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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明的石经
八九六四10周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下，我问当时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Jim Sasser）：一九八九年中国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否以任何方式影响到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回答是明确的：No。
我对这个“No”印象深刻，它引起我对自己立场的质疑：我一直认为中国八九民运从时间顺序上和逻辑关系上都不可能不对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发生影响。美国的欧洲中心主义一百年来始终把中国放在地球的边缘，中国49年后也屏蔽了世界，但是西方信息世界从来没有屏蔽中国，世界始终从专业媒体了解中国版图上发生的任何重大消息。虽然如此，如果没有事实做依据，中国八九民运影响东欧历史进程的判断，就是一厢情愿。
我修正了自己的问题：中国的八九民运是否以任何方式参与了东欧的历史进程？
又过了10年，八九六四20周年的2009年，这个问题经由西方记者的报导，得到答案，同样是明确的：Yes。
八九六四：北京和波兰
1989年6月4日中国天安门民主运动惨遭镇压，西方统称“天安门大屠杀”（Tiananmen Massacre）。同一天，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一件性质相反的大事件：波兰开始举行第一次自由选举。其结果出人意料：即使在事先规定的有利于波共获选的情况下，独立团结工会依然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波共惨败。此后，波兰成为战后东欧第一个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场选举被证明是东欧民主化的起点。6月4日由此成为波兰乃至东欧的“公民权利日”。
波兰的这次选举从6月4日延续到18日，是当时波兰人生活的头等大事。但是大选的第一天，华沙电视屏幕上展示的却是当天北京的血腥场面：全副武装的士兵屠杀学生，坦克在人群中横冲直撞。
致力于前东欧国家历史研究的英国学者蒂莫希•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6月4日人在波兰，他回忆说：“我与兴高采烈的波兰友人们一起回到华沙一个报社编辑部的那个下午，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第一个颗粒状的镜头，就是北京大街的临时担架上中国抗议者们的尸体，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幕。”
物伤其类。波兰选举刚进入日程，背水一战的反对派看到这一幕惊心动魄，反复自忖：波共是否会卷土重来？即便在选举大胜之后，他们依然担心波共效仿其中国同行，诉诸武力，拒绝选举结果。
北京的血腥场景波兰民众也看到了。他们当中有四分之一是独立团结工会的成员，政治民主化是他们明确的目标。在选举的关键时刻目睹中共政权的残忍，坚定了他们自由的信念。这次选票的结果显示，在通过自由选举的161个下议议席中，他们赢得了160席，以及参议院几乎所有议席。如此压倒性的胜利，究其原因国际背景和外在原因，北京专制政权的血腥和残暴“功”不可没。
1989年，2月波兰团结工会合法化，4月中国走上街头呼吁改革。历史对中国如此薄情，6月4日：波兰自由力量在选票中获胜，中国自由力量在枪弹中失败。波兰，而不是中国，成为东欧集团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不只一位西方学者设此项目，研究中国与波兰的八九六四，对比二者的背景和现实，试图挖掘其中的奥义。
“天安门魔魂追到了东欧！”
这是前述英国的东欧史学家蒂莫希•加顿•阿什的感受。“记住天安！”他陈述说：抗议的人们悄然议论，试图从天安门得到教训，避免悲剧在东欧重演。这位英国左派学者对天安门一代抗议者恪守和平理性的原则和行为未必明了（几年前还对中国抱着幼稚的善意、错觉和幻想，还在歌颂中国不可持续增长的畸形经济，还以为中国的个人自由显著增长），但是他以这个原则为桥梁，衔接了中国的八九六四与欧洲的未来。他说：八九六四是“中国的悲剧是欧洲的福音。天安门的负面例子帮助欧洲人走上了非暴力、谈判和妥协的道路。”
记者们更敏感。BBC特约记者李•达菲尔德八九六四期间人在波兰，他报道了波兰大选的消息之后，出门到华沙维多利亚广场散步，不期然那里的国际媒体中心目睹了北京政府的屠杀。追随他脑海的，不再是波兰大选消息会受多大关注的好奇，变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波共的败选是否意味着共产主义阵营的末日？
他确认，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天安门的阴影在东柏林上空始终挥之不去。
文明社会的职业记者是政治版图上的候鸟。抗共风潮在东欧各国此起彼伏，记者们飞往各地，报导共产气候的不同与变化。一旦通关全局，他们笔下记录的个别树木，就会连成森林，既见木，又见林。
1989年10月，东德建政40周年，数百名外国记者获准出席报导庆典仪式，其中很多前不久就在北京实地采访天安门民主运动。亲历了那个血腥之夜后，面对东德的抗议浪潮，他们本能地发问：东德和其他后斯大林政权会以天安门模式解决问题吗？当时的西方媒体蔓延着这样的猜测，后来证明这个猜测不是杞人忧天。
多年之后，天安门杀戮罪行依然清晰不退，当初几十名参与报道八九六四的记者，后来在报道类似活动或中或与东德关系时，依然会提及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模式”成为德共样板
八九六四对东欧的实际影响是负面的。这个负面影响的来源是“天安门模式”或“中国解决方式”（Chinese Solution）。众所周知，这指的是中国当局对北京民主运动的武力镇压方式。具体说，就是对大规模群众示威实行全城戒严、军队长驱直入、以战场热兵器屠杀手无寸铁、和平示威的民众，然后扯谎说这是镇压反革命暴乱及其暴徒。
除了人们经常忽略的东欧历史文化的深在作用，柏林墙在1989年11月坍塌有诸多具体的国际因素，其中重要的包括戈巴乔夫及苏联政府的明智抉择、美国里根和肯尼迪政府多年和平抗苏的外交政策、波兰出生的教皇保罗二世的选任以及他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支持等等。但在东德内部，最直接、最重要的力量来自东德工业与文化重镇莱比锡城市的尼古拉教堂，来自那个教堂里克里斯蒂安•弗瑞尔（Christian Führer）牧师代表的信仰力量，以及他所组织的社会各界有节制的、持之以恒的、非功利的、理性和平但决不妥协的示威抗议行动。
这项活动起于八十年代初，不久发展为每礼拜一为受政府压迫尤其是出境受阻的各界人士举办讨论会并祈祷。这项活动备受当局骚扰和阻挠，却未曾终止，反而吸引了莱比锡其他三个教堂的信众，并在1989年9月，扩展出另一项活动：每周一和平示威游行。为阻止这项活动，尼古拉教会的神职人员统统被召集到市政厅接受聆讯，两小时的劝诫无效。和平游行在极大压力下付诸实施，游行人数在几周内从数百激增到八千，并且演为全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九月末，临近东德建国40周年，周一大游行的组织者弗瑞尔牧师被秘密警察带进局子。命令明确无误：必须放弃周一游行。东德政治局成员亲自出面传递信息：北京的遥远只是地理上距离而已，如果坚持游行，“中国解决方案”将付诸实施。弗瑞尔牧师回忆说：“他们将在这里采用‘中国解决方案’‘拯救’社会主义。他们写下了这样的话：‘周一，如果必要，这场反革命活动将被武器制止。’火车站附近到处都是满载军队和警察的卡车，一万到一万五千名士兵严阵以待，准备开枪。”
1989年5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邀到访中国出席中苏峰会时，原定的迎宾重地天安门广场被示威的学生占领，中国自由潮撞击了他的“新思维”，他心潮起伏却什么也没说；1989年10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应邀到访东柏林庆祝东德建政40周年时，目睹莱比锡波及全东德的民众抗议大势，他听见的是德共总书记昂纳克（Erich Honecker）对北京六月“天安门模式”的赞许。
在北京八九六四之后，“天安门模式”和“中国解决方式”作为一个特殊的词语，进入了东德当局的语言和思维系统，确然成为德共解决民众抗议浪潮的终极选择。
东德国家安全部对外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Johannes Wolf）接到了德共总书记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这道命令已经准备实施：莱比锡的人们见证了天安门模式在东德再现：环城公路上武警严阵以待、军人警察遍布城区、“工人战斗队”四处巡逻、尸体袋卸载到市中心某仓库、家长们接到市委通知下午三点必须前接幼儿园孩子回家、外科医生全部奉命在急诊室待命，教会医院不得接受伤员……
沃尔夫判断说，这道命令一旦执行，“后果可能比北京的更严重。”
所幸的是，面对越来越近的抗议人群，先是警备重地——莱比锡火车站——的东德军人拒绝开枪，然后是莱比锡东德党部大楼的市政府下令不开枪，最后传来了东柏林新上任的德共总书记柯伦茨（Egon Krenz）的命令：撤离所有军警，避免与人民发生冲突。这一自下而上的决定，奇迹般消解了中共制造的魔鬼之魂——“天安门模式”。
一个模式两种命运
地球上很多伟大民族和国家都曾对人类的现代文明作出过贡献：英国贡献了君主立宪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牛顿）和工业革命；美国贡献了共和政治制度、第三次科技革命并主导了二战后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意大利贡献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艺术成就及其伽利略（与牛顿共同）创建的近代自然科学；德国贡献了近代洪堡大学制度、免费义务教育体系并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法国强化了“民族国家”的国家模式、推广了拿破仑法典以及现代奥林匹克体育模式；荷兰贡献了现代银行制度；印度贡献了源起于斯的佛教；俄国贡献了十九世纪辉煌的文学创作以及化学周期元素表、高级神经活动理论；以色列和犹太民族的希伯来一神教超越性精神为人类主流文明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这个单子可以不断接续下去。这些贡献都不同程度地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回眸百年，中国在促进人类现代文明方面没有贡献。若有任何世界瞩目的东西，那就是“天安门模式”，这是中国共产党建政40年时对世界人类唯一的“贡献”。这一“贡献”最终被东欧社会蕴含的文明底蕴所抵御。
但是自那之后，“我国”被善意的美国拉入世界大家庭而畸形崛起，向世界推销各类中国“珍宝”：从间谍和学术管制机构“孔子学院”到科技盗窃集团“华为”，从共产意识形态到遍布全球的假冒伪劣商品，连带潜逃的数万贪官和转移的近万亿赃款……
在东欧政治文化版图上，虽然曾经有过类似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1953年东德事件、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捷克事件，1989年的“天安门模式”也确曾被东德共产党当作消灭社会民主诉求的杀手锏，但它终究无力拯救柏林墙的坍塌和西半球的专制政治。值得注意的是，它却被证明是启动东方最大专制集团自我强化的机制。而且，即便在苏联东欧变局发生、冷战结束之后，这个模式在中国依然富有活力。同样令人深思的是：汉语世界对北京与华沙截然相反的两个八九六四的比较研究并非没有，但30年过去，对中国与东欧民主革命不同命运的深入研究及有启发性的研究结果，鲜见于世。
写于2009年5月31日八九六四30周年，美国维吉尼亚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