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30 December 2018

滕彪 专制的效率与腐败的成本

来源:
自由亚洲

我在上篇专栏谈到中国经济奇迹与“低人权优势”时,说“低工资、低福利、工作环境恶劣,强行征地拆迁、禁止独立工会、禁止游行示威和罢工,官商勾结、司法腐败等等,都大大压低了中国商品的成本,从而具有巨大的价格优势。”限于篇幅,无法详谈。有人质疑到,“官商勾结、司法腐败”显然是增加成本的因素,怎么会是减少成本呢?

这要看是谁的成本。

从经营者的角度

在企业审批和运行时,因为腐败的广泛存在,本来可以依法获得的许可,需要靠行贿等手段才能获得;本来可以赢的官司,需要买通法院才能赢,这都加大了成本。但是一旦形成官商勾结关系之后,或者对于本来就有党政背景的商人来说,则是大大降低了成本:本来无法得到的许可、批文、贷款能够轻易得到;本来应该输掉的官司,可以不输反赢;偷税漏税、走私诈骗、内幕交易、强买强卖等等违法犯罪可以逍遥法外。这都大大降低了企业运行的成本。

从劳工的角度

在专制和腐败体制下,劳工处于极度的劣势,工资被拖欠,工伤得不到补偿,失业得不到救济,无法建立独立工会,无法组织集体谈判和罢工,无法诉诸独立的媒体,无法找民意代表来过问,和老板打官司很难胜诉,上访还要被遣送、被抓、被打。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富士康员工系列跳楼事件、孙志刚被收容遣送站打死事件、佳士工人维权遭镇压事件、12.3劳工NGO事件,只是中国劳工悲惨境况的冰山一角。腐败制度大大地降低了中国劳工的成本,加快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使商品价格在国际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同时大量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的劳力也是吸引国际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全社会的角度

专制和腐败体制给资本家和企业节省的成本,除了造成劳工的痛苦之外,代价也由全社会来承担。银行呆账坏账、国有资产流失、税收的流失、狂印钞票造成通货膨胀、经济结构的失衡,垄断造成的高电价、高油价、高网费、高学费,都得由全社会来承担代价;官商勾结、司法不公严重恶化了社会道德和风气;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加剧了社会矛盾和怨恨;尤其是环境和生态的损失更是不可估量:腐败可以使污染企业降低或完全不顾环保标准,资源过度开发、森林乱砍、黑烟乱冒、废料乱堆、污水废水注入江河地下,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党政官员有了GDP,但雾霾、河流污染、沙漠化、环境生态灾害等代价,却不得不由全民及子孙后代来承担。

有人说专制比民主效率高。在专制体制下,一个机场、一条高速公路、一个化工厂,说建就建了,领导一拍脑袋的事。政策配合、征地强拆,财政拨款,驱逐低端人口,镇压抗议,“集中力量办大事”,GDP可以猛增。南韩、台湾、苏联等很多国家都曾在专制下获得经济高速发展。民主体制下,要选举投票,要司法独立,要程序正义,要信息公开,要媒体监督,要保护私有产权,要保障劳工权利,要保护环境,要社会福利,出了问题还要问责政府,实在太费劲。著名的“成田机场钉子户事件”就足以说明问题。

但专制的代价呢?中国有多少空楼和“鬼城”?多少豆腐渣工程?多少黑砖窑和血汗工厂、“断指工厂”?多少被掩盖的矿难?多少干枯的河流和有毒的空气?官员的特供、超豪华办公楼、保卫、公费旅游、公款吃喝、贪污、洗钱造成多少浪费?多少倾家荡产的P2P受害者?多少基金黑幕、股市黑幕、医疗黑幕和彩票黑幕?多少得不到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广东的罗定机场成为放牛场,耗资超千亿的珠港澳大桥通车之后车辆寥寥,专制和腐败造成的决策失误谁来买单?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造成的经济危机谁来承受后果?

专制造成的政治、社会和道德的代价,又远远高于经济和环境方面的代价

中国有多少颠倒黑白的冤案错案?多少洗脑的教育和虚假的宣传?多少禁书和因言获罪的记者作家?多少被拆毁的文物古迹?多少毒奶粉、毒疫苗和地沟油?多少上访村、艾滋村和癌症村?多少自焚的藏人和被关在集中营的穆斯林?多少人死于酷刑、劳改、计划生育和城管的暴力?多少李思怡、孙志刚和杨改兰?多少刘晓波、曹顺利和王炳章?多少人因争取人权和民主而血洒街头和身陷囹圄?当作恶者有权有势,善良人受苦受难,当人们的自由被剥夺,尊严被贬低,信仰被消灭,正义遭践踏,所谓的经济奇迹还值得骄傲吗?纳粹政府也曾创造了经济飞跃,难道我们要歌颂和效仿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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