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民国之死
离开使得我们一直很愉快的香港是十分痛苦的事情……我宁愿快乐地留在这里，不想去其他地方。——金文泰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刘晓波从奥斯陆赴夏威夷，途经香港，接受《解放月报》（后改名《开放》）主编金钟之采访。金钟问：“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刘晓波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才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1]
“三百年殖民地”之说，是刘晓波有感于香港的自由、鲜活、富足而发出的感叹。刘晓波来自经济刚刚起步的内地，活力四射的香港带给他巨大的“文化震撼体验”。虽然在香港只停留了短短五天，他已然发现：“香港，这个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商品气息的城市，第一次使我感觉到了商品化的力量，自由竞争的力量，以人的目光平等地面对人类的力量。……在地理上，香港属于中国；但在自由港这点上，香港属于世界。但愿香港永远是世界上的自由港。”
英国统治香港以来，短短数十年间，香港从一个贫瘠的小渔村一跃成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多元的“东方明珠”。同样是华人社会，为什么中国与香港的现代化进程宛如天壤之别？答案很简单，是专制制度扼杀了民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专制制度必然带来贫穷、奴役和停滞。“三百年殖民地”的说法让中共和愤青们给刘晓波戴上“卖国贼”的帽子，但刘晓波始终坚持这个说法。二零零七年，《开放》杂志创刊二十周年，刘晓波撰文谈及十九年前的经历时说：“第一次踏上殖民统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觉真好！”[2]六四之后，刘晓波出入于监狱之间，中共不予发放护照，他再也未能造访香港。他在不自由的环境下，一直关心“一国两制”在香港崩坏的过程，以及香港本土意识和港独思想的兴起。
今天的很多香港人怀念英国统治的时代。最令香港人最怀念的，是曾被中共妖魔化为“千古罪人”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中港矛盾日益激化之际，彭定康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香港在《中英联合声明》下，三十年过去仍未能实现一个公平、合理的选举制度。他斥责英国政府为了保持与中国的利益往来，未有尽力履行契约一方的责任是“无耻”。彭定康为港人发声，不惜严厉批评本国政府。港人爱戴港督而厌恶特首，不是无缘无故的。有香港评论人分析说：“彭定康虽然并非港人选出，但委任他的前英国首相马卓安，是由民主选举产生，需要向所属政党和英国选民负责。反观委任特首的执政集团，推行‘民主集中制’，透过国家机器铲除异见声音，不单剥夺普遍中国人的选举权利，就连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都受到限制，平民即使眼见高层贪污腐败，都只能敢怒不敢言。掌握军、政、财、权的执政集团在中国全无约束，更加不用提责任和义务。”[3]显然，港人亲身感受到，民主英国治港成功，独裁中国治港失败；英国统治时代人心向上，中国统治时代社会崩坏。
在一百多年间的二十八名香港总督当中，深受港人敬重和喜爱的，除了彭定康，大概就数金文泰（Cecil Clementi）了。一九二五年十二月，金文泰接任港督之后一个月，访问当时还是荒郊野外的新界。新界乡绅以“租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的名义，在大埔墟盖搭葵棚为欢迎礼堂。在礼堂前的横额，用花朵砌成“还我使君”四个大字，欢迎金文泰。所谓“使君”，是中国古代对“奉使之官”的尊称，三国时刘备便称“使君”，曹操对刘备说，“天下英雄，使君与操”。金文泰的职务相当于中国古时的州郡长官，并且曾在新界田土法庭工作过，所以乡绅们尊称他为“使君”。[4]金文泰在香港担任港督五年，果然不负“使君”之名，带领香港度过了那段动荡而幽暗的岁月，并奠定了“具有香港特色”的制度、经济和文化根基。
缓和省港冲突，抵御红潮侵袭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金文泰抵达香港，就任第十七任港督。他是首位从皇后码头登岸的港督，自他以后，从该处登岸履新，成为历任港督的传统。
等待金文泰的，不仅是那座英印风格的、奢华舒适的总督府，更是前任港督司徒拔留下的棘手的烂摊子：出身主教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司徒拔，为人尖酸刻薄、飞扬跋扈，不会说华语，而且认为应当对本地人施行最严厉的体罚。司徒拔一辈子都相信应该以帝国铁腕手段治理属地，他跟当时占据广东的国民党政府及其首脑孙文的关系相当恶劣，就连刚到广州不久的鲍罗廷都看得一清二楚：“英国人只关心一件事，将孙中山困在广州，但又不让他壮大，广州越弱，香港就越强。……英国在中国沿海利益巨大。几百条船从事沿海贸易。整个沿海贸易都要通过香港中转，香港已经成为最大的中心，广州作为广东及其邻省的集散中心和金融中心，其作用日愈减小。”[5]
一九二五年六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包括政府的低级公务员都参与罢工，许多罢工工人徒步回到广州。香港的所有行业都受到波及，这场罢工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煽动，也是香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司徒拔寸步不让、火上浇油，但他根本无法切断广州和香港两地工人的联系，罢工高峰期有二十五万人离港（占当时全港华人人口的百分之三十）。
广州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广东国民党政府给从香港回来的罢工者发放津贴，几乎耗尽了该市的财力。[6]在广州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委员会对香港进行经济封锁，导致进入香港的船只减少百分之六十，洋行商户破产的不计其数，连生活用品也无法运进来，香港一度沦为一座死城。[7]
在省港大罢工的压力下，英国政府撤下司徒拔，换上金文泰。临危受命的金文泰，在很多方面与司徒拔截然相反：他是在印度服役的英国军官的儿子，一八七五年出生于印度北部，然后被送回英国接受现代教育，倒是与司徒拔一样毕业于牛津大学。一八九九年，金文泰被招募为官学生来港，到广州学习粤语和书法，因义和团之乱而返回香港。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官话和粤语，热爱中国古典文化，书法造诣可以跟中国的书法家媲美——位于香港屯门通往青山禅院的路上，自一九二九年竖立了一道“香海名山”牌楼，牌楼上“香海名山”四个大字即为金文泰亲笔题写。
金文泰在香港任职多年，从基层干起，对这块土地了如指掌，香港是他的第二故乡。更为重要的是，金文泰思想开明，摆脱种族偏见，对底层民众深具同情心，是大英帝国知识阶层中的新派人物。
此前，金文泰在政府文官考试中成绩出色，完全有条件挑选政府的任何部门去工作，例如人人向往的外交部、财政部等。但他偏偏选择去被视为“才智平庸之辈但避难所”的东方殖民司，并自愿到遥远的香港。金文泰的上司卜力认为：“金文泰是东方司最具才干者之一，一个学者和思想家，有朝一日必将有所成就。”[8]果然，金文泰以自己的才干赢得了香港总督的职位，并在这个职位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英国的官僚系统中，殖民地总督传统上具有宗主国政府赋予的很大的行动自由。重视法治的英国在占领香港之后即颁布了《香港宪章》，授予港督组织政府和制定香港法律的权力。[9]若总督是公认的人才，并且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往往会表现出一种不受欢迎的独立性。金文泰就不时让殖民部感到担忧，“他觉得自己作为香港总督，有权掌握中国南部的全部海陆空部队，决定我们在那里的政策”。[10]然而，正是这种大开大合、敢为天下先的施政风格，金文泰才得以扭转香港走向沉沦的局面，既恢复了与广州国民党政权的友好关系，又避免了赤色风潮席卷和撕裂香港。
金文泰上任之时，省港大罢工的高潮已经过去，但双方都骑虎难下，一时难以善后。他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认为广州和香港向来就亲睦如一家人，罢工浪潮让双方都深受其害，盼望早日结束对立状态。[11]他先后派出香港华人西医杜应坤、律政司金培源和署理辅政司夏理德等前往广州商讨如何解决僵局。他进而邀请广州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访问香港。双方在香港和广州举行多次会谈。
然而，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广州方面提出巨额赔偿，这笔金钱或许正是国民党北伐所急需的军费。金文泰认为，向广东支付“勒索款”并不能确保香港的永久安宁。他观察到广东的“四大势力”——在东园主导罢工委员会的共产党、蒋介石主管的黄埔军校、胡汉民主导的国民党右派以及汪精卫和廖仲恺领导的国民党左派——之间即将陷入恶斗。他坚拒广州政府的赔款要求，决定静观其变。[12]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金文泰召开行政局会议决定，“香港目前惟一可能的途径就是维持现状，直到广东现政府被中国某一敌对将领所推翻”。[13]
果然，广东的局势发生了一波接一波的剧变。虽然广东国民政府没有如金文泰所预料的那样被其他军阀推翻，其内部却无可挽回地走向分裂。一九二六年三月，中山舰事件之后，掌握军权的蒋介石解除了罢工工人的武装力量，大肆搜查罢工委员会总部。[14]蒋介石发现，要摆脱苏俄的控制、清除中共的势力，就必须寻求英美的支持，他不可能两面作战。六月，蒋介石准备兴师北伐，对外发表八点宣言，其中承诺停止对香港的抵制。这就使得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出现了转机。
金文泰敏锐地抓住这个转机。他让华人政务司夏理德与蒋介石的代表会晤。香港政府严正拒绝国民党方面提出的向罢工工人赔偿的要求，但承诺资助广东工业发展，包括协助兴建连接九广铁路和粤汉铁路的环市铁路。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五日，中英双方在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举行为期八天的谈判，仍无果而终。
九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为全力支持北伐，决议在香港政府不让步的情况下，主动取消封锁港澳政策，恢复粤港交通，准许人民自由往来。工人可以回港工作，也可以在内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罢工委员会继续供给生活费。至十月十日，广东国民政府正式解除对香港的封锁，并且解散罢工委员会，由此结束了这场持续十六个月、让香港贸易损失数亿英镑的省港大罢工。[15]香港之罢工既因中国方面之煽动而起，亦因中国政局之改变而结束。
可悲的是，香港罢工工人沦为中国政治势力的棋子，诉求无一得以实现。罢工领袖在香港无法容身，惟有到中国投靠共产党。但蒋介石随即暴力清党，这些香港罢工领袖大多沦为白色恐怖下的牺牲品。罢工领袖为激进中国民族主义所煽动，但所谓的祖国视之为刍狗，这种始乱终弃的故事，还将多次在香港和中国的现代史上重演。[16]
在反对共产党这一点上，港英政府与蒋介石政权取得了相当的共识。一九二七年春，蒋介石在各地清共，香港政府随即通过《非法罢工与停业法令》，严禁威胁政府的罢工行为，还规定不得用工会经费支持香港之外的政治活动、本地工会不得成为中国任何工会的分部或支部。同时，香港政府又将共产党掌控的海员工会、全港工团联合会等组织封禁并解散。及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国民党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公社暴动，大规模铲除激进工会，香港的工运更是孤掌难鸣了。[17]
一九二八年三月，金文泰代表英国政府，到广州展开官式访问，期间正式承认了国民政府政权，使两地外交关系得以修复。他改变了此前对国民政府的看法，承认“要维系香港的安宁，就有必要和国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他结交国民政府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还与广东实权派人物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等人维持合作关系。[18]
金文泰深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祸害之烈，他从香港政府的财政中拨出一笔款项，发放给华人领袖罗旭龢等人，资助他们发行反共的报纸。《工商日报》和《华侨日报》等报纸连篇累牍地批评共产党迷惑无知热血青年，并将繁荣安定的香港与赤化动荡的中国二元对立起来，形成了某种港中有别、视香港为福地的本土意识，堪称港人身份自我认同的开端。[19]
当然，金文泰更知道，要阻击共产党的思想和势力渗透香港，必须提升香港的民生状况。他对劳工与工厂法例作出相当程度的改善，限制童工的聘用。他也主持了重新规划市区的贫民区，积极改善贫民的生活水平。
经过不懈的努力，香港逐渐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一九二六年秋，香港当时最时尚和昂贵的卡佛百货公司在商品目录中炫耀说：“本公司不断有大批款式迷人的新晚装运到，全部都是由本公司代表亲往伦敦与巴黎精挑细选的。”[20]随着转口贸易的恢复，香港一九二七年出口船只之总吨位数，已直逼一九二四年罢工发生前的水平，而且还在不断上升。政府的年收入屡创新高，每年收益大约维持在两千万港元以上。相比之下，在十九世纪末一度比香港更繁荣的广州，却因为深陷于暴动、政变和战争之中而黯然失色。
吸纳华人从政，扶持本土精英
在一九二零年代的香港，有四千五百名英国人，他们周围生活着七十二万五千名华人。在金文泰来香港之前，华人一直是香港史上被动的观察者，在访客及史家眼中，华人等同于模糊的背景，没有清晰的面孔，也没有名字。香港史书上很少出现华人的名字，只有极少数华人在香港发展史上扮演了公共角色，如孙文革命的赞助者、香港富商何启。香港的华人大众大部分都不参与公共事务，一心一意只顾谋生。他们大多数都是从广东省来的乡下农民，突然一头栽进先进西方都市令人困惑的压力之中。
香港所有的现代化设施都只是为照顾洋人而设计，而不是为了华人。香港广播节目委员会电台的广播只偶尔有个华语节目，电影院也只有一家有华语“解画佬”——这人坐在银幕旁边跟着电影情节翻译内容。根据一份一九二四年的记载，荷李活道有个不露面的业主，把他名下的一栋出租建筑转租给二房东，二房东再将之分隔成很多户分租出去，那些三房东又再把每户寓所分隔成小隔间分租给别人——一户寓所往往住了二十五个人，而且经常不止此数。[21]
由于香港长期以来缺少一个界定清晰、威望卓著的本地华人群体，英国人的双重管治设想很快演化成一种体制上集中、操作上却自我克制的治理。殖民政府将几近独裁的权力保留在港督手里；华人居民承受着粗糙的高压手段，比如宵禁、繁复的登记手续以及其他的监视及管制措施。[22]然而，对于迁居香港的华人来说，英国人在香港的统治虽有种族歧视的一面，却远比清帝国、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各个时期的统治更为优越。
香港开埠以来，长期实施一种比美国早期或南非更为隐蔽的种族隔离制度，对洋人和华人的居住区域有不同的划分。一九一八年，立法局通过“山顶居住条例”，规定所有居住在山顶的人士，其申请须得到行政局批准。论者认为这是变相将山顶保留为西人居住区，把华人摒弃于外的做法。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四一年，只有一个华人获准居住在山顶，她就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23]
另一个居住在山顶的华人是混血的何东家族，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香港的首富。何东花园于一九二七年建成，批准何东搬上山顶的港督正是金文泰。何东获准在山顶兴建花园这一事件的背后，反映出香港政府对待本土精英的政策有了微妙的转变。早在一九零八年，何东有意租入首席按察司白吉特在山顶顶端比港督别墅位置更高的住所，此举却被当时的港督卢吉否决，当时英国统治者无意赋予何东太过特殊的社会地位。到了一九二零年代，世界局势大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倡导殖民地人民民族自决。英国的殖民管治政策不得不作出调整，金文泰在此背景下被任命为港督，一上任就大力拉拢本土精英。在省港大罢工期间，何东四出奔走调停，更私下承诺支付工人罢工期间的一半工资，对平息罢工居功至伟。港英政府对何东感激不尽，批准其在山顶盖一所豪宅自然不在话下。一九零八年，卢吉拒绝何东搬到山顶的说法是：“此宅高踞总督的山顶别墅，当然很具权威，若任其租赁，无知华人反而可以对英皇陛下的代表睥睨而视。”金文泰的新政策自然不是说自此华人可以“对英皇陛下的代表睥睨而视”，而是干脆把何东也吸纳进“英皇陛下的代表”之列。何东花园的建成，表明金文泰治理香港的方式是以怀柔取代高压。
金文泰是第一个勇于批判种族偏见的港督，他公然声称在香港实行华洋隔离是“造成这个殖民地社会、士气、智能甚至是商业和物质进步开倒车之举”。[24]在一九二零年代说这些话是很危险的，因为在那时期的香港确实有很多地方严禁华人居民涉足，香港的洋人商店助理也不会梦想要去跟华人握手。金文泰却言行合一，身体力行，一些华人精英经常是总督府的座上客——总督府的舞会大厅、弹子房、牌局厅和吸烟室中，时常可以看到华人的身影。金文泰还一度建议废除被称为“圣地中的圣地”的、只有白人精英才能加入的“香港会”，希望另外设立一个向不同族裔开放的联谊会。
鉴于华洋隔离的制度是省港大罢工的诱因，而在罢工期间华人绅商大力支持港府，为了舒缓华人的反英情绪，激励士气，争取华人精英的效忠，金文泰决定改变历来行政局不许华人参与的传统，首次委任华人周寿臣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金文泰的这一做法，受到保守的殖民地大臣艾默里和外交大臣张伯伦的反对，他们认为华人在保密方面不可信任。经过金文泰的一再要求，英国政府才同意了这一任命。[25]
在立法局方面，金文泰逐步加强其代表性，在一九二九年委任布力架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使葡籍人士首度在立法局有了代表议席。他又委任华人律师曹善允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使局内首次有九龙居民。一九二九年，立法局的官守议员人数增加了两名，非官守议员人数则由六名增至八名。八席非官守议席当中，华人议员占三席，分别是周寿臣、罗旭龢与曹善允。
身兼行政局和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双重身份的周寿臣，在中国和香港的近代史上地位显赫。周寿臣于一八六一年生于香港，被容闳选为第三批大清留美幼童之一，同时被选中的还有唐绍仪、詹天佑等人。一八七四年，周寿臣等人抵达美国，进入温斯第小学念书，次年入读菲立斯学院。回到中国以后，这批西化的留学生并未受到重用。后来，周寿臣辗转到负责朝鲜事务的袁世凯的麾下，在朝鲜十五年间，由翻译员晋升成为署理仁川领事。
义和团暴乱之后，走投无路的清廷终于开启新政。一九零三年，周寿臣终于出任位高权重的“关内外铁路总办”之职，官至二品。他也协助筹办铁路学堂，以培训国内铁路专才。一九零九年，周寿臣调任“奉锦山海关兵备道兼山海关监督”，直至清朝覆亡。
入民国后，袁世凯成为权势堪比帝王的总统。作为袁的旧部，周寿臣本可大有作为，却婉拒袁让他入阁的邀请，南下回到阔别多年的香港。大概他已经预感到民国政局的败坏，而对英国统治的香港颇有信心。回港后不久，周寿臣获香港政府赠予“太平绅士”之名衔。省港大罢工期间，金文泰请周寿臣出面，穿梭两地、调停纷争。一九二六年，周寿臣与金文泰一起被英皇乔治五世册封为爵士，是继何启、韦玉、何东之后的第四名华人爵士。
二十年代后期，大英帝国“最好的时光”晃晃悠悠地过去了，旧式的殖民统治体系摇摇欲坠。生活在香港的洋人们，那时未必感受到变局将至，他们沉溺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正如英国作家吉卜林在《漂洋过海》一书中所说：“天下乌鸦一般黑，但如果有人想品尝堕落的滋味，就去香港好了。”但金文泰的确代表了大英帝国处在变动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洋人支配中国的日子就跟在印度的一样，已经到了尾声。到了一九二零年代末期，英国放弃了中国沿海的三处租界，并原则上同意逐步放弃其他在中国的额外领地的特权。但上述这些承诺并没有把香港这块割地算进去，恐怕连金文泰也无法想象香港有一天会归还给中国——“我无法相信大英帝国有朝一日会默许交还香港。”[26]
融合港岛新界，塑造东方明珠
一八九八年，英国强迫清帝国签订《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获得九龙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的地区及两百三十五个岛屿的九十九年租借权。
一八九九年，一些新界居民由于其前途未被考虑，表示要抵制英国的占领。数百年来，这里的居民就是不愿服从满清统治的“化外之民”。非常活跃的三合会是声称“反清复明”的秘密会社的一个分支，直到今天的香港，它还是最危险的犯罪组织。满清当局从未有效地治理这片区域，这里的居民也从未享受过皇朝雨露的滋润。然而，当这块土地租借给英国之后，满清的官僚们悄悄地纵容乃至支持居民反对外国占领的抗争活动。
一八九九年四月十六日，三个连的英国正规军和民兵在“名誉”号炮舰的支援下进入新界，英国国旗升起来。次日，发生了一场混战，英国人轻而易举地击溃三千名中国人的数次进攻。中国人的抵抗并不激烈，也没有持续多久。[27]中国的地方官员们见势不妙，转而安抚和劝说当地居民接受英国统治的事实。
英国占领新界初期，鉴于新界居民一向在这片土地上聚族而居，世代相传，其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均与市区大不相同，便采取不干涉政策，港督卜力承诺：“你们的商业和土地权益，必获得保障；风俗和习惯绝不会受到干涉。”[28]
然而，后来香港政府并未遵守这些承诺。香港政府制订“田土法庭”条例，规定新界土地均属政府财产；又制订“收回官地”条例，授权政府可征收土地作为公用。一九二二年，港府修订“收回官地”条例，增加民众建房的赋税负担，引发居民不满。一九二四年，新界各区村民齐集大埔文武庙召开大会，决定向政府交涉。后来，新界居民成立了“新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涵盖大埔、上水、沙头角、沙田、荃湾、坳头、新田、西贡及屏山九区的代表。
金文泰放下身段，与“新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展开对话。当时，共产党在中国成立农会，掀起杀戮地主、富农的血雨腥风，金文泰因“新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名称与共产党主导的农会、工会接近，建议改为“新界乡议局”。改名之后，意想不到地产生了一项“制度创新”：自此，关注地方慈善公益、地方利益兴革、地方风化及代雪沉冤为任务的乡议局，成为新界民间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致力于沟通新界官民、协调新界资源之开发，特别是监察政府的土地政策，维护原居民的利益。一九五九年，乡议局被纳入港府官方的咨询机构。[29]
金文泰同意废除被新界乡民批评为不合理的民田建屋补价增税政策，得到新界民众的真心爱戴。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新界乡绅罕有地为金文泰五十一岁的生日祝寿。民众除了在大埔举行盛大寿宴外，还特意呈上《金文泰制军五一贺寿序文》，以为纪念。香港历任港督中，能够获得民间团体自发为其祝寿，而且对其家庭成员也相当友善，大概只有金文泰一人。金文泰离任之后，香港有多处地景以之命名，如金文泰道、金督驰马径、金文泰中学、金夫人径等。[30]
金文泰任职期间，香港的经济和建设都得到长足发展。启德机场、城门水塘、海底输水管道、广播电台、九龙半岛酒店等相继建成。一九二七年，香港出现了第一家手电筒制造厂；一九二九年，华商总会设立了图书馆。虽然英国选择新加坡而不是香港作为其在亚洲的军事基地，但香港经济贸易的发展领先于新加坡，逐渐成为当之无愧的“东方之珠”。
金文泰极有远见，他在改善华人地位的同时，强烈建议英国永久占领新界。一九二七年，他在一份给英国政府的电报中指出，鉴于中国各地都有人煽动收回一切租地和租界，现在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尽快使得新界永久化。“万一英国最终不得不对中国南方采取军事行动的话，可以把割让新界作为事实上交还威海卫的补偿。”
然而，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蓝浦生担心金文泰的建议只会激化中国人的反殖民主义情绪，甚至让英国受到列强的杯葛。蓝浦生竭力反对金文泰的建议。英国外交部决定按兵不动，免生事端。英国政府只是授权金文泰发表了一份语义模糊的声明：“当内战的战火不幸在中国燃烧之际，英王陛下政府全力保护香港及其大陆部分，绝对不会交出香港，不会以任何方式在英国统治的大陆的任何部分放弃或削弱其权利或权力，英王陛下政府保有它们符合它的最高利益。”[31]
倘若金文泰的永久拥有新界的主张得以实现，香港是否可以免遭专制暴政的中共政权的接收？那么，今天的香港，或者继续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或者成为新加坡那样的独立国家，那是大部分对中国“一国两制”的谎言失去信心的香港人梦寐以求的未来。金文泰离开香港六十年之后，中英双方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并未听取港人的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港人遭到了出卖。历史无法假设，错误令人扼腕，今天的香港人再也得不到英国的保护，必须直接面对北京政权，只能孤独地展开一场牧童大卫面对巨人歌利亚的战斗。
重视中文教育，延续文化馨香
在历代港督中，金文泰是最富于学者气质的一位，他崇尚古典文学和艺术，精通多种语言，勤于著述。他曾将清代文学家招子庸所著的《解心粤讴》翻译成英文《Cantonese Love Songs》（《岭南情歌》），首次将《粤讴》介绍到英语世界。他还著有《英属圭亚那华人》、《英属圭亚那宪制史》等著作。一九二八年，著名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香港，曾评价金文泰是“我在东方遇过最有修养的欧洲人”。
早在十多年前，当时的港督卢吉爵士就认为金文泰才华洋溢，一度打算在香港大学成立时提名其出任创校校长。事实上，金文泰曾大力支持设立香港大学，一九一一年四月署任香港大学创校官守校董。当香港大学于一九一二年正式成立时，他更为大学撰写拉丁文校歌、捐赠大批重要的中国典籍，并为大学的中英文化关系研究筹款。香港大学校方为表答谢，曾在一九一六年建议向金文泰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可是由于当时金文泰身在外地，结果要迟至十年之后的一九二六年，港大才向已贵为港督的金文泰颁发这一荣誉学位。
金文泰任内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是他对中文教育之突出贡献。在他的提倡下，香港大学于一九二七年增设中文系，聘请前清遗老赖际熙与区大典等教授中国经典。金文泰又响应周寿臣、罗旭龢等知名华人绅商的倡议，在一九二七年成立香港首间官立汉文中学，即为金文泰中学之前身。一九二八年，金文泰进一步颁布《中小学中文课程标准》，规定香港的中文学校与国民政府采用相同的“六三三”学制，让中文学校学生能衔接到内地的学校课程。
辛亥革命之后，有一批前清遗民移居香港，逃避他们认为混乱不堪的民国的统治，延续古人生活方式，并成立教授传统经典的学校。他们认为，香港非民国领土，故能在此继承儒家道统。他们考证出九龙城有南宋末代皇帝躲藏过的宋皇台，常往此处凭吊唱和，以南宋遗臣的事迹肯定自己拒事民国的情操。省港大罢工以及中国赤潮泛滥，让金文泰和罗旭龢等人意识到，复兴儒家传统文化或许可以抗衡激进左派意识形态，便以官方和民间的力量支持国学研究者。
一九一九年之后，五四运动中激进一翼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国共两党互相厮杀，却都以此作为意识形态的来源。反之，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得以保留并发扬光大，过去两千年来处于中原文化边缘地带的香港，意想不到地成为一处比中原更“中华”的地方。英国统治下的香港，阴差阳错地成为除了国民政府奠都之前的南京之外的最重要的文化保守主义基地。
金文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钟爱和倡导，具有“双重吊诡”的性质。第一重吊诡是：香港乃是英国从中国抢夺的殖民地，金文泰是英国政府任命的香港总督，是纯种的白人。但是，二零年代却由金文泰领头在香港推行在中国本土已风雨飘零的传统文化。金文泰在香港推动教育和学术朝向古典中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逆流。而在北国的故都北京，地位如同古代国子监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偏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共产主义学说发酵的基地，“比左”成为“比赛正义”的代名词。这种文化立场的尖锐对立，让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而设立的港大中文系，受到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鲁迅等人的大力抨击。此后历史的演进证明，儒家文化早已丧失生命力，无力抵御激进左翼学说的扩张。但是，金文泰及香港一批传统文士的坚持并非毫无价值，一九四九年之后，以钱穆为代表的“新儒家”群体移居香港，再次让香港成为中国古典文史之学的重镇。
第二重吊诡是，金文泰跟前任港督、持“白人优越论”的帝国主义者司徒拔不同，他真心实意地热爱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却在无意之间催生了香港本土意识、“脱北”意识之萌芽。正如史家所说，省港大罢工的冲击，以及金文泰对“香港例外”的宣扬，使得港人有意与“深圳河以北的中国人”区隔开来，本土主义透过教育与传媒，从精英流向基层，从而有力地形塑了“何为香港人”之身份认同，“如是者，几代人接受同样的教育，有着同样的人生历程，便会形成新生的国族。只待香港政府进行促进公民权的改革，再把港中边界稍为封闭，香港就会成为一个实质上的国族国家”。[32]当连香港的中学生都认同香港而拒斥中国的时候，金文泰无比热爱的“文化中国”成了一个被解构的对象，这大概是作为“业余汉学家”的金文泰始料不及的情形吧？
金文泰希望香港大学比北京大学更多地承传中国的传统文化，但近一个多世纪之后香港大学的学生们，在“香港”和“中国”发生冲突时，毅然选择忠诚于前者。最早和最完整的香港独立论述，就出现在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学苑》杂志上。年轻一代的香港学子提出了并非以血缘为纽带，而是以边界、历史、文化，加上逃离极权、追求自由来的经历来共同界定的“公民民族主义”。他们最终目标乃是香港独立建国，“追求独立是因为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在自由民主的时代，国家主权当在人民身上，而港人亦理应拥有自己国家的权力，与世界其他各国平起平坐，这是理所当然的”。[33]港大成为港独思想的大本营，也成为北京政权的眼中钉——北京恨不得将这所香港的第一学府关闭。港大不是金文泰故意在香港埋下的“定时炸弹”——若金文泰读到《学苑》杂志上的文字，应该叹息自己当年的作为乃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注释】
[1]刘晓波：《从六四到零八》（刘晓波文集第一卷），（台北：主流出版，2016年），页47。
[2]刘晓波：《统一就是奴役》（刘晓波文集第二卷），（台北：主流出版，2016年），页294。
[3]范克：《香港人最怀念的是……》，见《苹果日报》（香港）网站，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905/18856544。
[4]张连兴：《香港二十八总督》，（香港：三联书店，2012年），页244。
[5]《第111号文件：鲍罗廷笔记和报告记录摘要》，见李玉珍编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台北：东大图书，1997年），页349。
[6]（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页623。
[7]王庚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页120。
[8]张连兴：《香港二十八总督》，页237。
[9]一八四三年四月五日，《香港宪章》（Hong Kong Charter）由英国国玺大臣以《英皇制诰》（Letters Patent）的名义发布，其内容包括：确定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权；制定香港的政治制度及总督的权力；规定设立行政及立法两局。关于港督的权力，在“殖民地规例”中明确指出：“总督是殖民地惟一最高权力者，他须向英皇负责，也是英皇的代表……所有军事及民职人员必须向他效忠服从。”战后任期最长的港督葛亮洪曾说过：“在一个殖民地里，总督的权威仅次于上帝。”参阅王庚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页76-77。
[10]（英）法兰克·韦尔许（Frank Welsh）：《香港史：从鸦片战争到殖民总结》，（香港：商务印书馆，2015年），页357。
[11]张连兴：《香港二十八总督》，页237。
[12]徐承恩：《郁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香港：圆桌文化，2015年），页237。
[13]张连兴：《香港二十八总督》，页238。
[14]“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委员长为共产党员苏兆征，顾问包括共产党员邓中夏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汪精卫。因此，省港大罢工实际上是中共策划的一次反英的政治性罢工。
[15]张连兴：《香港二十八总督》，页239。
[16]徐承恩：《郁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页238。
[17]王庚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页189。
[18]王庚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页122。
[19]徐承恩：《郁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页239。
[20]（英）珍·莫里斯（Jan Morris）：《香港1840-1997：大英帝国殖民时代的终结》，（台北：马可勃罗文化，2006年），页268。
[21]（英）珍·莫里斯（Jan Morris）：《香港1840-1997：大英帝国殖民时代的终结》，页264。
[22]罗永生：《勾结共谋的殖民权力》，（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25-26。
[23]王庚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页108。
[24]（英）珍·莫里斯（Jan Morris）：《香港1840-1997：大英帝国殖民时代的终结》，页261-262。
[25]张连兴：《香港二十八总督》，页241。
[26]（英）珍·莫里斯（Jan Morris）：《香港1840-1997：大英帝国殖民时代的终结》，页262。
[27]（英）法兰克·韦尔许（Frank Welsh）：《香港史：从鸦片战争到殖民总结》，页301。
[28]王庚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页102。
[29]王庚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上册），页103。
[30]张连兴：《香港二十八总督》，页245。
[31]张连兴：《香港二十八总督》，页240-241。
[32]徐承恩：《郁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页241。
[33]香港大学学苑编：《香港民族论》，（香港：香港大学学生会，2013年），页20。
（选自余杰著《一九二七：民国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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