的結果。
在印尼，階級被賦予鮮明的種族色彩。這裡的刻板印象是「本土」印尼人（pribumi）比「非本土印尼人」（non-pribumi，亦即華人）窮。本土等於窮，華人等於富有的對比，使卸責給華裔印尼人十分簡單。無論是一般人或專家都很少深究這個「階級種族化」的現象。
我最近（2018年2月）就曾遇到一名研究華裔印尼人的美國研究員，在一場公開演講重複了「華裔印尼人比較有錢」的講法。看似簡單的刻板印象卻根深蒂固，很難靠事實破除，譬如印尼也有窮困的華裔印尼人，也有富有的本地印尼人，最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蘇哈托本人和他的家族。即便我努力與他論證，他還是相信自己在印尼「目擊」的現象。
男性華人面孔＝錢？
在印尼，人們習慣將「（男性）華人面孔」和錢聯想在一起，長久以來，龐大的知識型產業強化了這樣的印象。這不只發生在印尼。在亞洲甚至全球，大眾媒體不成比例地關注成功的男性華裔商人，英語學術界更是如此。尤其在東南亞，許多被關注的男性華裔商人慣性地將他們的成功歸功於「華人文化」。他們用一本又一本的回憶錄或傳記，集體創造了「華人很會做生意」的迷思，而這個迷思在許多華語系社會廣為流傳。殊不知，光鮮亮麗的刻板印象的背後也有黑暗恐怖的一面。蘇哈托政權非常善於利用成功男性華商的刻板印象，作為政府控制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工具。當蘇哈托於1960年代掌權時，他制定了歧視華裔印尼人的政策，禁止中文和中華文化，將華裔印尼人排拒於公部門和政治之外。於此同時，蘇哈托卻與他的華商夥伴密切合作發展經濟。
印尼在二次大戰後針對荷蘭展開反殖民戰爭，流動性高的單幫客華商用走私的方式衝破荷軍的物資封鎖，成為供給印尼軍隊必需品甚至軍火的重要來源。許多印尼軍官在這時期與他們合作，而這種互惠關係一直持續到印尼獨立後的1960年代。
2014年，Richard Borsuk和 Nancy Chng針對林紹良和他創辦的集團Salim Group，發表了一本書。林紹良曾是蘇哈托主要的商業夥伴和親信。作者使用林紹良的兒子們和摯友的訪問內容，精彩地描繪了林紹良和蘇哈托之間的親密合作關係。
一開始，林紹良在中爪哇和同業競爭蘇哈托所掌管部隊的生意。由於林紹良商譽佳，成功取得蘇哈托的信任，當蘇哈托成為總統後，林紹良和「蘇哈托一手打造的」Salim Group即獲得政府授與專賣權和優惠待遇。
林紹良的產業在蘇哈托的庇蔭下茁壯。而為了回饋蘇哈托和他的家人，他也貢獻一部份的企業利潤到蘇哈托指定的「特殊基金會」。蘇哈托在任時，各種需要用到大筆資金的計畫都少不了林紹良的支持，而他也由衷地支持蘇哈托，甚至蘇哈托倒台之後，林紹良的企業陷入窘境，他也對蘇哈托毫無怨言。印尼人對類似林紹良的華裔印尼商人稱作「cukong」，Borsuk和Chng解釋為「獲得重要政治或軍事領袖保護的華裔企業家。」[4]
蘇哈托身處印尼政治權力的顛峰，他與林紹良的親密合作關係，建立了惡劣的模式。在新秩序時期，有權勢的軍官和華商之間的主雇關係複製到社會各層面，造成濫權、裙帶關係、尋租行為，也造成華裔印尼人的制度性弱點──他們必須要願意「付出」，才有辦法得到「保護」和「恩庇」。帕爾迪簡潔地描述了這種有害關係，凸顯華裔印尼人在該國承受著體制性風險。她寫道：
在新秩序時期，政府維持了權貴階層和華裔印尼人之間的互惠關係，使得華裔印尼人越來越暴露在仰賴軍方高層以及權貴保護的風險之下。這種和蘇哈托家族以及軍方高層的互惠關係僅限於一小部分華裔印尼人，但類似的作為和試圖合理化此行為的論述也發生在小商人和地方軍官之間。因此在社會各個層級，華裔印尼人必須為他們的人身安全付出金錢，購買保護，不為什麼，只因為他們的族裔身份。[5]
少數華人真的控制了大部分印尼經濟？
華裔印尼人生活在什麼樣的體制性風險之下？舉例來說，許多人把印尼的貧富差距問題怪罪於華裔印尼人，因為「華人控制著經濟」、「華人犧牲本地印尼人圖利自己」。印尼的經濟繁榮時，蘇哈托模式的裙帶資本主義使得許多受「保護」的華裔印尼人企業蓬勃發展。1998年5月暴動發生的前幾個月，「少數華人（不超過3%）控制大部分（50%-80%）的印尼經濟」的說詞在印尼流傳。學者指出，這些所謂證實華裔印尼人控制印尼經濟的數據通常不正確而且非常籠統。這些數據忽略了一些因素，譬如華裔印尼人被排除在國營企業之外。儘管如此，帕爾迪在書中提出比較精確的數據時指出：
印尼華人擁有超過80%私營企業財富。印尼前十大企業集團中，華人擁有的就佔了9個，並且掌握前300大集團8成的資產。該國前15名繳稅大戶中，13人是華裔──另外兩人分別是班邦．蘇哈托和湯米．蘇哈托，他們是蘇哈托的兒子。[6]從表面上看，這些數據讓類似「華裔印尼人控制印尼經濟」等等的刻板印象有了可信的依據。但更精準的分析是這些數據證實了新秩序政權利用種族主義建構的政經關係非常成功。一小部分華裔商人（遠小於3％）取得巨大財富，但華裔印尼人作為一個群體卻陷入體制性的弱勢。在新秩序時期扎根的政經架構一直複製著「華人等於有錢」的假象，而成功的華商樂於「配合演出」，導致充斥着種族色彩的刻板印象不斷在印尼擴散。多年後，林紹良的兒子兼繼承人林逢生很無奈地「默認華人在新秩序時期成為鎖定對象──且成為1998年5月暴動的明顯目標──是因為其中一小部份人變得十分富有，這是沒有辦法改變的。」如林逢生所說：「我們無法改變歷史。」[7] 這就是光鮮亮麗刻板印象背後的黑暗面。
棉蘭與梭羅：從非雅加達的角度思考華裔印尼人困境
帕爾迪的研究讓我們從「非雅加達」的角度理解華裔印尼人所面對的體制性弱勢和風險。她聚焦在1998年5月被忽略的區域，譬如蘇門答臘的棉蘭和爪哇中部的梭羅。這些地區也發生了驚人的暴力事件。帕爾迪認為這些暴力事件發生的原因，跟華裔印尼人日復一日經歷的各種暴力被正常化有關係。譬如棉蘭。駭人的暴力事件在1998年5月4日爆發，比雅加達提早大約一週半，且持續了更久──連續5天維安部隊沒有介入。棉蘭的暴力事件和隨後在雅加達和印尼其他地方發生的暴力有著相似的模式，因此政府的調查小組稱棉蘭暴動的模式為「樣板」。
棉蘭有著地方特殊性。這裡華裔印尼人較多（佔當地人口12%），是棉蘭的第三大族群。棉蘭華人也常常被認為「比較不融入」。帕爾迪認為棉蘭凸顯了全國華裔印尼人「用錢交換保護」的困境。棉蘭華人常常遭到政府官員、當地軍方、如「五戒青年團」（Pemuda Pancasila）之類「青年團體」以及幫派成員，以提供「安全」或「保護」的名義索取錢財。
有看過那部著名的印尼紀錄片《殺人一舉》嗎？這部紀錄片拍攝主角和他的流氓朋友到市場逛，半逗弄半威脅充滿驚恐的華裔店主們，同時向他們索討「保護費」。主角的行為肆無忌憚，但是毫不迴避被拍攝，好像向店主們拿錢是天經地義的事。這些影像取自棉蘭。在暴動發生的前夕，棉蘭的流氓團體將威脅和索錢的頻率升級。帕爾迪描述當時的棉蘭已被「恐怖氛圍」籠罩。
中爪哇的梭羅則呈現與棉蘭不一樣的情況。暴力事件和雅加達幾乎同時爆發，破壞力十分嚴重。儘管如此，帕爾迪發現梭羅當地人清楚地意識到印尼、亞洲和全球媒體將雅加達暴動描繪成「排華」暴動。所以許多在梭羅的團體和梭羅人，包括當地的華人，設法將當地的暴力事件塑造成「非排華」事件。然而，他們對暴力事件的解釋卻隱藏了種族色彩。
譬如，暴民洗劫商店的主要動機是「經濟因素而非仇恨華裔印尼人」的講法，迴避了梭羅人都知道的事實，那就是梭羅80%的商店經營者都是華裔印尼人。帕爾迪認為梭羅這種拒絕承認「排華暴力」的狀況，讓深植印尼體制化的種族問題無法浮上檯面。
那些華裔印尼女性受害者的沈默
相較媒體和學界對成功男性華裔商人豐富且頻繁的描述，1998年5月被強暴的華裔女性受害者有的則是縈繞不去的沈默。探討1998年5月強暴事件的Elaine Tay寫道，極端的性暴力常常被「沈默以對或中性化，塑造成是戰爭或暴力衝突無法避免的不幸副作用」。[8] 然而，這些默不作聲本身便是一種訊息。強暴常常成為男性溝通的一種武器，在戰爭或衝突中，作為主體的男性將強暴當作溝通工具，傳達「敵人不是真男人因為無法保護自己的女人」的訊息。雖然1998年5月的暴力完全不是什麼「戰爭」，強暴作為一種傳達種族男性氣概的工具，仍然有效。而且相對於體制化的弱勢，性侵暴力更加令華裔印尼人擔心受怕。1998年5月和之後的日子裡，許多華裔家庭紛紛將女兒送走，通常藉由與外國人結婚讓她們離開印尼。
面對志工團的報告，哈比比政府在承認和否認強暴曾經發生的立場之間搖擺不定。因為沒有證據，高階軍官仍堅持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強暴事件。警方宣稱他們無法找到任何「強暴受害者」，也沒有人報案。警方並且威脅將起訴那些企圖「編造」5月強暴事件的團體，因為他們認為這些團體捏造事實，破壞印尼的良好聲譽。在一系列的公開爭論中，受害者只能保持沈默。
1998年8月，《亞洲華爾街日報》報導稱在網路上流傳的一系列「1998年5月受害者」的照片是「假的」，激起了又一波強暴究竟是否發生的質疑。印尼的國家聲譽再度受到重創。時任印尼外交部長的阿里．阿塔拉斯（Ali Alatas）表示網路上流傳假照片是「刻意策劃」用來削弱印尼政府，也因為這些負面消息，一些印尼駐外使館遭到電子郵件轟炸，被迫關閉網路。
在種種以印尼國家形象岌岌可危為藉口，爭辯5月強暴到底是不是「真的」的情況下，要求「真的」受害者站出來，等於將受害者送上受審席。最後，印尼政府的事實調查小組確認的確發生66起強暴案，但調查小組無法找出強暴案與其他暴力事件之間的關聯。調查小組也並未確認志工團記錄的5月強暴案件，是否為一系列經策劃的暴力行為。
明目張膽、喧鬧並且充滿陽剛氣概的論述和作為圍繞著1998年5月發生的暴力事件，所以沈默、分歧和干擾一直揮之不去。這些論述和作為持續壓抑有意義的集體記憶的可能性，這在事隔20年之後，徒然令人感傷不已。
（作者為獨立學者，前新加坡國立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本文由黃馨儀翻譯。
[原文 The Impossibility of Collective Memor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May 1998 Violence in Indonesia 及中譯分上下篇刊於天下雜誌 - 獨立評論]
[1] Ariel Heryanto, "Rape, Race and Reporting" in Reformasi; Crisis and Change in Indonesia edited by AriefBudiman et al., 1999.
[2] Siew-Min Sai, "Eventing the May 1998 Affair: Problematic Representations of Violenc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in Chinese Coppel ed., Violent Conflicts in Indonesia: Analysis, Representation and Resolution, 2006.
[3] Ariel Heryanto, "Rape, Race and Reporting" in Reformasi; Crisis and Change in Indonesia edited by AriefBudiman et al., 1999.
[4] Richard Borsuk and Nancy Chng, LiemSioeLiong's Salim Group: the Business Pillar of Suharto 's Indonesia, ISEAS Publishing, 2014, Chap. 1.
[5] Purdey, Anti-Chinese Violence, 1996-1999, p.21.
[6] Purdey, Anti-Chinese Violence in Indonesia, 2006, p.25.
[7] Richard Borsuk and Nancy Chng, LiemSioeLiong's Salim Group: the Business Pillar of Suharto's Indonesia, ISEAS Publishing, 2014, Chap. 22.
[8] Elaine Tay, "Discursive Violence on the Internet and the May 1998 Riots: Analysis, Representation, Resolution" in Charles Coppel ed. ViolentConflicts in Indonesia: Analysis, Representation, Resolution, 2006, p.63.
from 天下 獨立評論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43/article/6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