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數日來,香港幾乎成為一個恐怖世界,如果說『人人自危』,那決不是誇張的說法。燒巴士、燒電車、殺警察、打巴士電車司機、燒貝夫人健康院、炸郵政局、用定時炸彈爆炸大埔鄉事局、攻打茶樓,大石投擲行人和汽車、向警察投擲魚炮、爆炸水管、焚燒報館車輛...而左派報紙發表『鬥爭委員會』的談話,公然讚揚這一類行動。」
1967年勞工權益未受法例保障,市民生活艱難。左派動員罷工曾得到社會人士同情,隨著6月底罷工、罷市、左派學校停課,7月城市游擊戰與日俱增,一個警員被利鈎鈎死,次日左報以「生劏黃皮狗」大字標題加以報道。這種行動的範圍越來越擴展,連刺殺警員的事都在報上公開加以鼓勵,爆炸警署的事,被左報稱為「炸得好,炸得妙,炸得痛快」!市民對左派態度改變是從這些事例累積而來。
7月14日《明報》社評以「為何要燒貝夫大健康院?」提出詰問。
「我們最不能了解的是,為什麼要一次又一次的去焚燒貝夫人健康院?眾所週知,貝夫人健康院長期來為貧民診療疾患,是一個貢獻極大的慈善事業。他們又為什麼去破壞彩虹村的食水水管?難道港英統治者會到貝夫人健康院去求診?難道港英統治者會住在彩虹村的廉租屋裡?除了和貧苦大眾為難之外,這種行動有什麼意義?」
昨日入黑之前,暴徒在港九發動四次血腥恐怖暴行。以屈地街炸彈案最令人髮指。昨晨十時,屈地街電車總站發生爆炸,當時約有三十名男女輪候電車上班。暴徒投擲炸彈,傷及九人其中三人為男童,現場血跡斑斑。呼救之聲隨起,人群爭相走避,電車站一片混亂。
明明是為了推翻港英管治的「反英抗暴」,為何要炸死炸傷平民?7月29日《明報》社評以「戲院外的一個炸彈」為題,質詢左派報章要為炸彈隊火力升溫負責。前一天位置在屈地街電車站,後一天是基層市民雲集,更有左派大本營之稱的北角區。
「連日左報以大量篇幅報導他們戲弄軍警的傑作,認為引得大批軍警小心翼翼的清除一個真炸彈或假炸彈,是他們的大勝利。『最大陣打仗』的,要算是懸掛在北角國都戲院對面的交通燈上的一個鐵罐。鐵罐是昨晚十時被發現的,雞皮紙裹著,長約三呎。大批防暴隊到場,封鎖附近一部分交通,行人繞道。...待得十一時過後,「軍火專家」希路到場,在防暴隊的「嚴密戒備」下,將這個雞皮紙包裹的物件移至五洲大廈左旁的空地盤。...雞皮紙拆開,原來裡面的物件是個鐵罐。「軍火專家」未明內容,不敢貿然解拆,只得蓋上三個沙包...「軍火專家」惶恐的點燃藥引「轟隆」一聲巨響,火光四射,震動四隣,鐵罐爆破了。」
從大公報這段報道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
第1、港共這枚炸力強烈的炸彈,是佈置在國都戲院之前,於晚上10時被發現。如果遲了一個半鐘頭沒有發現,適逢戲院散場時爆炸,那將有多少善良市民身受其害?
第2、國都戲院當時上映的是?語片「飛哥跌落坑渠」,不見得會有港共所反對的港英人士去看戲,他們所要爆炸的,只有普通市民。
第3、軍警所以這般緊張辛苦去清除炸彈,乃是為了保護市民的安全。從大公報這篇報道中,人人可以清楚的看出來,到底是誰與廣大市民為敵?是誰在為廣大市民服務?」
反英抗暴期間,「黃皮豬」是香港人,「白皮狗」是外籍人士,都是要炸要殺的。部份炸彈火力猛烈,放在軒尼詩道灣仔消防局對開之西行電車月台上,威力足以令正在3樓窗邊工作的東區副消防區長簡文(年28歲)當場慘死,身旁太太重傷。二樓4名消防員也被炸彈破片炸中而受傷。
暴動的8個月裡,政府軍火庫火藥多次被竊,強力炸彈跟這些有關嗎?工會動員往往以「聖戰」作比喻,炸彈隊隊員巢穴幾星期換一次。他們行動保密,只聽從上線指示,家人戰友亦不知情。有人投彈時失手自爆而死,有人受傷入獄。50年後,他們被左派人士稱為「民族英雄」及「暴力抗爭者」;主催這場戰爭的工聯會楊光更在2001年獲頒特區政府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這種邏輯引來的爭議至今無法平息。
時任政府新聞處助理新聞總監Peter Moss,曾經帶領採訪隊24小時拍攝暴動。他以香港為家,炸彈滿城的幾個月,回家要繞路,上班受保護。每朝醒來要為仍然生存而感恩。「他們竟敢殺害無辜的人,這根本是恐怖主義行為,是針對我們香港人而非香港政府,後來是公眾和政府共同面對。到了最後,憤慨蓋過了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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