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的主流歷史論述中，往往會把中國描述為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這些論述多會指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就遭到所謂的「百年屈辱」，主權因種種不平等條約而遭西方列強侵蝕，使其淪為被瓜分的半殖民地。隨後中國經歷國族主義和共產主義革命，抗日戰爭取得勝利，驅逐殖民勢力並收復主權。這種觀點傾向以同情的角度描述當代中國的制度暴力，認為當局之所以要用集權政治富國強兵，是為了掙回百年屈辱而錯失的發展機會。而中國對屬地的高壓統治、以及與鄰國的邊界糾紛，亦因此被視為維護領土完整的正常舉動。
然而，這種主流歷史論述卻未有反映事實之全部。當清帝國於1870年代在沿海遭列強侵蝕主權之際，左宗棠卻率軍攻入中亞，以殘暴的手法鎮壓維吾爾人，到1884年清帝國更將其中亞屬土編為新疆省。到1880年代，清帝國更模仿西方殖民主義的做法，先於1882年趁朝鮮王國發生政變出兵干預，然後先後在1882年和1884年與朝鮮簽訂不平等條約，並在仁川設立清租界。內外交困的清帝國尚且會積極擴張，更何況已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現代中國？中國於21世紀將其新興經濟實力，轉化為影響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鋭勢力」，並高調地讓「以我為主」的外交作風達成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近年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於航運據點大撒金錢建設基建，再以債務操縱位處戰略要地的小國。即使在西方國家，中國還是能透過投資計劃、政治捐獻、文化交流的方式，對西方社會各界全面統戰，並多番刺探科技及軍事情報。中國顯然不是帝國主義無辜的受害者，它本身亦蛻化為意欲經略寰宇的復興帝國。
國際關係學界對中國崛起並步向帝國主義，卻相當後知後覺。他們有的只將目光放在當代，或是以相對較低的人均收入否定中國稱霸之可能，或是訴諸庸俗的現代化理論以說明中國將和平演變。放眼歷史的，則會依從中國方面的論述，把東亞大陸的帝國是為和平包容的典範。能夠正視東亞大陸從舊帝國到當代中國皆有追求帝國擴張之歷史路徑的著作，可謂鳳毛麟角。中西輝政《中國霸權的倫理與現實》和王飛凌《中華秩序》兩書可謂不可多得之著述，可助我們反思中國崛起背後的歷史基礎，以及其近年重振帝國榮光的野心。
但到公元10世紀，宋帝國卻強調華夷之辨、掃除內亞文化對中土之影響，之後明帝國則以更保守的方式延續這作風。17世紀中滿洲人入主中土創立清帝國，則為另一個轉折點。清帝國之疆土，除中土之外，還包括滿洲、蒙古、青藏高原和被稱為「新疆」之中亞屬地。東亞大陸在這之前的眾帝國，大都只能短暫佔據中土以外的周邊，但清帝國卻能將各部整合為一體。如此當中國國族主義於19世紀末興起，便形成清帝國領土「一點都不能少」的大中國想像。
東亞大陸各地文化及血緣均大異奇趣，民族構成亦一直演變，何以在過去2200年卻一直出現涵蓋整片大陸的大帝國？夏、商、周王國先後稱霸中原，但中原依舊列國林立、所謂霸權也不過是大國主導的列國聯盟。這些國家起初都是只有一座城池的城邦：在當時的概念中，居於城內的都被視為國民，而活在外邊的則是鞭長莫及的野人。是以漢文的「國」字，就是代表城牆的「囗」內，寫上代表武力的「戈」、代表土地的「一」和代表民眾的「口」。後來這些國家互相攻伐、兼併，於周王國衰微後形成七個大國，而當中的秦王國於公元前221年吞併其餘六國，並建立東亞大陸上第一個帝國。中原之地勢猶如一個聚寶盆，為東亞大陸的交通要沖、人流物流集中之地，當中各生活形態迴異的族群因政治統一的緣故，隨人流聚集變成統一的集團。秦帝國在中原北邊建造廣為人知的萬里長城，猶如宣告整個中原已成為一個巨型城邦，而當中因各種理由聚集的人都已變成秦帝國的國民。
東亞大陸帝國的國家觀念，並非建基於文化、血緣或宗教，而是「城牆之內、盡皆國民」的城邦觀念。中原於地緣上乃大陸人流物流之中心點，而又長期是東亞已知世界獨一的文明中心，城邦觀念就在「一個文明、一個國家」的現狀下，演化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觀。由於帝國國民的身份並非建基於文化、宗教和血緣，即使中原的民族構成隨時間轉變，帝國體系仍可能得以維繫。隨着世界氣候於公元4世紀轉冷，中亞和內亞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向歐洲和東亞遷移。西方的羅馬帝國因受不住民族大遷徙的壓力而衰落，自西羅馬帝國於公元476年覆亡後，列國體系就成為歐洲的常態。在東亞大陸，晉帝國因內亞民族入侵中原而於公元316年滅亡。黃河流域各族群紛紛建國，而大批晉帝國世族則逃亡至邊陲的長江南岸，並於翌年擁戴琅琊王司馬睿成立流亡政權。但東亞大陸的列國體系只維持272年：隋帝國於589年吞併陳帝國後，帝國體系又重新成為常態。非但如此，原先東亞大陸「大城邦」的已開發地區只局限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如今長江流域亦因晉室流亡而得以發展，使東亞大陸帝國的規模比以往更為龐大。
由於主導帝國的意識形態不是形而上的宗教、純粹只是世俗的政治考量，帝國的對外政策因此傾向務實。也就是說，「大城邦」的「城牆」可以隨國力形勢而伸縮。在強鄰環伺、國力不振之時，帝國傾向躲進小樓成一統，專注內政而莫理化外之民。即或如此，帝國仍寄望他日能東山再起、盡顯本色。就如中西先生所言：
即使是在周期性的環境當中，依然強烈的渴望「統一」，當中國社會因這樣的衝動而運作時，便開始意識到超越中國的普遍性世界。然而一旦中國世界（再度）統一了，渴望「普遍」的志向便被「體制化」⋯⋯「渴望統一的衝動」總是伴隨着心理上的惰性，以往嚮往的「普遍」，在統一後成為充實國力的歷史條件，不久後再度膨脹為對「外」的渴望。
東亞大陸帝國勢弱時，多傾向韜光養晦。但只要能力容許，就會將版圖盡可能向外推，以達成「一個世界、一個文明、一個國家、一位皇帝」的政治理想。帝國亦積極將因種種因素未能征服的外國其納入朝貢體系，設法不發一兵一卒就使對方臣服。辛亥革命雖在名義上結束了帝國體系，但這種天下觀念對當代中國影響深遠，對中國與東亞諸國的外交影響尤鉅。
但如此幅員廣大的帝國，成員既沒有共同的文化、宗教和血緣，又當如何維繫？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東亞大陸通行的漢文，是種言文分離的文字。東亞各地知識人只須學會書寫漢字，此後即使語言不通，亦能以文字筆談、發佈政令。部份原住民則以土語的邏輯學習漢文，帶着鄉音學習中原的上古漢語或中古漢語。這些混雜語言，最終演變成各種互不相通、但同樣能以漢文表達的漢語族克里奧爾語。然而除此以外，東亞大陸帝國之維繫，亦不得不倚靠各種愚民的意識形態。
秦王國越公元前356年起用商鞅，自此以法家治術治國，使國力迅速擴張，並於公元前221年一統中原。秦帝國欲以刑法實踐中央集權，但隨後的史實證明單靠刑法無法長期確保帝國的認受性。領導秦王國吞併餘下六個大國的始皇帝於公元前210年駕崩，繼任者卻缺乏威信，是以民變四起、六國遺民亦趁機復國，令帝國僅僅三年後就覆亡。此後中原一度在楚王國主導下短暫回復昔日的列國體系，但劉邦的漢王國卻於五年內消滅包括楚王國在內的列國，再度一統中原。漢帝國建國後廢除不得人心的秦法，並折衷地撤回部份中央集權措施，但如此皆不是維繫帝國的長遠之策。最終漢帝國君主將目光放在注重倫常禮法的儒家思想上。
儒家思想的終極關懷，是要以人的良知建立和諧仁愛的社會秩序。他們主張知識人當教化民眾，以禮法彰顯人性的美善。在道德實踐上，則是確立父慈子孝的家庭倫理、再以此為君臣之間政治秩序之模範。儒家思想一方面主張制約君權，比如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則主張「從道不從君、從義不重父，人之大行也」。但與此同時，禮法不單要限制君王，亦要約束民眾。民眾理當得享仁政，但亦有遵從禮法之義務：除非在上者有違禮法、施行暴政，民眾應當尊重上尊下卑的社會秩序。儒家一方面主張仁愛政治，但錢幣的另一面則為秩序情結。
漢帝國君主利用儒家思想的兩面性，把法家的內容偷渡進去。君主一方面作出施行仁政的承諾、另一方面則以家庭倫理實行間接的社會控制。實際運作上，則將倫常禮法當作刑法使用、把禮法對君主的約束輕描淡寫、並把儒家經典變成「經義斷獄」的思想控制機制。但以家庭倫理控制社會的做法，比較貼近民間既有倫理觀，也就不會像刑法那樣使民眾覺得不近人情。與此同時，以禮治國的方針亦強調家長約束子弟的父權，並以此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如此則使家長及其繼承人成為帝國共犯結構的一部份。除此以外，這套意識形態講究的是世俗社會的長幼尊卑。帝國內不同文化、語言、血緣、宗教的族群，只要有着農耕社會的家庭結構，就可以與帝國意識形態契合。王飛凌如此總結這套秦漢式帝國思想：
儒化法家制度在政策實踐中打磨了秦式極權主義政體的粗礪棱角；在意識形態上，更支持威權主義而不是極權主義，通過將帝制國家擬人化為父系家長制，並借用上天（即上帝或大自然）授予的神力來降低統治成本；在功能上，秦漢政體是一個前現代的組織結構，它的政治治理、經濟體制和社會生活之間的關係保持着一致性。通過仿效最重要、最穩定的人類組織——家庭，給儒家關於權威、等級、和諧與繼承的種種規則、隱喻和規範，淡化了極權主義政治機制，使得漢帝國版本的法家政體比秦帝國版本更穩定，成本更低，也更容易為民眾尤其是社會精英們所接受。
此後秦漢模式外儒內法的意識形態，就成為東亞大陸的主流，並持續進化。朱元璋以暴力手段創立明帝國後，以保守版本的儒家理學為正統官學、亦更強調尊卑有序的意識形態，從而為戶籍身份世襲的僵化新制度背書。明帝國亦透過鄉里組織自上而下灌輸理學教條，以意識形態速使民眾服從。此後社會氣氛雖曾隨明帝國衰落而稍為鬆動，但之後清帝國以文字獄進行思想審查、而其知識人亦相信明末清初的天災人禍乃思想脫序招致之惡果，令思想氛圍再度趨向保守。因著知識階層的退縮，秦漢模式的社會控制比以往更有效、更壓制。王飛凌認為秦漢以來的意識形態雖令東亞大陸帝國體系能持續2200餘年，卻有系統地阻礙和懲罰有違官方意識形態的獨立思考。明帝國和清帝國對理學教條的保守詮釋，令科學技術的創新大不如前，經濟效益亦未能趕上全球的現代化發展。最終東亞大陸帝國「沒有留下文藝復興、沒有帶來啟蒙運動、沒有開啟工業革命」。大一統的帝國體系也未有如一些論者想當然那樣對東亞的和平有過正面影響。帝國強盛時，往往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執念、不惜虛耗國力向外征伐；帝國衰落時，中土各方勢力則會為爭奪中央政權內戰。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中，有近半發生在東亞大陸帝國體系之內。
共產黨自20世紀中以來的極權統治，亦是這種秦漢邏輯的延伸。只是外儒內法的舊意識形態，被馬克思外衣包着法家內核的毛澤東思想取代。共產黨的組織幹部，則擔當着昔日儒官集團的角色。舊帝國將「民心所趨」視為帝國「天命」之所在，毛澤東則透過煽動群眾暴力的政治運動取得政治認受。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雖放棄群眾暴力路線，但仍然以中國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壓倒民眾之自由思考，也像法家那樣以溫飽和刑法令民眾服從。
自清帝國19世紀中遭遇西方帝國之來襲，也被迫放棄天下帝國的觀念，被迫成為西發里亞國際體系之一員。東亞大陸的帝國主義，亦於世紀之交轉型為中國國族主義。但中西輝政和王飛凌均認為中國未有心悅誠服地遵從西發里亞體系的遊戲規則，特別在1990年代經濟起飛之後中國就一直想重建「以我為主」的天下帝國體系。中西輝政指出中國近年與其他東亞國家交往時，往往遵從昔日朝貢體系的邏輯，比如把朝鮮視為自己的藩屏。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把韓半島、緬甸、不丹、尼泊爾和越南等地現已獨立建國之地，與香港、台灣、澎湖和旅順等量齊觀，同樣視之為被人搶奪的「中國的許多屬國與一部份領土」。中國經濟改革後無法再倚靠共產理想取得政權認受性，就只能重振秦漢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親政權的中國知識人為帝國擴張搖旗吶喊，有的鼓吹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國家體系、有的主張以儒化法家的「中國價值」挑戰西方「普世價值」的「霸權」。中國於21世紀亦拋棄「韜光養晦」的務實低調，以大國崛起的姿態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王飛凌如此解讀中國近年的基本國策：
中華秩序的復興將把全世界置於一個中央集權政府下，一個（但願是仁慈的）獨裁者而非法治制度之下。中國夢裝腔作勢地要把19世紀以前中華世界的長期停滯和專制主義，重新包裝，作為中國針對現存西發里亞體系而提出的替代方案⋯⋯北京的新國際努力儘管被勾畫為一種所謂的「另類現代性」，但其實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帝國主義而已。
東亞大陸在儒法混合的意識形態下，過去2200餘年中的大部份時間，都是由專制而敵視自由的大一統帝國統治。到20世紀儒化法家的作風又與舶來的黨國主義合流，使中國淪喪於極權主義的鐵蹄下。難道東亞大陸的政治秩序就沒有其他的可能？
宋帝國開國時，在內亞的契丹人早已趁中土連年爭戰、學效東亞大陸的模式建立遼帝國，並一直控制着中原北部。雖然宋帝國曾嘗試以武力一統中原，但其軍事力量卻遠不及遼帝國。遼帝國1003年南侵、意欲吞併中土，部隊翌年末打到澶州時，戰事卻呈膠着狀態。雙方只得講和，並於1005年初締結盟約：宋遼兩國約為兄弟之邦、而宋帝國此後需要每年向遼帝國輸送幣銀和絹布。這即是說，東亞大陸中央的帝國僅將自己視為列國中之一員，並不再以天下帝國自居。宋帝國在澶淵之盟後有着明顯的邊界意識，並將界線另一邊視為對等的國家。後來西夏於黃河中上游興起，之後雖協議讓西夏向宋帝國稱臣、但仍需向西夏輸送物資，兩國在實際上仍為對等關係。在女真人建立金帝國、消滅遼帝國並侵佔中原後，宋帝國於兩國關係中位階反倒較低。王飛凌認為這時東亞的國際關係，與西發里亞體系有其相似之處：儘管宋帝國並不情願，還是在條約上放棄天下帝國之宣稱、並自視為列國體系中之平等成員。
結果宋帝國在其319年歷史中，雖曾丟失半壁江山，卻仍然比其他東亞大陸帝國太平。宋帝國的對外戰爭及叛亂皆少於其他帝國，亦從未爆發過內戰。宋帝國相對的太平，使其可以貫徹文人統治的方針。此時世族衰落，取而代之的官僚則為科舉選拔的民間知識人、皇室祖宗之訓亦強調尊重文官，其社會以東亞大陸標準而言相對平等。雖然宋帝國仍是君主專制，但政策實際上出自君主與文臣之間之共議、近乎「君臨而不統治」之理想，時人程頣略為誇大地將之稱為文人與君主「共治天下」之局面。這亦是東亞大陸思想較為開放的時期，外儒內法的意識形態不再具壟斷地位，各派思想家為儒家真義爭論不休，因而帶來百家爭鳴的學風。文學、科學、藝術、宗教的發展亦同樣百花齊放，這些文化成就也隨印刷業興盛而變得普及。市場經濟亦於此時完全取代莊園經濟，海洋貿易為宋帝國帶來巨額財富，令東亞大陸踏入前所未見的豐饒年代。
澶淵體系雖為東亞大陸帶來長久的和平，但宋帝國君臣始終未忘天下帝國之顛倒夢想，並將理性的外交政策視為奇恥大辱。宋帝國給予諸國以確保和平之財寶、遠少於征戰所需軍費，亦多能從邊界貿易中賺取回來。然而蘇洵卻以秦滅六國的歷史穿鑿附會，含沙射影地指出「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但實情宋帝國最慘烈的戰禍，皆出於恢復天下帝國的貪欲。金帝國興起時，宋帝國為取得一直由遼帝國管治的中原北部、以圓其一統中原之夢，就與金結盟夾擊遼帝國。但戰事反倒突顯宋帝國防衛空虛，金帝國遂直搗帝都開封。帝都於1127年攻陷後，欽宗皇帝、太上皇徽宗以及大部份皇族均淪為俘虜。幸而康王趙構幸免於難，輾轉逃到杭州。南渡的宋帝國抵住金帝國兩次南侵、以較過往屈辱的條件簽訂和約，但宋帝國在文化經濟上反倒更為璀璨。然而宋帝國君臣還是未有從歷史學到教訓。權臣韓侂胄1206年發起北伐、卻出師不利，最後更須以自己的首級賠罪。之後宋理宗又在1232年決定與蒙古夾擊金帝國，就像聯金滅遼一役那樣，蒙古很快把矛頭針對宋國。力戰四十餘年後，太皇太后於1276年抱着年幼的恭帝出降、杭州無血開城。部份遺臣則另立少主在嶺南力挽狂瀾，但三年後就在崖山全軍覆沒。
宋帝國政權雖然覆亡，但其文化經濟人口仍得以保存、遺民於蒙古治下仍有相對的自由。雖然宋帝國遺民如今寄人籬下，但其文化依舊興盛：論文學成就，有元曲和小說；藝術方面，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這四大家之書畫更是東亞藝術顛峰之作。宋帝國故都杭州依舊繁華，甚至是元帝國最繁榮的港口。宋帝國雖已覆亡，但其社會卻運作如舊，如此72年後當宋金故地爆發大規模民變，元帝國的蒙古人很快就失去對長江流域的控制。在1350至1360年代初，長江流域陷入群雄競逐的局面。以江蘇、浙江沿海為根據地的張士誠透過海洋貿易致富，亦控制着連貫中土南北的大運河，有以商貿立國的傾向。他對內爭取知識人的支持，對外則與元帝國時戰時和，勢要恢復澶淵體系南北分治之局面。但最終朱元璋憑武力成為最後的勝利者，先於1368年創立明帝國，隨後驅逐在中土的蒙古勢力， 1388年派兵消滅撤退往蒙古本部的元帝國朝廷。朱元璋稱帝後，就想擺脫澶淵體系的陰影，想着要恢復秦漢式的天下帝國。對內，他不信任曾支持競爭對手的知識人和商人，亦想以社會控制手段迫使民眾服從；對外，他認為中土以外各族應向帝國臣服、而國際交往均應只限於官方的朝貢：國際市場貿易則被指會損害帝國之威信。是以明帝國之內政與外交，都按朱元璋對儒家理學之選擇性詮釋，確立內外差序、尊卑分明的秩序。宋帝國理學高舉道統，但考慮到當時以君臣共識施政的政治慣例，這背後很可能有以「道」約束君權之用意。但朱元璋則以儒家秩序觀肯定絕對皇權，並借用元帝國戶籍制度限制社會流動，並以禮法確立君尊民卑的身份區別，並制約民眾的思想與行為。他亦於鄉間舉行道德教育，藉此進行思想改造。朝廷之內，朱元璋則沿襲金帝國和元帝國的作風，將官僚視為自家的奴僕、而非共定國是的夥伴。他甚至以暴力強迫官僚服從，用體罰懲治不合心意的官僚、甚至釀成好幾次血腥清洗。東亞大陸帝國外儒內法的專制政治，自此進入另一個層次。
明帝國開國之初，亦奉行鎖國政策。各港口的市舶司於1374年廢除，自此外國商船不得泊岸，而海禁令則規定片板不許下海。到16世紀中，明帝國的管治能力衰落、無力杜絕走私貿易，才決定開放海禁。此後明帝國市場商品經濟雖變得空前繁盛，朝廷及官僚卻受制於意識形態，須扭盡六壬使貿易政策勉強符合僵化的教條。如此則招來論爭，使政策舉棋不定。是以有近兩個世紀的時間，明帝國對外之邦交貿易只限於官方朝貢關係，外邦須遵從內外尊卑之規範。要到清帝國才重新以推動海外市場貿易為國策。即或如此，清帝國仍對能衝擊儒法意識形態的外來思想存有戒心，對基督教傳教活動尤其警惕。是以通商口岸，都設於交通便利但又便於帝國監控的節點。
到明清鼎革，東南沿海背離東亞大陸的形勢則更加明顯。朝鮮素來視滿洲人之前身女真人為蠻夷，又曾經在韓半島東北的咸鏡道征服女真人，對滿洲人有先入為主之見。清帝國及其前身金帝國先後於1627及1636年入侵韓半島，才使其不情不願地臣服。之前曾於1592至1598年的壬辰戰爭協助朝鮮抵抗豐臣日本的明帝國，卻於1644年崩潰、令清帝國能入主中土。自此朝鮮對清帝國陽奉陰違，自命為「小中華」的真正統。日本將東亞大陸之變局，稱為「華夷變態」，儒學者自此將日本視為儒學發展的中心，而此時批判儒學正統的新思潮亦開始浮現。兩種不同學派的共通點，都是視日本為與清帝國對等的獨立國家。大陸沿海的海洋族群亦趁機擴張勢力，鄭芝龍的海上武裝先後投靠明清兩大帝國、其子鄭成功則以明帝國流亡政權的姿態於1661年在台灣創立東寧王國。東南沿海開始出現列國體系的雛形，與滿洲人在大陸、內亞、青藏和中亞的帝國體系分庭抗禮。就如歷史學家葛兆光所言：
明清時期，日本、朝鮮和中國，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的過程，恰恰很深刻地反映著所謂「東方」，也就是原本在華夏文化基礎上東亞的認同的最終崩潰，這種漸漸的互不相認，體現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
中西輝政和王飛凌均未有進一步闡釋東亞沿海體系之後的發展。不過觀乎17世紀以來東亞沿海諸國的發展，我們可以斷言這些國家都像昔日宋帝國那樣，未能擺脫天下帝國的思維。東寧王國開國後，國內一直存在路線之爭，陳永華一派主張固守臺灣獨立建國、經略南洋，但馮錫範及支持他的明帝國遺民卻堅持要反攻大陸反清復明。最終明帝國遺民在政爭取得上風，國主鄭經決定出兵支援大陸的三藩之亂，卻因而損兵折將。之後清帝國雖一度同意讓東寧王國成為獨立的朝貢國，明遺民卻於和談期間從中作梗，最終談判破裂，清帝國遂於1683年以武力侵吞臺灣。朝鮮王國則自視為東亞世界獨存道統的傳承者，其知識人貴族鑽研朱熹正統之學，卻為儒家思想該如何實踐爭論不休。這最後演化為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各派都指斥對方偏離正統，如此既令施政舉步維艱，亦令創新之主張容易動輒得咎。朝鮮正祖李祘在位時銳意改革，並鼓勵學術創新。實學派獲國王支持，就積極主張擺脫固有華夷觀念，並向滿洲人治下的清帝國學習利民厚生之術。部份學者甚至更進一步，想從西方學習各種科學技術。然而正祖不幸於1800年急病離世，改革政策亦因保守知識貴族群起攻擊無以為繼。天主教的傳入，更觸動知識貴族的反動心態。迫害天主教徒的風氣過後，朝鮮王國就走上排外鎖國的不歸路。
天下帝國思維在日本的發展，更對當今東亞有決定性的影響。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想取道韓半島入主東亞大陸，便於1592年發動歷時6年，牽動日本、朝鮮及明帝國的壬辰戰爭。德川家康於1600年取得日本政權後，對東亞諸國改採取務實政策，以求確保剛恢復的和平。然而江戶時代日本知識人雖努力確立獨立自主的身份認同，卻始終未能完全擺脫因固有華夷觀念而滋生的自卑感。部份學者並不滿足於確立於東亞大陸帝國的身份，更想把過往的華夷秩序顛倒過來，使日本人成為天下帝國體系的中心。比如活躍於17、18世紀之交的朱子學家淺見絅齋於〈中國辯〉聲言日本才是「中國」：
生於其國，即以其國為主、已以他國為客。又是觀戰，當各有其國立處置稱號也。學道者，學實理當然也。在吾國，若知春秋之道，則吾國之主也⋯⋯孔子若生日本，則日本春秋之旨當立也⋯⋯中國、夷狄名，此皆唐所付之名也。若以其名稱吾國，此皆效唐之作為也。唯以吾國為內、以異國為外，明辨內外賓主，則稱吾國、云異國，又有何妨？蓋以不違道理故也。
日本明治維新期間之所以積極求學於西方，是因為認識到西方文明進步一面後，日本知識人開始視西方為真正的「中華」。這給予日本政界和知識界畢全功於一役的黃金機會：只要日本推行西式改革、學界又能儘速趕上西方學術水平，那麼日本自然能比執迷體用之分的清帝國更早達到「新中華」的標準，成為真正的「新中國」。保守派政客為抗衡自由民權思想，就借用神道教教義將天皇封為天照大神之後代，然後又將其包裝為儒家聖君、以儒家忠君思想要求國民盡忠盡孝，潛台詞是平民百姓必須順從「輔弼」天皇的薩長藩閥。這些意識形態於1890年輯錄成《教育敕語》，全國國民自小學開始都要背誦。除此以外，明治政府亦將儒家父權家庭倫理寫進民法，原先儒家禮教只約束武士和貴族階層，如今卻成為對全體國民的監控。東亞大陸帝國的意識形態，就是外儒內法；而大日本帝國的意識形態，即是在儒法體制外，加上神道教的外衣。
日本自1895年於日清戰爭取得勝利，就為帝國擴張積極籌謀，政界及知識人開始視日本為天下帝國體系的中央。為預備未來之擴張，他們開始把大和民族想像成多元的複合族群。最初的大和民族，乃東國繩文人及西國彌生人之結合。後來自東亞大陸和韓半島來了一批渡來人，同時九州的熊襲、隼人，本州東北的蝦夷亦融為大和民族一員。到明治時期，琉球人與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之同化方興未艾。根據這種邏輯，日本與東亞其他民族都可說有血緣連帶，兩者唯一的分別在於日本已受到文明開化的洗禮。亦因如此，日本有義務為列島外的「同胞」推動「文明開化」，使他們同沐於天皇「一視同仁」的恩德，並同化為高度文明的大和民族之一員。日本的帝國擴張，也就是文明的使命。我們可發現這種多元一體民族論，與東亞大陸帝國體系的意識形態甚為相似：只是「天子」被置換成「天皇」，文明的準繩則由儒家禮教置換成現代文明而已。
如此日本版本的秦漢帝國體系，對內引致文武官僚專政的國家主義，對外則釀成不斷征伐的軍國主義。日本20世紀初雖有過自由化思潮， 1920年代曾短暫民主化，但到1930年代帝國夢還是壓毀自由和民主。帝國在海外屬土，一方面推行漠視傳統風俗的同化政策，另一方面又未能落實「八紘一宇，一視同仁」的族群平等，使屬地住民受到不公平的高壓統治。為求建設以日本為中心的天下帝國，日本的文武官僚一意孤行地使東亞各地慘遭戰火蹂躪，最終整個日本都要為帝國主義的野望蒙受沒頂之災。
日本式的天下帝國觀，最終反過來影響東亞大陸，使步向衰亡的東亞大陸帝國體系以中國國族主義的姿態浴火重生。清帝國於日清戰爭敗北後，知識階層紛紛湧往日本求學，想要參考日本現代化的成功經驗，最終按照日本國族建構的模式發明中國國族主義。中國國族主義雖曾探索過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但還是帶來精英主導的國家主義，並形成主張讓少數先鋒黨改造社會的黨國主義。中華民族的論述，主張清帝國故土上各民族皆應「五族共和」、形成大一統的複合國族，就有着大和民族多元民族融合論的影子。雖然中國軍事在20世紀初頗為落後，但民國軍人仍然相信軍國主義，極力主張以武力於新疆青藏等地殖民、要在武力支持下消滅其文化語言，其主張與日本軍國主義的作風幾無分別。比如在1935年，有中國軍官於中華民國政府軍事參議院軍事廳出版的刊物中，聲言要「取西藏之本質、繼乃奪其一切，漸次因勢而利導之，使於毫無反對與完全不覺之情形下、將西藏整個地為中國移植過來……（如敢反抗就令他們）感受無限之痛苦……必要時直搗西藏；負對西藏問題根本之重責者，莫如武力……」。回顧當年中國軍事文獻，此等論述比目皆是。在此基礎之上，毛澤東既以軍事動員的手法組織群眾暴力，又以集團方式建立指揮軍隊、監控民眾的黨國體系，使東亞大陸至20世紀中就陷入新秦漢體制的極權主義帝國羅網之中。
1980年代起東南沿海列國亦爆發自由化風潮。在此之前，東亞沿海只有日本是自由民主國家，香港則為半自由地區，除此之外都是不自由的威權國家，大韓民國持續不斷的社會抗爭，於1987年爆發六月民主運動。最終軍人政權決定讓步，同年12月舉行總統大選。反對派領袖金大中翌年當選總統，奠定大韓民國之自由化。臺灣的轉捩點，同樣發生在1987年。蔣經國於7月14日宣布翌日解除歷時逾38年的戒嚴令，臺灣的社會氣氛則逐漸鬆動。流亡台灣的國民黨之構成亦日漸本土化，次年蔣經國急病往生後，接任總統的是臺灣籍的李登輝。李登輝於任內積極推動透過增修憲法條文把「中華民國」台灣化，將之從來自中國的流亡政權、改造成由臺灣人選舉出來的民主政體：也就是說，臺灣是個實然獨立的島國、它的國號叫「中華民國」。臺灣自此急速自由化，並於1996年舉辦民主的總統選舉。2000年的選舉，則首次由本土政黨取得執政權。香港雖然因英中談判失利，而將於1997年改換成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但此時亦出現要求「民主自治」、「港人治港」、「民主拒共」的呼聲。東南沿海列國體系，也自此成為追求自由的體系。
反觀東亞大陸在1980年代的自由風潮，所以一度令人期盼，卻於六四慘案後一沉不起：當權者決定以舉國之力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並推行「毋望國恥」的仇外教育，如此皆使東亞大陸帝國在財力及思想控制上更上一層樓。自由派此後已淪為小眾關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中國夢」才是社會的主旋律。至此東南沿海與東亞大陸之分野不再只是地理分野，而是自由與帝國兩種意識形態的對峙。
當東亞大陸秦漢式帝國走向極權專制，那東南沿海世界就必須更團結一致，以守護沿海的自由與民主。然而東亞沿海的格局，此刻仍然倚靠美國提供的核保護傘，沿海各國未能意識到自己皆為抗拒帝國、捍衛自由的地緣命運共同體。沿海各國至今仍未能完全擺脫舊有錯誤的華夷觀念。日本雖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軍事佔領期間民主化，但當局後來為冷戰之緣故，對轉型正義輕輕帶過。部份右翼政客一直阻撓政府為戰爭負責，亦未能了解日本以及國際形勢早就天翻地覆，還是以天朝大國的心態與鄰交往。大韓民國則內化其「小中華」思想，如此再加上被日本侵吞的屈辱感，就形成注重血緣文化的族群國族主義。然而建基於血緣文化的國族主義，與自由民主有潛在的衝突。政客炒作韓日恩仇煽動民粹，亦有損東亞沿海體系的團結。而臺灣和香港，則與東亞大陸帝國藕斷絲蓮。臺灣住着一群中華民國遺民，一直都對本土化嗤之以鼻，繼而把「去中國化」當成罵人的髒詞；有的臺灣人想搭大陸帝國經濟發展的快車，就想掩飾自己的獨立身份，為了人民幣自甘為「中國台灣人」。香港權貴早遭各種殖民主義馴化，若能從中牟利，亦少有想到香港人之政治權益。即使是在野派，他們面對橫蠻的現實中國時，心中仍擺脫不掉那虛擬的鄉愁；他們不知道在沿海小邦推行民主自治，就必須要脫離帝國的宰制。是以當年輕世代提出要以香港獨立向帝國說不，卻不為鄉愿的主流重視。
如今東亞局勢大抵篤定。中國在東亞大陸已成為現代化的秦漢式帝國，在國內不斷提升習近平的「帝權」，對外則要將國力一直伸延到地極。這個帝國只會侵吞香港、干擾台灣、麻煩日本、離間韓國，並隔海向美國叫陣。但在東亞沿海，除卻香港仍在負隅頑抗、澳門早遭共產黨全盤操控、而韓半島北部仍由中國支持的極權政府管治外，餘下都已經是自由民主的文明國家。這個列國體系理當團結一致，集合力量阻止東亞大陸帝國的無限擴張，方能守護東亞的自由和平。為此我們必須丟清「華夷尊卑」、「天下帝國」等思想毒素，建立基於自由平等的沿海列國秩序。為了東亞的和平、民眾的尊嚴，我們不得不苦苦思索。
《上報》．2018年12月23、24日
然而，這種主流歷史論述卻未有反映事實之全部。當清帝國於1870年代在沿海遭列強侵蝕主權之際，左宗棠卻率軍攻入中亞，以殘暴的手法鎮壓維吾爾人，到1884年清帝國更將其中亞屬土編為新疆省。到1880年代，清帝國更模仿西方殖民主義的做法，先於1882年趁朝鮮王國發生政變出兵干預，然後先後在1882年和1884年與朝鮮簽訂不平等條約，並在仁川設立清租界。內外交困的清帝國尚且會積極擴張，更何況已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現代中國？中國於21世紀將其新興經濟實力，轉化為影響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鋭勢力」，並高調地讓「以我為主」的外交作風達成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近年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於航運據點大撒金錢建設基建，再以債務操縱位處戰略要地的小國。即使在西方國家，中國還是能透過投資計劃、政治捐獻、文化交流的方式，對西方社會各界全面統戰，並多番刺探科技及軍事情報。中國顯然不是帝國主義無辜的受害者，它本身亦蛻化為意欲經略寰宇的復興帝國。
國際關係學界對中國崛起並步向帝國主義，卻相當後知後覺。他們有的只將目光放在當代，或是以相對較低的人均收入否定中國稱霸之可能，或是訴諸庸俗的現代化理論以說明中國將和平演變。放眼歷史的，則會依從中國方面的論述，把東亞大陸的帝國是為和平包容的典範。能夠正視東亞大陸從舊帝國到當代中國皆有追求帝國擴張之歷史路徑的著作，可謂鳳毛麟角。中西輝政《中國霸權的倫理與現實》和王飛凌《中華秩序》兩書可謂不可多得之著述，可助我們反思中國崛起背後的歷史基礎，以及其近年重振帝國榮光的野心。
吞食天地的中原聚寶盆
據中西輝政的觀察，東亞大陸的帝國史有兩種與別不同的特點。眾所周知，自秦帝國於公元前3世紀統一大陸，就有一連串的帝國盤據於東亞大陸中央的中土。縱然有部份帝國只能算是地方政權，但後人依然能畫出一條連綿不絕的道統傳承。但中西卻進一步指出，這些接二連三的帝國雖有着類近的核心地域、其構成及內涵卻一直演變。在公元4至6世紀的民族大遷徙，使隋帝國和唐帝國在文化和血統上都深受鮮卑等內亞民族影響。就如陳寅恪所言，隋唐精英門閥「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即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但到公元10世紀，宋帝國卻強調華夷之辨、掃除內亞文化對中土之影響，之後明帝國則以更保守的方式延續這作風。17世紀中滿洲人入主中土創立清帝國，則為另一個轉折點。清帝國之疆土，除中土之外，還包括滿洲、蒙古、青藏高原和被稱為「新疆」之中亞屬地。東亞大陸在這之前的眾帝國，大都只能短暫佔據中土以外的周邊，但清帝國卻能將各部整合為一體。如此當中國國族主義於19世紀末興起，便形成清帝國領土「一點都不能少」的大中國想像。
東亞大陸各地文化及血緣均大異奇趣，民族構成亦一直演變，何以在過去2200年卻一直出現涵蓋整片大陸的大帝國？夏、商、周王國先後稱霸中原，但中原依舊列國林立、所謂霸權也不過是大國主導的列國聯盟。這些國家起初都是只有一座城池的城邦：在當時的概念中，居於城內的都被視為國民，而活在外邊的則是鞭長莫及的野人。是以漢文的「國」字，就是代表城牆的「囗」內，寫上代表武力的「戈」、代表土地的「一」和代表民眾的「口」。後來這些國家互相攻伐、兼併，於周王國衰微後形成七個大國，而當中的秦王國於公元前221年吞併其餘六國，並建立東亞大陸上第一個帝國。中原之地勢猶如一個聚寶盆，為東亞大陸的交通要沖、人流物流集中之地，當中各生活形態迴異的族群因政治統一的緣故，隨人流聚集變成統一的集團。秦帝國在中原北邊建造廣為人知的萬里長城，猶如宣告整個中原已成為一個巨型城邦，而當中因各種理由聚集的人都已變成秦帝國的國民。
東亞大陸帝國的國家觀念，並非建基於文化、血緣或宗教，而是「城牆之內、盡皆國民」的城邦觀念。中原於地緣上乃大陸人流物流之中心點，而又長期是東亞已知世界獨一的文明中心，城邦觀念就在「一個文明、一個國家」的現狀下，演化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觀。由於帝國國民的身份並非建基於文化、宗教和血緣，即使中原的民族構成隨時間轉變，帝國體系仍可能得以維繫。隨着世界氣候於公元4世紀轉冷，中亞和內亞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向歐洲和東亞遷移。西方的羅馬帝國因受不住民族大遷徙的壓力而衰落，自西羅馬帝國於公元476年覆亡後，列國體系就成為歐洲的常態。在東亞大陸，晉帝國因內亞民族入侵中原而於公元316年滅亡。黃河流域各族群紛紛建國，而大批晉帝國世族則逃亡至邊陲的長江南岸，並於翌年擁戴琅琊王司馬睿成立流亡政權。但東亞大陸的列國體系只維持272年：隋帝國於589年吞併陳帝國後，帝國體系又重新成為常態。非但如此，原先東亞大陸「大城邦」的已開發地區只局限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如今長江流域亦因晉室流亡而得以發展，使東亞大陸帝國的規模比以往更為龐大。
由於主導帝國的意識形態不是形而上的宗教、純粹只是世俗的政治考量，帝國的對外政策因此傾向務實。也就是說，「大城邦」的「城牆」可以隨國力形勢而伸縮。在強鄰環伺、國力不振之時，帝國傾向躲進小樓成一統，專注內政而莫理化外之民。即或如此，帝國仍寄望他日能東山再起、盡顯本色。就如中西先生所言：
即使是在周期性的環境當中，依然強烈的渴望「統一」，當中國社會因這樣的衝動而運作時，便開始意識到超越中國的普遍性世界。然而一旦中國世界（再度）統一了，渴望「普遍」的志向便被「體制化」⋯⋯「渴望統一的衝動」總是伴隨着心理上的惰性，以往嚮往的「普遍」，在統一後成為充實國力的歷史條件，不久後再度膨脹為對「外」的渴望。
東亞大陸帝國勢弱時，多傾向韜光養晦。但只要能力容許，就會將版圖盡可能向外推，以達成「一個世界、一個文明、一個國家、一位皇帝」的政治理想。帝國亦積極將因種種因素未能征服的外國其納入朝貢體系，設法不發一兵一卒就使對方臣服。辛亥革命雖在名義上結束了帝國體系，但這種天下觀念對當代中國影響深遠，對中國與東亞諸國的外交影響尤鉅。
但如此幅員廣大的帝國，成員既沒有共同的文化、宗教和血緣，又當如何維繫？一部份的原因，是因為東亞大陸通行的漢文，是種言文分離的文字。東亞各地知識人只須學會書寫漢字，此後即使語言不通，亦能以文字筆談、發佈政令。部份原住民則以土語的邏輯學習漢文，帶着鄉音學習中原的上古漢語或中古漢語。這些混雜語言，最終演變成各種互不相通、但同樣能以漢文表達的漢語族克里奧爾語。然而除此以外，東亞大陸帝國之維繫，亦不得不倚靠各種愚民的意識形態。
秦漢體制的愚民反智論
在公元前5至3世紀，周王國名存實亡、中原亦陷入列國爭霸的時代。但周王國霸權的瓦解，亦帶來空前絕後的思想自由：周國文化此刻已非文明的標竿，列國相爭的政治秩序易使各國君主渴求治國良方。此刻知識有價，列國知識人亦能於此大環境下百家爭鳴。這二百餘年湧現的新思潮，有的確立道德倫理、有的批判建制、有的思索利民紓困的技術，但最終改變大局的卻是以知識為霸王服務的法家思想。開創道家思想的老子着重實踐理性，認為時下學究過分沉迷理論，故有「絕聖棄智」之說。他不鼓勵民眾與官僚探索理論，認為「民多智慧，而邪事並起」，因而為政者當「不尚賢，使民不爭」。法家則延伸道家的邏輯，認為民眾注定是愚昧無知、既好財利又貪生怕死，是以君主要順利施政、就不能讓民眾掌握知識。如韓非所言：「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為政者只需讓民眾溫飽，然後就要用嚴刑峻法使他們服從，如此君主就能從民間取得征伐天下所需的人力民力。為此君主必須壟斷一切的知識，不能用讓民眾有閱讀和思想的自由。秦王國越公元前356年起用商鞅，自此以法家治術治國，使國力迅速擴張，並於公元前221年一統中原。秦帝國欲以刑法實踐中央集權，但隨後的史實證明單靠刑法無法長期確保帝國的認受性。領導秦王國吞併餘下六個大國的始皇帝於公元前210年駕崩，繼任者卻缺乏威信，是以民變四起、六國遺民亦趁機復國，令帝國僅僅三年後就覆亡。此後中原一度在楚王國主導下短暫回復昔日的列國體系，但劉邦的漢王國卻於五年內消滅包括楚王國在內的列國，再度一統中原。漢帝國建國後廢除不得人心的秦法，並折衷地撤回部份中央集權措施，但如此皆不是維繫帝國的長遠之策。最終漢帝國君主將目光放在注重倫常禮法的儒家思想上。
儒家思想的終極關懷，是要以人的良知建立和諧仁愛的社會秩序。他們主張知識人當教化民眾，以禮法彰顯人性的美善。在道德實踐上，則是確立父慈子孝的家庭倫理、再以此為君臣之間政治秩序之模範。儒家思想一方面主張制約君權，比如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則主張「從道不從君、從義不重父，人之大行也」。但與此同時，禮法不單要限制君王，亦要約束民眾。民眾理當得享仁政，但亦有遵從禮法之義務：除非在上者有違禮法、施行暴政，民眾應當尊重上尊下卑的社會秩序。儒家一方面主張仁愛政治，但錢幣的另一面則為秩序情結。
漢帝國君主利用儒家思想的兩面性，把法家的內容偷渡進去。君主一方面作出施行仁政的承諾、另一方面則以家庭倫理實行間接的社會控制。實際運作上，則將倫常禮法當作刑法使用、把禮法對君主的約束輕描淡寫、並把儒家經典變成「經義斷獄」的思想控制機制。但以家庭倫理控制社會的做法，比較貼近民間既有倫理觀，也就不會像刑法那樣使民眾覺得不近人情。與此同時，以禮治國的方針亦強調家長約束子弟的父權，並以此為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如此則使家長及其繼承人成為帝國共犯結構的一部份。除此以外，這套意識形態講究的是世俗社會的長幼尊卑。帝國內不同文化、語言、血緣、宗教的族群，只要有着農耕社會的家庭結構，就可以與帝國意識形態契合。王飛凌如此總結這套秦漢式帝國思想：
儒化法家制度在政策實踐中打磨了秦式極權主義政體的粗礪棱角；在意識形態上，更支持威權主義而不是極權主義，通過將帝制國家擬人化為父系家長制，並借用上天（即上帝或大自然）授予的神力來降低統治成本；在功能上，秦漢政體是一個前現代的組織結構，它的政治治理、經濟體制和社會生活之間的關係保持着一致性。通過仿效最重要、最穩定的人類組織——家庭，給儒家關於權威、等級、和諧與繼承的種種規則、隱喻和規範，淡化了極權主義政治機制，使得漢帝國版本的法家政體比秦帝國版本更穩定，成本更低，也更容易為民眾尤其是社會精英們所接受。
此後秦漢模式外儒內法的意識形態，就成為東亞大陸的主流，並持續進化。朱元璋以暴力手段創立明帝國後，以保守版本的儒家理學為正統官學、亦更強調尊卑有序的意識形態，從而為戶籍身份世襲的僵化新制度背書。明帝國亦透過鄉里組織自上而下灌輸理學教條，以意識形態速使民眾服從。此後社會氣氛雖曾隨明帝國衰落而稍為鬆動，但之後清帝國以文字獄進行思想審查、而其知識人亦相信明末清初的天災人禍乃思想脫序招致之惡果，令思想氛圍再度趨向保守。因著知識階層的退縮，秦漢模式的社會控制比以往更有效、更壓制。王飛凌認為秦漢以來的意識形態雖令東亞大陸帝國體系能持續2200餘年，卻有系統地阻礙和懲罰有違官方意識形態的獨立思考。明帝國和清帝國對理學教條的保守詮釋，令科學技術的創新大不如前，經濟效益亦未能趕上全球的現代化發展。最終東亞大陸帝國「沒有留下文藝復興、沒有帶來啟蒙運動、沒有開啟工業革命」。大一統的帝國體系也未有如一些論者想當然那樣對東亞的和平有過正面影響。帝國強盛時，往往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執念、不惜虛耗國力向外征伐；帝國衰落時，中土各方勢力則會為爭奪中央政權內戰。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中，有近半發生在東亞大陸帝國體系之內。
共產黨自20世紀中以來的極權統治，亦是這種秦漢邏輯的延伸。只是外儒內法的舊意識形態，被馬克思外衣包着法家內核的毛澤東思想取代。共產黨的組織幹部，則擔當着昔日儒官集團的角色。舊帝國將「民心所趨」視為帝國「天命」之所在，毛澤東則透過煽動群眾暴力的政治運動取得政治認受。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雖放棄群眾暴力路線，但仍然以中國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壓倒民眾之自由思考，也像法家那樣以溫飽和刑法令民眾服從。
自清帝國19世紀中遭遇西方帝國之來襲，也被迫放棄天下帝國的觀念，被迫成為西發里亞國際體系之一員。東亞大陸的帝國主義，亦於世紀之交轉型為中國國族主義。但中西輝政和王飛凌均認為中國未有心悅誠服地遵從西發里亞體系的遊戲規則，特別在1990年代經濟起飛之後中國就一直想重建「以我為主」的天下帝國體系。中西輝政指出中國近年與其他東亞國家交往時，往往遵從昔日朝貢體系的邏輯，比如把朝鮮視為自己的藩屏。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把韓半島、緬甸、不丹、尼泊爾和越南等地現已獨立建國之地，與香港、台灣、澎湖和旅順等量齊觀，同樣視之為被人搶奪的「中國的許多屬國與一部份領土」。中國經濟改革後無法再倚靠共產理想取得政權認受性，就只能重振秦漢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親政權的中國知識人為帝國擴張搖旗吶喊，有的鼓吹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國家體系、有的主張以儒化法家的「中國價值」挑戰西方「普世價值」的「霸權」。中國於21世紀亦拋棄「韜光養晦」的務實低調，以大國崛起的姿態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王飛凌如此解讀中國近年的基本國策：
中華秩序的復興將把全世界置於一個中央集權政府下，一個（但願是仁慈的）獨裁者而非法治制度之下。中國夢裝腔作勢地要把19世紀以前中華世界的長期停滯和專制主義，重新包裝，作為中國針對現存西發里亞體系而提出的替代方案⋯⋯北京的新國際努力儘管被勾畫為一種所謂的「另類現代性」，但其實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帝國主義而已。
東亞大陸在儒法混合的意識形態下，過去2200餘年中的大部份時間，都是由專制而敵視自由的大一統帝國統治。到20世紀儒化法家的作風又與舶來的黨國主義合流，使中國淪喪於極權主義的鐵蹄下。難道東亞大陸的政治秩序就沒有其他的可能？
曇花一現的澶淵體系
活躍於公元10至13世紀的宋帝國，可說是東亞大陸帝國體系中的異數。宋帝國之立國方針，亦源於對帝國體系之反省。唐帝國雖在7世紀至8世紀期間盛極一時，但自地方將領安祿山於755年叛變後，東亞大陸局勢就持續動盪。隨後一個半世紀，地方將領擁兵自重、密謀奪取中央執政權。軍閥朱溫於907年簒奪帝位後，各地勢力即自立建國，令帝國體系一度崩潰。趙匡胤於960年發動政變創立宋帝國後，除策劃統一中土的戰爭外、亦要擺脫武人干政的傳統。他一方面收回地方兵權，另一方面則確立由文人執掌中央政權的原則。由於既有世族因前朝之戰亂而衰落，宋帝國只能透過科舉制度，讓民間知識人透過考試取得公職。宋帝國開國時，在內亞的契丹人早已趁中土連年爭戰、學效東亞大陸的模式建立遼帝國，並一直控制着中原北部。雖然宋帝國曾嘗試以武力一統中原，但其軍事力量卻遠不及遼帝國。遼帝國1003年南侵、意欲吞併中土，部隊翌年末打到澶州時，戰事卻呈膠着狀態。雙方只得講和，並於1005年初締結盟約：宋遼兩國約為兄弟之邦、而宋帝國此後需要每年向遼帝國輸送幣銀和絹布。這即是說，東亞大陸中央的帝國僅將自己視為列國中之一員，並不再以天下帝國自居。宋帝國在澶淵之盟後有着明顯的邊界意識，並將界線另一邊視為對等的國家。後來西夏於黃河中上游興起，之後雖協議讓西夏向宋帝國稱臣、但仍需向西夏輸送物資，兩國在實際上仍為對等關係。在女真人建立金帝國、消滅遼帝國並侵佔中原後，宋帝國於兩國關係中位階反倒較低。王飛凌認為這時東亞的國際關係，與西發里亞體系有其相似之處：儘管宋帝國並不情願，還是在條約上放棄天下帝國之宣稱、並自視為列國體系中之平等成員。
結果宋帝國在其319年歷史中，雖曾丟失半壁江山，卻仍然比其他東亞大陸帝國太平。宋帝國的對外戰爭及叛亂皆少於其他帝國，亦從未爆發過內戰。宋帝國相對的太平，使其可以貫徹文人統治的方針。此時世族衰落，取而代之的官僚則為科舉選拔的民間知識人、皇室祖宗之訓亦強調尊重文官，其社會以東亞大陸標準而言相對平等。雖然宋帝國仍是君主專制，但政策實際上出自君主與文臣之間之共議、近乎「君臨而不統治」之理想，時人程頣略為誇大地將之稱為文人與君主「共治天下」之局面。這亦是東亞大陸思想較為開放的時期，外儒內法的意識形態不再具壟斷地位，各派思想家為儒家真義爭論不休，因而帶來百家爭鳴的學風。文學、科學、藝術、宗教的發展亦同樣百花齊放，這些文化成就也隨印刷業興盛而變得普及。市場經濟亦於此時完全取代莊園經濟，海洋貿易為宋帝國帶來巨額財富，令東亞大陸踏入前所未見的豐饒年代。
澶淵體系雖為東亞大陸帶來長久的和平，但宋帝國君臣始終未忘天下帝國之顛倒夢想，並將理性的外交政策視為奇恥大辱。宋帝國給予諸國以確保和平之財寶、遠少於征戰所需軍費，亦多能從邊界貿易中賺取回來。然而蘇洵卻以秦滅六國的歷史穿鑿附會，含沙射影地指出「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但實情宋帝國最慘烈的戰禍，皆出於恢復天下帝國的貪欲。金帝國興起時，宋帝國為取得一直由遼帝國管治的中原北部、以圓其一統中原之夢，就與金結盟夾擊遼帝國。但戰事反倒突顯宋帝國防衛空虛，金帝國遂直搗帝都開封。帝都於1127年攻陷後，欽宗皇帝、太上皇徽宗以及大部份皇族均淪為俘虜。幸而康王趙構幸免於難，輾轉逃到杭州。南渡的宋帝國抵住金帝國兩次南侵、以較過往屈辱的條件簽訂和約，但宋帝國在文化經濟上反倒更為璀璨。然而宋帝國君臣還是未有從歷史學到教訓。權臣韓侂胄1206年發起北伐、卻出師不利，最後更須以自己的首級賠罪。之後宋理宗又在1232年決定與蒙古夾擊金帝國，就像聯金滅遼一役那樣，蒙古很快把矛頭針對宋國。力戰四十餘年後，太皇太后於1276年抱着年幼的恭帝出降、杭州無血開城。部份遺臣則另立少主在嶺南力挽狂瀾，但三年後就在崖山全軍覆沒。
宋帝國政權雖然覆亡，但其文化經濟人口仍得以保存、遺民於蒙古治下仍有相對的自由。雖然宋帝國遺民如今寄人籬下，但其文化依舊興盛：論文學成就，有元曲和小說；藝術方面，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這四大家之書畫更是東亞藝術顛峰之作。宋帝國故都杭州依舊繁華，甚至是元帝國最繁榮的港口。宋帝國雖已覆亡，但其社會卻運作如舊，如此72年後當宋金故地爆發大規模民變，元帝國的蒙古人很快就失去對長江流域的控制。在1350至1360年代初，長江流域陷入群雄競逐的局面。以江蘇、浙江沿海為根據地的張士誠透過海洋貿易致富，亦控制着連貫中土南北的大運河，有以商貿立國的傾向。他對內爭取知識人的支持，對外則與元帝國時戰時和，勢要恢復澶淵體系南北分治之局面。但最終朱元璋憑武力成為最後的勝利者，先於1368年創立明帝國，隨後驅逐在中土的蒙古勢力， 1388年派兵消滅撤退往蒙古本部的元帝國朝廷。朱元璋稱帝後，就想擺脫澶淵體系的陰影，想着要恢復秦漢式的天下帝國。對內，他不信任曾支持競爭對手的知識人和商人，亦想以社會控制手段迫使民眾服從；對外，他認為中土以外各族應向帝國臣服、而國際交往均應只限於官方的朝貢：國際市場貿易則被指會損害帝國之威信。是以明帝國之內政與外交，都按朱元璋對儒家理學之選擇性詮釋，確立內外差序、尊卑分明的秩序。宋帝國理學高舉道統，但考慮到當時以君臣共識施政的政治慣例，這背後很可能有以「道」約束君權之用意。但朱元璋則以儒家秩序觀肯定絕對皇權，並借用元帝國戶籍制度限制社會流動，並以禮法確立君尊民卑的身份區別，並制約民眾的思想與行為。他亦於鄉間舉行道德教育，藉此進行思想改造。朝廷之內，朱元璋則沿襲金帝國和元帝國的作風，將官僚視為自家的奴僕、而非共定國是的夥伴。他甚至以暴力強迫官僚服從，用體罰懲治不合心意的官僚、甚至釀成好幾次血腥清洗。東亞大陸帝國外儒內法的專制政治，自此進入另一個層次。
明帝國開國之初，亦奉行鎖國政策。各港口的市舶司於1374年廢除，自此外國商船不得泊岸，而海禁令則規定片板不許下海。到16世紀中，明帝國的管治能力衰落、無力杜絕走私貿易，才決定開放海禁。此後明帝國市場商品經濟雖變得空前繁盛，朝廷及官僚卻受制於意識形態，須扭盡六壬使貿易政策勉強符合僵化的教條。如此則招來論爭，使政策舉棋不定。是以有近兩個世紀的時間，明帝國對外之邦交貿易只限於官方朝貢關係，外邦須遵從內外尊卑之規範。要到清帝國才重新以推動海外市場貿易為國策。即或如此，清帝國仍對能衝擊儒法意識形態的外來思想存有戒心，對基督教傳教活動尤其警惕。是以通商口岸，都設於交通便利但又便於帝國監控的節點。
秦漢體系之東亞變奏
明帝國鎖國又要求列國朝貢的對外政策，擺出一副重建天下帝國的姿態，為東亞世界帶來衝擊波。韓半島的高麗國善於利用澶淵體制，一方面與宋帝國通商、另一方面又持續與遼帝國和金帝國抗衡，確立國家自主。直到1258年，高麗力戰27年後，才同意成為蒙古的屬國。朝鮮於1392年取代高麗後，雖實行親明「事大政策」，卻仍務實地捍衛王國之獨立自主。在日本，雖然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於1374年自稱日本國王，並向明帝國朝貢，然而室町幕府無力約束諸侯，到1467年應仁之亂後，朝貢已淪為地方大名與富商包辦貿易之機會。但後來大名為爭奪參與朝貢之資格，縱容部下於1523年在寧波大打出手，驚動明帝國。至此日本再也沒法向東亞大陸帝國朝貢。在東亞大陸沿海靠海吃海的海洋族群，則受海禁政策所害。他們是大陸東南原住民的後人，較不受儒家教條約束。海洋族群因帝國政策生計受損，便以武裝船隊從事走私貿易，並偶爾侵擾帝國沿海。雖然明帝國後來放寬海禁，但這些海上武裝仍屢禁不絕。到明清鼎革，東南沿海背離東亞大陸的形勢則更加明顯。朝鮮素來視滿洲人之前身女真人為蠻夷，又曾經在韓半島東北的咸鏡道征服女真人，對滿洲人有先入為主之見。清帝國及其前身金帝國先後於1627及1636年入侵韓半島，才使其不情不願地臣服。之前曾於1592至1598年的壬辰戰爭協助朝鮮抵抗豐臣日本的明帝國，卻於1644年崩潰、令清帝國能入主中土。自此朝鮮對清帝國陽奉陰違，自命為「小中華」的真正統。日本將東亞大陸之變局，稱為「華夷變態」，儒學者自此將日本視為儒學發展的中心，而此時批判儒學正統的新思潮亦開始浮現。兩種不同學派的共通點，都是視日本為與清帝國對等的獨立國家。大陸沿海的海洋族群亦趁機擴張勢力，鄭芝龍的海上武裝先後投靠明清兩大帝國、其子鄭成功則以明帝國流亡政權的姿態於1661年在台灣創立東寧王國。東南沿海開始出現列國體系的雛形，與滿洲人在大陸、內亞、青藏和中亞的帝國體系分庭抗禮。就如歷史學家葛兆光所言：
明清時期，日本、朝鮮和中國，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的過程，恰恰很深刻地反映著所謂「東方」，也就是原本在華夏文化基礎上東亞的認同的最終崩潰，這種漸漸的互不相認，體現著「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
中西輝政和王飛凌均未有進一步闡釋東亞沿海體系之後的發展。不過觀乎17世紀以來東亞沿海諸國的發展，我們可以斷言這些國家都像昔日宋帝國那樣，未能擺脫天下帝國的思維。東寧王國開國後，國內一直存在路線之爭，陳永華一派主張固守臺灣獨立建國、經略南洋，但馮錫範及支持他的明帝國遺民卻堅持要反攻大陸反清復明。最終明帝國遺民在政爭取得上風，國主鄭經決定出兵支援大陸的三藩之亂，卻因而損兵折將。之後清帝國雖一度同意讓東寧王國成為獨立的朝貢國，明遺民卻於和談期間從中作梗，最終談判破裂，清帝國遂於1683年以武力侵吞臺灣。朝鮮王國則自視為東亞世界獨存道統的傳承者，其知識人貴族鑽研朱熹正統之學，卻為儒家思想該如何實踐爭論不休。這最後演化為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各派都指斥對方偏離正統，如此既令施政舉步維艱，亦令創新之主張容易動輒得咎。朝鮮正祖李祘在位時銳意改革，並鼓勵學術創新。實學派獲國王支持，就積極主張擺脫固有華夷觀念，並向滿洲人治下的清帝國學習利民厚生之術。部份學者甚至更進一步，想從西方學習各種科學技術。然而正祖不幸於1800年急病離世，改革政策亦因保守知識貴族群起攻擊無以為繼。天主教的傳入，更觸動知識貴族的反動心態。迫害天主教徒的風氣過後，朝鮮王國就走上排外鎖國的不歸路。
天下帝國思維在日本的發展，更對當今東亞有決定性的影響。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想取道韓半島入主東亞大陸，便於1592年發動歷時6年，牽動日本、朝鮮及明帝國的壬辰戰爭。德川家康於1600年取得日本政權後，對東亞諸國改採取務實政策，以求確保剛恢復的和平。然而江戶時代日本知識人雖努力確立獨立自主的身份認同，卻始終未能完全擺脫因固有華夷觀念而滋生的自卑感。部份學者並不滿足於確立於東亞大陸帝國的身份，更想把過往的華夷秩序顛倒過來，使日本人成為天下帝國體系的中心。比如活躍於17、18世紀之交的朱子學家淺見絅齋於〈中國辯〉聲言日本才是「中國」：
生於其國，即以其國為主、已以他國為客。又是觀戰，當各有其國立處置稱號也。學道者，學實理當然也。在吾國，若知春秋之道，則吾國之主也⋯⋯孔子若生日本，則日本春秋之旨當立也⋯⋯中國、夷狄名，此皆唐所付之名也。若以其名稱吾國，此皆效唐之作為也。唯以吾國為內、以異國為外，明辨內外賓主，則稱吾國、云異國，又有何妨？蓋以不違道理故也。
日本明治維新期間之所以積極求學於西方，是因為認識到西方文明進步一面後，日本知識人開始視西方為真正的「中華」。這給予日本政界和知識界畢全功於一役的黃金機會：只要日本推行西式改革、學界又能儘速趕上西方學術水平，那麼日本自然能比執迷體用之分的清帝國更早達到「新中華」的標準，成為真正的「新中國」。保守派政客為抗衡自由民權思想，就借用神道教教義將天皇封為天照大神之後代，然後又將其包裝為儒家聖君、以儒家忠君思想要求國民盡忠盡孝，潛台詞是平民百姓必須順從「輔弼」天皇的薩長藩閥。這些意識形態於1890年輯錄成《教育敕語》，全國國民自小學開始都要背誦。除此以外，明治政府亦將儒家父權家庭倫理寫進民法，原先儒家禮教只約束武士和貴族階層，如今卻成為對全體國民的監控。東亞大陸帝國的意識形態，就是外儒內法；而大日本帝國的意識形態，即是在儒法體制外，加上神道教的外衣。
日本自1895年於日清戰爭取得勝利，就為帝國擴張積極籌謀，政界及知識人開始視日本為天下帝國體系的中央。為預備未來之擴張，他們開始把大和民族想像成多元的複合族群。最初的大和民族，乃東國繩文人及西國彌生人之結合。後來自東亞大陸和韓半島來了一批渡來人，同時九州的熊襲、隼人，本州東北的蝦夷亦融為大和民族一員。到明治時期，琉球人與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之同化方興未艾。根據這種邏輯，日本與東亞其他民族都可說有血緣連帶，兩者唯一的分別在於日本已受到文明開化的洗禮。亦因如此，日本有義務為列島外的「同胞」推動「文明開化」，使他們同沐於天皇「一視同仁」的恩德，並同化為高度文明的大和民族之一員。日本的帝國擴張，也就是文明的使命。我們可發現這種多元一體民族論，與東亞大陸帝國體系的意識形態甚為相似：只是「天子」被置換成「天皇」，文明的準繩則由儒家禮教置換成現代文明而已。
如此日本版本的秦漢帝國體系，對內引致文武官僚專政的國家主義，對外則釀成不斷征伐的軍國主義。日本20世紀初雖有過自由化思潮， 1920年代曾短暫民主化，但到1930年代帝國夢還是壓毀自由和民主。帝國在海外屬土，一方面推行漠視傳統風俗的同化政策，另一方面又未能落實「八紘一宇，一視同仁」的族群平等，使屬地住民受到不公平的高壓統治。為求建設以日本為中心的天下帝國，日本的文武官僚一意孤行地使東亞各地慘遭戰火蹂躪，最終整個日本都要為帝國主義的野望蒙受沒頂之災。
日本式的天下帝國觀，最終反過來影響東亞大陸，使步向衰亡的東亞大陸帝國體系以中國國族主義的姿態浴火重生。清帝國於日清戰爭敗北後，知識階層紛紛湧往日本求學，想要參考日本現代化的成功經驗，最終按照日本國族建構的模式發明中國國族主義。中國國族主義雖曾探索過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但還是帶來精英主導的國家主義，並形成主張讓少數先鋒黨改造社會的黨國主義。中華民族的論述，主張清帝國故土上各民族皆應「五族共和」、形成大一統的複合國族，就有着大和民族多元民族融合論的影子。雖然中國軍事在20世紀初頗為落後，但民國軍人仍然相信軍國主義，極力主張以武力於新疆青藏等地殖民、要在武力支持下消滅其文化語言，其主張與日本軍國主義的作風幾無分別。比如在1935年，有中國軍官於中華民國政府軍事參議院軍事廳出版的刊物中，聲言要「取西藏之本質、繼乃奪其一切，漸次因勢而利導之，使於毫無反對與完全不覺之情形下、將西藏整個地為中國移植過來……（如敢反抗就令他們）感受無限之痛苦……必要時直搗西藏；負對西藏問題根本之重責者，莫如武力……」。回顧當年中國軍事文獻，此等論述比目皆是。在此基礎之上，毛澤東既以軍事動員的手法組織群眾暴力，又以集團方式建立指揮軍隊、監控民眾的黨國體系，使東亞大陸至20世紀中就陷入新秦漢體制的極權主義帝國羅網之中。
思索自由和平的東亞新秩序
當東亞大陸因毛澤東成功奪權，而淪入極權的新秦漢帝國體系時，東亞沿海列國體系的發展卻往前踏了一步。1945年日本戰敗後，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主導日本政治改革，自由派則趁此機會爭取民主和自由。1951年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恢復國權後，日本已經是穩固的自由民主國。東亞沿海其他國家卻一度只能勉強站穩。韓半島1950年代爆發內戰，最終北部淪為東亞大陸帝國的附庸，唯有南部能留在沿海列國體系內。國民黨政權流亡到台灣這片新得領土，並建立遷佔者政權，中華民國在台灣與大陸帝國分庭抗禮，但實際上卻正式成為沿海體系上的島國。此刻香港雖為英國殖民地，其政府卻高度自主，其住民則多自大陸避秦之士，亦多源自大陸之沿海。總體而言，是個與沿海列國體系更親近的準城市國家。戰後50年內，日本在頹垣敗瓦上復興，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大韓民國、台灣、香港與在東南亞的新加坡，亦因急速成長被譽為亞洲四小龍。這說明東亞除大陸帝國外，還可以有別的可能。1980年代起東南沿海列國亦爆發自由化風潮。在此之前，東亞沿海只有日本是自由民主國家，香港則為半自由地區，除此之外都是不自由的威權國家，大韓民國持續不斷的社會抗爭，於1987年爆發六月民主運動。最終軍人政權決定讓步，同年12月舉行總統大選。反對派領袖金大中翌年當選總統，奠定大韓民國之自由化。臺灣的轉捩點，同樣發生在1987年。蔣經國於7月14日宣布翌日解除歷時逾38年的戒嚴令，臺灣的社會氣氛則逐漸鬆動。流亡台灣的國民黨之構成亦日漸本土化，次年蔣經國急病往生後，接任總統的是臺灣籍的李登輝。李登輝於任內積極推動透過增修憲法條文把「中華民國」台灣化，將之從來自中國的流亡政權、改造成由臺灣人選舉出來的民主政體：也就是說，臺灣是個實然獨立的島國、它的國號叫「中華民國」。臺灣自此急速自由化，並於1996年舉辦民主的總統選舉。2000年的選舉，則首次由本土政黨取得執政權。香港雖然因英中談判失利，而將於1997年改換成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但此時亦出現要求「民主自治」、「港人治港」、「民主拒共」的呼聲。東南沿海列國體系，也自此成為追求自由的體系。
反觀東亞大陸在1980年代的自由風潮，所以一度令人期盼，卻於六四慘案後一沉不起：當權者決定以舉國之力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並推行「毋望國恥」的仇外教育，如此皆使東亞大陸帝國在財力及思想控制上更上一層樓。自由派此後已淪為小眾關懷，「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中國夢」才是社會的主旋律。至此東南沿海與東亞大陸之分野不再只是地理分野，而是自由與帝國兩種意識形態的對峙。
當東亞大陸秦漢式帝國走向極權專制，那東南沿海世界就必須更團結一致，以守護沿海的自由與民主。然而東亞沿海的格局，此刻仍然倚靠美國提供的核保護傘，沿海各國未能意識到自己皆為抗拒帝國、捍衛自由的地緣命運共同體。沿海各國至今仍未能完全擺脫舊有錯誤的華夷觀念。日本雖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軍事佔領期間民主化，但當局後來為冷戰之緣故，對轉型正義輕輕帶過。部份右翼政客一直阻撓政府為戰爭負責，亦未能了解日本以及國際形勢早就天翻地覆，還是以天朝大國的心態與鄰交往。大韓民國則內化其「小中華」思想，如此再加上被日本侵吞的屈辱感，就形成注重血緣文化的族群國族主義。然而建基於血緣文化的國族主義，與自由民主有潛在的衝突。政客炒作韓日恩仇煽動民粹，亦有損東亞沿海體系的團結。而臺灣和香港，則與東亞大陸帝國藕斷絲蓮。臺灣住着一群中華民國遺民，一直都對本土化嗤之以鼻，繼而把「去中國化」當成罵人的髒詞；有的臺灣人想搭大陸帝國經濟發展的快車，就想掩飾自己的獨立身份，為了人民幣自甘為「中國台灣人」。香港權貴早遭各種殖民主義馴化，若能從中牟利，亦少有想到香港人之政治權益。即使是在野派，他們面對橫蠻的現實中國時，心中仍擺脫不掉那虛擬的鄉愁；他們不知道在沿海小邦推行民主自治，就必須要脫離帝國的宰制。是以當年輕世代提出要以香港獨立向帝國說不，卻不為鄉愿的主流重視。
如今東亞局勢大抵篤定。中國在東亞大陸已成為現代化的秦漢式帝國，在國內不斷提升習近平的「帝權」，對外則要將國力一直伸延到地極。這個帝國只會侵吞香港、干擾台灣、麻煩日本、離間韓國，並隔海向美國叫陣。但在東亞沿海，除卻香港仍在負隅頑抗、澳門早遭共產黨全盤操控、而韓半島北部仍由中國支持的極權政府管治外，餘下都已經是自由民主的文明國家。這個列國體系理當團結一致，集合力量阻止東亞大陸帝國的無限擴張，方能守護東亞的自由和平。為此我們必須丟清「華夷尊卑」、「天下帝國」等思想毒素，建立基於自由平等的沿海列國秩序。為了東亞的和平、民眾的尊嚴，我們不得不苦苦思索。
《上報》．2018年12月23、24日
from 徐承恩網頁 https://sytsui.wordpress.com/2018/12/23/path_dependency_of_chinese_imperi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