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17 June 2019

香港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兩個「反送中」抗爭者的自白

林祖偉
BBC中文
2019年 6月 15日

五年前,香港大批市民佔領主要道路79日爭取普選失敗而回,當時有人在現場掛上橫額,說「We will be back(我們將會回來)」五年後,大批市民真的重回金鐘現場,實現了「佔領2.0」,但這場新佔領,很快便被警方武力驅散。
6月12日,香港爆發一場大規模的警民衝突,警方動用約150枚催淚彈、數發橡膠子彈及20發佈袋彈驅散成千上萬的示威者。香港警方和政府形容這是「有組織的暴動」,示威者指責是政府漠視民意,強行修訂《逃犯條例》,才引發不滿情緒升溫,並批評警方過份使用武力。
BBC中文採訪兩位參與這場抗議活動的示威者。但受訪者要求用上化名,以免被政府秋後算賬。

「我們或是真槍實彈的一代」

「我在高中時已經意識到,我們是催淚彈的一代,也許會有一天要面對真槍實彈,」20歲的大學生鐘同學對BBC中文說。
她接受採訪時再三叮囑我不能錄音、不能拍照,「最好把電話也關掉」,我們透過中間人相約在公園一個角落聊天,她帶著口罩,生怕記者已被人跟蹤。到底是甚麼時候在香港採訪一個青年需要如此戒備?
她說,從2012年香港出現反對國民教育運動起,便經常看新聞,「越了解這個社會,便發現越多荒謬的事情。」
五年前的「雨傘運動」、三年前的「旺角騷亂」,她尚未成年,忙於學業而無法參與,「但這些抗爭對當年只是中學生的我,印象非常深刻,當年我已經問,為何警察可以這樣粗暴對待示威者,為什麼政府可以完全不聽市民的聲音。」
香港政府近期推動修訂《逃犯條例》引發巨大爭議,外界憂慮修例通過後,會令在香港的人被安插罪名,移交至法治與人權欠佳的中國大陸。根據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大學的研究,約六成香港人不信任中國司法系統。
這個6月,鐘同學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參與示威活動,這是她首次參與大規模的社會運動。
「政府之前兩次修改這份草案,但核心問題都沒有解決,就是如何相信大陸政府的法律系統,香港政府說自己或是法庭可以把關,有所保障,但如果大陸要偽造罪名,把香港人帶上去,也是可以,你可能說案例不會很多,但說實話,缺口打開了,大陸政府可以為所欲為。」
6月9日的百萬人遊行,讓首次上街抗議的她大開眼界,但自稱理念貼近本土派的她知道,這種和平遊行根本不會有所作為。晚上游行後,她留守立法會外,看著一眾示威者衝入立法會,她第一次親眼目睹警民衝突,「現場氣氛真的很緊張,警察對待示威者真的毫不留情。」但這場衝突只是一群新手年輕抗爭者小試牛刀的一幕。
政府對百萬人遊行沒有任何讓步,嘗試把焦點放在9日晚上的警民衝突,民間眼見政府絲毫不退讓,醞釀更大規模的抗爭,一些商店醞釀罷市,學生組織發起罷課,務求在6月12日包圍立法會,阻止立法會恢復審議草案。

回憶人生首枚催淚彈

6月12日那天一大早,鐘同學便在立法會的外圍關注情況,看著示威者衝出馬路,重演五年前的佔領運動,但上次的79日佔領也沒有結果,她和其他示威者早已預料,行動會升級。
網上有人號召,示威者下午3時要衝擊警方,結果3時半左右,真的發生了衝撞。
「當時我身在較後排位置,手機收不到訊號,其實不知道前方發生甚麼事情,聽到群眾發出吵鬧聲後不久,本來想向前去看一下情況,但很快便看到催淚彈迎面而來。」
剎那間,金鐘猶如戰場,白煙之間,人群四處走避,混亂之際,她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往哪裏逃。
突然,一枚催淚彈出現在她約五米以外的位置,「這是畢生難忘的回憶,原來中了催淚彈,眼睛真的很痛。」有人替她清洗眼睛,但大批防暴警察也衝上前,她還未能夠張開眼睛,朋友已經把她拉走。
混亂之間,她聽到了槍聲,身邊的男子突然倒地,眼睛流血,嚇得她和其他朋友繼續向後方跑。
警方說他們用的是布袋彈或是橡膠子彈,屬「低殺傷力」武器,「可能定義上真的是低殺傷力,但他們的距離這麼近,低殺傷力武器也足以致命,」她說。
「原來參與運動真的會有生命危險,我很害怕,但我不想走,也不知道可以怎麼做。」
接下來幾個小時,她和其他示威者一同與警方展開追逐戰,先後逃到地鐵站和商場。

「我凖備被捕,但不想死」

有專家認為,香港這次集體抗爭大部分屬於自發。在現場,許多常常亮相媒體的政治人物,只是混在人群之中,幫忙阻止警察繼續追打示威者,而不是鼓動人群衝向前。
這種新抗爭模式在香港被稱為「去大台化」,即是沒有領袖、沒有大組織支援,主要由普通人三五成群地在不同的位置參與示威。這與「雨傘運動」學生領袖、「佔中三子」以及在佔領區現場冒起的領袖,不斷爭奪話語權的作法有分別。
這種新模式有利有弊,一方面群眾沒有與相同陣營的人爭拗的包袱,但一方面也令很多人不知所措,群雄無首。
鐘同學表示,參與示威期間,經常不知道自己應該站在哪個位置,不知道哪個地方需要她,主要的消息來自一些具有數據保安和加密功能的社交媒體,譬如Telegram群組,以及網上討論區,但這些地方發言的人眾多,也經常傳播假消息,讓她無所適從。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說我們是有組織的犯罪,我很想回應她,我也很想知道當時哪裏不夠物資、哪裏需要人,其實我也想有人提點一下,畢竟我是第一次上前線。」
當天傍晚時,她帶著疲憊的身軀,默默地回大學宿舍,與朋友一起大聲痛哭。
作為本土派支持者,她在這天前,常常表示支持「勇武抗爭」。
「但今天的我也勇武不起來,面對的對手真的太強大了,我做好心理凖備被捕,但我未凖備好面對死亡,因為當死傷來得這麼近時,我才知道這個代價其實真的很大。」
「但我不會輕言放棄,這次運動讓我知道很多同路人,我們都是真心愛香港的人,這次我們至少阻止立法會議員開會,達到了目的,」鐘同學說,「但如果每次都要這樣動員,去阻止政府或立法會的一小步,值不值得很難說,但我也想不到別的辦法,如果想到更好方法的話,誰會選擇在前線被人打。」

「香港在下沉」

「我看見這座城市在下沉,但我阻止不到,」30歲、從事銷售工作的王先生見證了香港近年兩次催淚彈,「香港人現在太會抗爭,我都覺得很可悲。」
2014年,催淚彈掉下來的一刻,他是撐著傘站在前線的青年,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他也在金鐘度過了幾十天的晝夜。
那時候他才剛從大學畢業不久,但自從「雨傘運動」後,香港社會進入外界所言的「社運低潮」,他也一度對政治感到氣餒,但在他和很多示威者眼中,過去五年,香港的情況「每況愈下」,政府「變本加厲」。
當年的社運人士包括學運領袖黃之鋒、「佔中三子」、多名民主派或是本土派人士相繼入獄。2016年農曆新年爆發的「旺角騷亂」,本土派領袖要不被判暴動罪成,要不流亡德國尋求庇護。多名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議席,部分人連參選的機會也沒有,結果建制派在立法會佔據大優勢。
「政府完全沒有打算聽丁點反對聲音,是丁點也沒有,不但沒有疏導民間不滿情緒,反而不斷地燃點不同的火頭,看看《國歌法》、一地兩檢,還有林鄭月娥打算推行的填海計劃等等,現在逃犯條例只是觸發點,那種怨氣是累積而成。」
王先生強調自己不是本土派,工作的關係令他不能夠經常參與社會運動,但這次逃犯條例再次讓他意識到不得不走出。
「逃犯條例最可怕之處是看到政府的謊言,可以睜著眼說中國法治沒問題,指責法律界人士不會法律,以台灣殺人案做修例的掩飾,可不可以尊重一下人民的智商?」

暴力的根源在哪兒?

6月12日,他在立法會外身在前線,但更多裝備充足、戴頭盔與口罩的年輕示威者,比他走得更前,他背包凖備了8瓶大水,不斷為中彈、中椒的示威者清洗。
「我很心痛,為何他們這麼年輕便要面對這些事情?當中有些只是中學生,我中學時只需要顧考試,為何社會運動的重任,這麼快便交托了給下一代?」
「我是不太贊成暴力,自己年輕時也沒有這麼豁出去,我也試過在網上批評向前衝的人是中共派來的鬼,想破壞運動,但這批學生,怎看也不像是鬼,他們年輕的外表下,沒有天真的眼神,只有絶望,或是對警方的仇恨。」
以往有示威者衝撞警察,總會有人出來試圖制止,旺角騷亂爆發後,民主派政黨高調「譴責暴力」,但這次《逃犯條例》引發的警民衝突,示威者在路上挖磚頭,向警員扔雜物,拿起鐵馬衝擊警方防線,民主派政黨一概沒有譴責示威者,而是譴責毫不退讓的政權,以及加大鎮壓力度的警察。
警方驅散示威者的力度,大大超出大家的想像,可以毫不留情圍毆一些倒在地上的示威者,甚至開槍發射橡膠子彈和布袋彈。
「網上片段中警察更像暴徒,示威者的衝擊,真的只是撞向高牆的雞蛋,到底這種方法有甚麼好處,我不知道……不知不覺間,我們雨傘這一代明白了,運動是長期作戰,我不希望他們有任何犧牲,換來更大的失望。」
香港政府及建制派以「有組織的暴動」和「暴徒」來形容6月12日的場面,並予以嚴厲譴責。據香港媒體引述政府消息,參與這場「暴動」的人數約4萬人。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如果政府遷就他們,只會讓他們以為用暴力便可達到目的。
王先生說,「暴力的根源是甚麼?是政府,我是不太贊成暴力,但我們沒有資格去批評年輕人,因為我們之前所做的抗爭,同樣沒有動搖政權,我只希望年輕人小心自己的身體和前途,因為付出越大、失望越大,這不是最後一戰,是一場長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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