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尺度分量最重
在笔者的研习视野里，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的精英层判别该国潜在威胁者所使用的第一个尺度，是聚焦在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体系上：对方是民选的政府，还是非民选的？是多党竞争的代议制，还是一党始终当政的？如果是非民主制的，是更靠近权力高度集中的“专权制”（authoritarianism）——如第三世界众多的军人政权或家族统治，还是更靠近权力极度集中的“全权制”（totalitarianism）？在“全权制”里，意识形态是属于右翼的——如当年的纳粹德国，还是属于左翼的——如当年的苏联阵营？就这几组变体而言，后一类的更容易被美国（及其铁杆盟友）精英层视为主要威胁，因为这类政体的权力更加集中、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可以更快速和更有力地推行强制性的对内对外政策，说出手就出手。而美国精英层深知自家的政体是天天吵架处处扯皮，既难于保密，更难于突然出台厉害的措施，跟全权制对手打交道老是慢了几拍，猛然被击吃大亏的几率太高。
第二个尺度是关乎种族和文化包括宗教。就美国判别潜在对手而言，越是早先，越是看重种族的因素，越是新近，越是看重文化的因素，这与美国本土的变迁大体上是一致的。美国精英层把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看得偏重的时期，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风行的那些年，目前已经稍有退潮了。在其它因素同等的情况下，美国精英层对同文同种的外方更感亲近一些，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对方不是白种人、不是基督教传统，则更容易引起误解和猜疑。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反击和连锁反应，是突出的实例。如果对方的政府或宗教团体实施有组织的迫害基督教信徒的政策或措施，就易于招致美国公众的同仇敌忾。
第三个尺度是规模。对方的领土（领海）、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数量、素质、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地理位置等构成了其综合潜力的基本要素，这个道理明显可见。需要稍加解释的是，这些构成一个国家综合潜力的要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变迁，各部分的相对价值或重要性会有显著的浮动和升降。比如自然资源，以前人们最关注的往往是石油，而现在则变成淡水。1999年底美国情报部门的新世纪全球安全报告里，给予淡水资源以非常显要的位置，把它视为国家或区域的生存、发展、内部动乱、外部战争的一个大主变量。而中国则是主要经济体里淡水资源最缺乏的国家之一，不但影响到本国的生产和生活前景，而且影响到与周边国家的战略纠纷。又比如地理位置，有的地方过去是交通和贸易的要害部位或者无足轻重的部位，而随着生态的变化和技术的进步，就会变成相反的状况。气候变化将使冻土地带和冰封水域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大大提升，是鲜活的实例。
动态尺度刺激政策转变
第四个尺度是发展的速度和素质。上文第三个尺度里的要素，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潜力，发展的速度和素质则是把综合潜力转化成综合实力的动态过程。它受到战略分析界的高度重视不言自明——越是发展得快、技术密度越是高强的经济体/国家，越是易于摇撼既有的全球力量对比，挑战现存国际秩序中的主要得益者。
在日本战后崛起的1960年代，美国的头号中国通费正清，联手头号日本通赖世和（Edwin Reischaue），在哈佛大学讲授东亚现代化。为了对忽视“小日本”的美国人提醒来自日本的挑战，赖世和首先展示一副常规世界地图，日本在上面显得真小。然后他展示GDP总量分布地图，日本顿时显得巨大，比加拿大还大。最后他展示根据GDP增长速度绘制的动态图，若干年后日本将比苏联还大，直追美国。果然，日本不久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赖的教课惊醒了几代美国人，令他们重视日本重商主义模式对美国的冲击。这副动态图十几年后由费正清的大弟子马若德续之，他在1980年初告诫西方世界：假如中国采纳日本模式的一些要素，配以中国比日本大很多倍的人口和领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西方的挑战将比日本的要强劲许许多多（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Post-Confucian Challenge”, 《经济学人》, 1980年2月）。而这正是当今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定位。
第五个尺度是行事或操作的方式。如果对方以“润物细无声”、“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挑战，美国精英层不至于立刻摩拳擦掌纵马回枪，作为既有的霸主方，他们在这个地球上有太多的麻烦事需操心用力。若对方的手法突变，或是在舆论战线正面叫板，或是在全球多地处处出击，或是在关键领域猛然显威，或是在要害部位生猛挥拳，美国精英层就一定会认真反省、重整布局、运力反击。
判别结论基于多重比较
一旦理清了以上五个尺度，我们对“为什么美国为主的外部世界着手反击中国？”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不会太过惊奇或做出情绪爆表式的反应。用这五个尺度稍加检视，在1990年代初以降的全球范围内，那些早先被美国列为具有挑战趋势的众多对手里，有几个国家和非国家性质的组织（State and non-State actors），能够全方位被美国判别为首要威胁？最大的两个恐怖网络“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是自称，其实是个组织，并未成功建国）大体符合上述尺度的第一、二、五条，但不符合第三、四条，因为它们的综合实力不足以对美国发动持续有效的挑战。被小布什政府定义为“邪恶轴心”的三国，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接近于符合第一、二、五条，不甚符合第三、四条，却遭到“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指控，被摧毁了。伊朗的情形近似于伊拉克，还没被美国全力打击，只是受压重重。朝鲜完全符合第一、二、五条，也是在第三、四条上欠缺一大截，多年来一直被美国视为恐怖主义政权，对之动武的威胁始终高悬。
最有意思的是美国安全分析表上的三个大国。日本的重商主义对美国的挑战持续了二十多年，最关键的是它不符合第一条，它是美国的盟邦，在防务上又依赖于美国，没有独立的国防和外交政策，不会把它的经济技术实力转化为针对美国的军事实力，否则美国一定会对它狠下重手（Andrew Browne: “Battle Stations: U.S. and China Prepare for Trade Clash of the Titans”,《华尔街日报》,2018年1月16日）。俄罗斯符合第一、三、五条，但不符合第二、四条，特别是它的经济技术升级，一直是空中楼阁，还像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严重依赖原料和能源出口，缺乏新科技经济增长点。其潜力巨大，实力不完整，军力可惧，所以被美国列为两个主要战略竞争者之一。一圈看下来，只有中国基本上符合所有的五条，美国FBI主任说“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对美国的威胁”，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Michal Kranz,”The Director of the FBI Says the Whole of Chinese Society Is a Threat to the US”, Business Insider, 2018年2月13日）。
这是美国精英层的判别思路，我们即使不同意，也须冷静琢磨，不可简单斥之为“无中生有，不值一驳”。下文再讨论外部世界眼里来自中国的挑战究竟“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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