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平路曾以香港光華文化新聞中心主任的身分駐港七年，她身為小說家的犀利觀察與親住香港的人生經驗，無疑是最能詮釋香港現況的觀察家。她為什麼一直記得1997年交接大典上，陳方安生穿著的那件大紅旗袍？紅旗袍與香港西環中聯新年掛著的大紅燈籠，為什麼讓香港變成不敢樂觀的撕裂社會？
這次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常常聽到一個關鍵字「撕裂」，因為香港社會的確處於被撕裂的狀態。新任特首既是林鄭月娥，最重要的觀察點是她上任後，香港社會的撕裂感會不會更加劇烈。
先說問題根源，來自於回歸之初，北京與香港之間始終欠缺信任感。
香港與中國大陸，原本的體制、社會、司法、以及對民主進程、對公民社會的期待與想像都不相同。更何況，在北京眼裡，香港一直存有港英政府的「餘孽」；但對香港人而言，無論法治或基礎建設，處處感受得到港英殖民時代的「餘澤」，單就對殖民時代的情感與歷史解釋，就可以看出香港與北京之間的差異。
我一直記得（當時我參加「浩然營」的活動在香港），1997年交接大典上，當時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穿著一件大紅旗袍。為什麼要穿大紅旗袍，其實是在「交心」，不只陳方安生，那段不短的時間，香港達官富商的夫人們在各種社交場合常是一身紅，寧可撞衫或撞色，務必把自己穿得紅通通的。另外，剛回歸那幾年，包括藝人出場的時刻，都一定會唱「我是中國人」那首歌，為什麼這麼刻意？背後，其實是心虛。如果香港人自覺一切很篤定，做中國人這麼理所應當，便不需要去努力表態。
紅旗袍背後的心虛
這種隱隱然的隔閡始終都在，包括大陸領導階層對著香港人講話，常會感受到一種錯亂的節奏感。一般而言，領導已經習慣於他講什麼話，到了某個點上，台下就會拍起手來。但對著香港人，一則因為北京話與廣東話的差異，再則因為香港人不習慣中式的官場文化，一切就顯得不那麼自然。反之亦然，譬如後來一任特首位子上的曾蔭權勉強用北京話致詞，說得丟三落四，節奏跟不上，也會出現類似的錯亂感。
這種錯亂的節奏其實是隱喻。為香港與北京的衝突埋下伏筆。
如今回頭看，每一屆特首重複同樣的循環，幾乎是尷尬的宿命：因為面對北京的不自然，覺得心虛，想要努力向北京輸誠、表達他是北京的自己人，但愈是刻意表現，香港市民就愈是不信任這位特首；接著因為民意基礎動搖，特首更覺得自己需要北京力挺，對北京益發曲意示好。這種循環在這一任特首梁振英身上，看得很明白。
林鄭月娥當選恐怕更不樂觀，林鄭是北京欽定，但她的民意支持率極低，低到歷任特首上任前的最低。或者就是因為是北京欽定，香港人一開始，對她究竟是面向北京還是面向香港已經存著疑慮，這份疑慮反映在她的選前民調支持率，也必然反映到她的日後施政上，簡單說，大多數香港人從day one就沒有投下同意票。她一旦坐在位子上，信任問題可能會愈來愈嚴重。
兩列火車對撞危機，沒有絲毫扭轉
特首選舉已經是小圈圈選舉，如果北京放手，大可以給三個特首候選人公平競選的機會。曾俊華與林鄭月娥一樣，本來也是港府官員。但就因為曾俊華相對而言柔軟一些、公關能力強一些，比較受香港市民歡迎。有民意基礎或民間聲望的候選人，卻注定讓北京中央不放心，擔心他挾民意自重；林鄭月娥因為比較硬梆梆（rigid），中央覺得她效忠的程度不容懷疑，又因為她民意支持度低，非得緊緊靠著北京，所以北京願意欽定她。卻也因為被欽點，她發言就愈發要處處顧及北京的看法，聽在香港市民耳朵裡就愈發不順耳，這似乎變成無可避免的循環。
香港與中國兩地在許多地方原本存在許多不同，種種不對等的情況下，民間往來又構成衝突，衝突情勢若是發展下去，像兩列有可能對撞的火車。從這次特首選舉，我看不到任何跡象，足以緩和對撞的危機。
客觀來看，北京應該以大事小、應該更放手、應該更寬容。但一來北京一黨專政慣了，不習慣權力下放；二來對北京領導而言，香港「垂範」台灣的可能性，愈來愈看不到。這兩個因素加在一起，北京對香港有可能失控的情勢失去耐性，處理的手段愈來愈少了應有的細膩。
這會讓原本不該成為焦點的小事，累積民怨，變成問題的焦點。
其實香港人最擔心的，就是香港人與香港社會的特質漸漸「被」消失，被大量的大陸來的移民與資金，再加上後面的政策，導致整個香港的特質被稀釋掉了。高鐵直通表面上是便利兩地交通，但其實是政策，方便更多大陸人到香港來。又譬如大陸人移民到香港的「單程證」，審批權全由大陸決定。這類的事情，如果北京讓出一點決策權給香港，其實結果沒有差那麼多，譬如「單程證」申請者的理由多是家庭團聚，無論是由大陸方面審批或者香港方面審批或兩地共同審批，通過申請的人可能都差不多，但象徵意義上，有機會參與審批，香港人會覺得被充分尊重。總要讓香港人對自身事務，覺得還有一點「話事」的空間（我們說的話語權）。
二十年來這類話事的空間愈來愈被縮減，香港人的主體性眼看在消失之中，這正是香港從一個非政治社會，變得這麼政治化的原因。説是愈來愈多香港人贊成分離主義，其實更類似一種直覺的反應，愈不給出聲音，就非得要出些聲音讓外界聽見。
誰放大了虛妄議題？
香港獨立本來是不存在的議題，坦白說，香港幾乎不存在獨立的條件。但現在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的結果，一個虛妄的議題，變成了現實環境的對照組，變成讓人藉此表達對現實不滿 ，say no的選項。
社會所累積的不安，造成各種撕裂與對立，其中也包括年輕與年長世代的對立。雨傘運動後，年輕人變得更激進。香港傳統家庭原本習慣的是安定、非政治、有錢賺就好（搵食艱難嘍！），但年輕人認為，如果每個個人繼續鄉愿，沒有機會說出政治訴求，香港的未來就沒有機會。
世代間的對立，政治上親中與民主、以及民主派內部的矛盾等等，讓香港社會很容易小事就沸騰，整體社會茫惑不安，在商界、在立法會的場域等等，愈來愈習慣給人貼上標籤、分別立場，一旦每個人都先有了標籤，遇到任何事情就只剩下立場的對決。
香港社會是撕裂的狀況，北京一度希望香港所謂「垂範」台灣的效果已經沒有了，自從1997以來這二十年的變化，看在台灣人眼裡，甚至有反作用。「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說法，讓人觸目驚心。在北京眼中，同樣也覺得「今日台灣，明日香港」，如果不強力控管，香港愈來愈像台灣，北京覺得更糟的在於，兩獨有可能合流，香港的情勢有可能全面失控。
1997年時，如果你問我未來會怎樣，我想不到情況會這麼快起變化，想不到香港與中國的關係會這麼惡化，因為香港社會比較起任何地方，算是個很容易治理的社會。 香港人守法、有效率、運作上軌道，這是港英時期留下來的社會特質。所以1997年，北京拿到的香港不是一張壞牌。
然而，二十年看下來，北京其實頗為失敗。因為北京對這顆東方之珠的社會規範生疏、不信任、不尊重也不融入，造成如今很難扭轉的情勢，真的非常可惜。畢竟，治理香港與治理大陸很不一樣，大陸幅員廣大，「維穩」放在第一位或是形式使然，客觀說，如果替北京領導人想，整個版圖差異這麼大、那麼多問題、如此廣渺的國家，有些經濟發展議題時間表推前，有些民主議題要往後排也是可以理解的事。但香港不同，香港是一個已經高度秩序、現代化發展，有其自主能力自行運轉的地方。給予香港多一點自主性，包括普選在內，這樣的經驗將有益於整個中國逐漸民主化。
頗為可惜的是，回推至二十年前，我相信北京的意願其實不是不想在香港好好做，做給整個世界看。只可惜因為不習慣、 不熟悉、不信任，遇上北京僵硬的體制，尤其底下的人體仰上意，執行面很容易選擇寧左勿右（譬如西環北京派來治港的官員都怕出錯）。每一仼特首的選擇看得最清楚，愈是刻意選一個看似安全而服從的人，注定就是不得香港民心的人。
歷史中充滿了必然與偶然，有時候是不必如此的吊詭。香港的情勢不必如此而變成如此這般，如果情勢繼續惡化下去，有一日放在時間的河流裡看，對「東方之珠如何變成一個黯淡的中國南方城市」，不論是現在回顧過去二十年，或二十年之後再回顧現在，這個命題將令人歎惋。
如果上述黯淡的前景成真，未來回溯地看，這次的特首選舉將是其中一個失策的例子：目前林鄭在不符合民意下出綫，對北京而言，她任期內只得一路力挺，很容易因為小事釀成治理危機，到時候一切歸咎於北京欽點，很容易激化香港人對於北京的怨怒。總之，硬要扶一位民意與親和力皆有疑義的候選人坐上特首，對北京，恐怕並不輕鬆，並不是值得慶祝或必然符合長期利益的結果。（陳一姍採訪整理）
——《天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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