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11月28日举行的“我国居民财产差距与收入分配问题研究”成果发布会上，万海远作出上述表态。与会专家就中国居民收入与财产分配状况，居民财产分配的动态变化两大问题发布了最新的调查研究。万海远指出，根据研究结果，“意味着我们只用了10年时间，就完成了欧美国家100年才达到的财富差距。”
他解释：“将人均财产水平等分为10组的话，可以注意到只有最高10%那组群体所占的财产份额在上升，其它分组的份额在下降。”
课题组研究的时间段在2002-2012年之间。专家指出，中国居民财产存量高速增长，在2002-2012年短短十年间翻了两番以上；另一方面，居民财产分布差距的扩大速度也是超常的，2012年全国居民财产分布差距基尼系数已达到0.739。居民财产分布差距基尼系数和通常所指的基尼系数有所不同，前者聚焦于居民的财产差距，后者考察收入差距。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7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670，比上一年略有增长。
另一个让专家忧虑的因素是中国居民的财产结构。在房价的助力下，不论在城镇还是农村，房产价值占总财产的比重已经达到超高水平，房价也成为推动居民财产价值升值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这意味着你只要在北京六环买套房，就已经跻身中国财富结构的上层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李强教授表示。专家担忧，这会导致居民在房地产领域大量投资，实体性和生产性投资急速减小。
多位专家呼吁，为调节居民财产差距，应有效管控房价快速上涨，同时提高再分配政策力度。而对是否应设立财产税和房产税，专家肯定了该类财产性税收对财产差距的调节作用，但在施行时机上仍有疑虑。
财产结构迅速向房产集中，房价成为收入差距扩大首因
基于北师大住户收入调查与北大“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房产在中国居民财产总额中愈来愈占据主导地位。居民财产中房产占比从2002年的57.1%大幅上升至2012年的73%，2014年则接近75%。
“事实上，如果做一个国际比较，会发现房产永远是现代国家最为主要的财产构成。不仅是中国，在美国、日本等国家，房产与金融资产都是主体部分。”万海远表示。
问题在于，在中国，房产占比在很短的时间内呈现了大幅度上涨，同时，房产占比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源于居民金融资产、生产性和土地性资产的转移。换言之，居民用于实体性、生产性的投资少了，大量的投资花在了房地产上。
“这意味着，居民的资产结构正在经历一个‘脱实向虚’的过程。”万海远指出。据会上发布的研究成果，中国越是富有的群体，其房产占总财产的比例就越高，最低19%群体房产价值所占比例只有50%，而最富有10%群体房产价值的占比高达近94%。过去十多年间，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占总财产的比例有明显下降趋势。
房产价值的上涨，源于住房价格的快速上升。研究指出，一旦扣除房价因素，2012年居民房产价值将下降66.2%，居民总财产价值将下降48.6%，其中城镇居民财产价值下降幅度更大。
专家估算了房价上涨对2002-2012年间居民财产差距变动的影响作用。十年间，居民总财产分布差距的基尼系数上升了38.7%，其中45.5%源于房价上升，对城镇居民而言，房价上升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幅度更是高达64.2%。
可见，价格因素在财产总量增长和财产差距扩大占据重要原因。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夏庆杰教授表达了他的担忧：“当财富的增加不是因为劳动的积累，而是出于市场炒作等原因，这可能就涉及社会公正的问题了。”
夏庆杰指出，当上层收入通过投资制造业等形式向中低层、向农村流入时，经济才会在财富循环中有序地、可持续地发展，“房价虚高，很多人就不愿意去投资制造业了”。多位专家担忧，高昂的房价在扩大居民财产差距的同时，也会对国家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房产税与遗产税预期调控作用明显，实际施行有担忧
北师大收入分配研究院课题组在《中国居民财产分配的动态变化研究》中提出建议，为调节中国居民财产差距，除有效管控房价快速增长、稳定金融市场外，还应建立财产税的直接调控政策，以降低居民财产中房地产过高的比重，引导居民收入积累部分更多投向实业和科技创新。
“仅就调解收入差距这一指标而言，增加房产税和遗产税是有作用的。”万海远表示。他与夏庆杰都指出，在西方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房产税与遗产税均呈增长趋势，日本最高边际税率甚至达到90%。
问题在于时机。“在中国现有的经济趋势下，一旦增收可能对经济产生不太好的影响。”夏庆杰坦言。“当然，待经济良好时，我认为是一定会收这些税的。”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周云波教授向财新记者表露了相似的担忧：“政策的初衷，和政策的实际效果是两回事。我个人的看法是，什么时候来实行，实行了有什么影响，都应该谨慎考虑。”
就现状而言，中国税费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作用有限。据周云波介绍，基于2013年的统计数据，个人所得税使得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下降不足1%。除了失业保险缴费外，几项社会保障缴费都扩大了收入差距。
然而，无论是增收个税，还是设立房产税、遗产税等财产税进行直接调控，周云波均持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坦率地说，富人的财富积累与投资也是有助于的穷人发展的。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达到了需要实施这些政策的时机了吗？过早的劫富济贫，会不会妨碍我们未来经济的增长，影响我们经过增长的效率，还需要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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