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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
1914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正在太平洋岛屿的热带雨林中考察。他向当地的一名食人族描述：“欧洲正在发生战争，每天有几万人丧生。”食人族土著惊奇地问道：“你们怎么吃得下这么多人肉？”当他解释欧洲人不吃人肉时，食人族吓呆了：“不吃的话杀这么多干什么？你们那里也太野蛮了！”
这是对文明社会的辛辣讽刺。文明社会的人认为食人族野蛮，但实际上自认是文明社会的人比食人族更野蛮。
一战前世界文明的中心是英国，它以《大宪章》、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塑造了一套现代政治秩序，是海洋商业文明的象征。在英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下，世界进入了较为和平的几十年，经济蓬勃发展，电话、火车等新技术产生。1900年代，最博学的学者都认为，人类已经不可能再发生大规模战争，因为“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军事平衡使任何国家都不敢保证获胜；对各方而言，战争都是得不偿失的非理性行为……”
他们高估了人类的理性。人类的贪婪，尤其是无止境的权力欲，所产生的恶行，并没有因科技进步而有所改善，相反科技发展使现代人比食人族更野蛮。
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政的30年间（1862-1890），大力发展工业，以一系列铁血战争统一德意志，并成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宰相。威廉二世登上皇位后，就以德国经济崛起、国力增强，依仗国家主义的强势四处出击挑衅，与英法等个人主义的政治秩序发生冲突，一步步走向民族主义对决的世界大战。
《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认为：人类文明的进退，在于两种传统的拉锯战，一种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商业个人主义传统，一种是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农业集体主义传统。前者经文艺复兴发展为自由主义，后者就发展成国家主义。
去年是第一次大战结束的100年。尽管二战结束后没有世界大战，但100年来国际间冲突不断，而所有的冲突，归根究底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抗争。个人主义有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之别，但总之就是个人权利最大化的体制，集体主义，或称为国家主义，或以社会主义、什么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名义，但都是特权阶层以国家名义去压制个人权利的统治者权力最大化的体制。100年至今，这种冲突仍然存在，国家主义使人类显得比食人族更野蛮。
一国两制是在国家主义的中国主权下维持香港个人主义的设计。1997年订立的《逃犯条例》指，移交逃犯安排“适用于（i）香港政府及香港以外地方的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部份的政府除外）”，这一个“除外”条款，是维护香港个人安全的屏障。一旦撤去，香港就落入国家主义的巢臼。
香港人反送中的大规模游行，不是要争取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比如真普选，而是要维护我们原来有的屏障。在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处于对决状态的现势，国际社会对香港问题的关注也与过往争取民主不一样，这次是保卫自由文明的社会免于落入比食人族不如的野蛮。送中纵使强行通过，也不是事情的终结。西方国家哪怕不是即时，也一定在日后逐渐地不放过特区政府及其酷吏。
这是对文明社会的辛辣讽刺。文明社会的人认为食人族野蛮，但实际上自认是文明社会的人比食人族更野蛮。
一战前世界文明的中心是英国，它以《大宪章》、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塑造了一套现代政治秩序，是海洋商业文明的象征。在英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下，世界进入了较为和平的几十年，经济蓬勃发展，电话、火车等新技术产生。1900年代，最博学的学者都认为，人类已经不可能再发生大规模战争，因为“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联系空前紧密；军事平衡使任何国家都不敢保证获胜；对各方而言，战争都是得不偿失的非理性行为……”
他们高估了人类的理性。人类的贪婪，尤其是无止境的权力欲，所产生的恶行，并没有因科技进步而有所改善，相反科技发展使现代人比食人族更野蛮。
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执政的30年间（1862-1890），大力发展工业，以一系列铁血战争统一德意志，并成为德意志帝国第一任宰相。威廉二世登上皇位后，就以德国经济崛起、国力增强，依仗国家主义的强势四处出击挑衅，与英法等个人主义的政治秩序发生冲突，一步步走向民族主义对决的世界大战。
《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认为：人类文明的进退，在于两种传统的拉锯战，一种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商业个人主义传统，一种是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农业集体主义传统。前者经文艺复兴发展为自由主义，后者就发展成国家主义。
去年是第一次大战结束的100年。尽管二战结束后没有世界大战，但100年来国际间冲突不断，而所有的冲突，归根究底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抗争。个人主义有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之别，但总之就是个人权利最大化的体制，集体主义，或称为国家主义，或以社会主义、什么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名义，但都是特权阶层以国家名义去压制个人权利的统治者权力最大化的体制。100年至今，这种冲突仍然存在，国家主义使人类显得比食人族更野蛮。
一国两制是在国家主义的中国主权下维持香港个人主义的设计。1997年订立的《逃犯条例》指，移交逃犯安排“适用于（i）香港政府及香港以外地方的政府（中央人民政府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部份的政府除外）”，这一个“除外”条款，是维护香港个人安全的屏障。一旦撤去，香港就落入国家主义的巢臼。
香港人反送中的大规模游行，不是要争取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比如真普选，而是要维护我们原来有的屏障。在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处于对决状态的现势，国际社会对香港问题的关注也与过往争取民主不一样，这次是保卫自由文明的社会免于落入比食人族不如的野蛮。送中纵使强行通过，也不是事情的终结。西方国家哪怕不是即时，也一定在日后逐渐地不放过特区政府及其酷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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