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大纪元
中国北京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指中国各地陷入“越维稳（维护社会稳定）越不稳”的“怪圈”。报告建议中共官方转变现有的维稳思路和模式，“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并且中共需要认识到，“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
这份题为《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报告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显示报告的建议还不是中共内部的共识，也没有为中共高层接受，而更可能是学者一厢情愿的建议，甚或中共内部派系的试探。分析报告后不难看出，中国社会治安、社会矛盾、利益冲突、社会不稳定，都已达到异常尖锐的时刻，再次证明中共坐在随时喷发的火山口上。
报告提出“以利益表达制度化”，来实现社会“长治久安”，颇为意味深长。什么是“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在正常社会，人们还不需要“利益表达”的制度，利益表达是次要的诉求；利益的分配，才是社会公平的关键。
清华报告回避了“利益”和“财富”在中国社会的产生、分配和二次分配过程，回避了产生和分配中的不公平性，实际上是跳过了最棘手和关键的问题，去追求细枝末节的琐事。这不是做为中国知识分子顶级团体看问题的角度、做研究的方向，和反映社会问题的方法。这样的政策建议，也不能有助于真正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中共各级政府近年来普遍设立“维稳基金”，试图“花钱买平安”，号称“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维稳基金”一词，在正常社会的人看来，荒谬无稽。正常社会有警察、司法、法院，这些执法机关已经有正常预算，为什么要另外花一笔钱来维稳？为什么这些不稳定不能在司法体制下解决？“维稳”设置的本身，就证明中共司法制度徒有虚名、无所事事。如果在司法预算上叠床架屋，再花费一笔资金去维护社会稳定，那维稳的对象是谁？不稳定的事物为何？是谁在法外节外生枝、另立公堂？维稳不是为了中共统治集团的利益又是为了什么？为什么中共可以用公币来维持自己一个社会团体的地位？
中共这些权宜性的治理方式，完全无视法律的尊严和道德的力量，是诉诸收买、封口、行贿的非法方式，来治理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黑社会！事实上，中国已经彻头彻尾的变成警察国家、匪徒国家，和黑帮乱党的社会。中国蜕变成这样的社会的罪魁，当然是中共无法无天的统治，和中共历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后果。正是中共非法的统治，非法的社会结构，和非法的运用资源，才把自己逼到了今天混乱的社会现状。关心中国的人们都知道，中共对这样没道德、没法治、污染严重、资源耗尽、人心邪变的社会，其逆天而行的恶果，已经束手无策、回天无力。
中共统治集团的贪婪、无道、逆天，培植了八千万没底线、贪得无厌的官僚，其危害也波及整个社会、普通百姓、升斗小民，形成社会的恶性循环。刁顽的官员，滋生刁顽的小民。报告指出，民众被提供了“误导性的预期”——想解决你的问题？你就必须制造“威胁稳定的事端”，不威胁“稳定”，你的问题别想得到解决。因此，一些人学会了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其不满。俗称“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社会矛盾愈演愈烈，是中共自己造成的。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的李姓所长，承认中国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从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到土地征用、社会集资，“事情当中都向民众欠了很多债”。问题得不到解决，民怨极深，一旦出现突发性事件，就容易造成群体冲突。中国的这些问题与其他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不同，它是中共打着“共产均富”、“为人民服务”的旗帜，用谎言暴力取得的。从1949年到2019年，如果中共篡权、掠夺财富、丰盈赤龙钱囊的罪行不被清算，非法攫取的财富不被追讨，中国的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怎么可能得到解决？
清华报告提出“新的稳定思维的关键点”——“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这些冠冕堂皇的建议，不可能在中共之下的中国实现，因为它们不啻于是要剥夺共产党的经济权力，也在削弱共产党的政治权力，会被中共内部强硬派、甚至温和派，都认为是在动摇共产党的统治，所以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无独有偶，美中贸易战中美国政府提出的、合理和适当的要求，不是也被中共内部强硬派给否决了吗？
中共为了维稳，殚精竭虑、无所不用其极，许多机构都有“不稳定因素排查表”。他们甚至荒谬的把“中学同学之间的小矛盾”、“学生对伙食有意见”，都列为“不稳定因素”。可谓八公山下，草木皆兵。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中共越是控制得严厉，越是有可能出现空白。他们不相信、也意想不到天意的安排，和因此出现的社会变革契机。记得2010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吗？就是因为一位26岁卖水果青年在街头自焚而引发。
清华报告错误的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通过制度化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资源，“政治框架的基本稳定则提供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政治基础”。两个假设都大错特错。中国经济的畸形发展加剧了财富不均和中共的敛财，给社会矛盾火上浇油。中共政治框架决定了他们没有合法性基础，并且手上沾满鲜血，也不敢放弃地位，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的积累。中国社会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就是这个原因。坊间“天灭中共”、“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的口号，事出有因，也顺理成章。
中共依附、嗜血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放弃吸血，不可能放弃它依附中国社会汲取赖以生存的资源的模式。离开这些吸血行为，不管它是通过当年的共产革命掠夺农民土地、通过“国有化”攫取城市工商业资本，或通过改革开放、改制把国家财产侵吞己有，通过国企垄断财富；或通过控制出口、汇兑、资金流动从国际社会吸血，它都永远不可能让利益分配制度化和公开化。所以，清华的研究结果，在中共治下“以利益表达制度化”的方法来实现社会“长治久安”，无疑是缘木求鱼、水中捞月，是连中共都不屑一顾的策略，也永远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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