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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传媒
“保证安全，你放心，见面再谈。”开往罗湖的港铁上，香港人何伟乐用微信语音对他的大陆客人说。他身穿白色恤衫和黑色西裤，脚踏刷得亮眼的黑色皮鞋。
何伟乐从事证券及期货交易，这大半年来，他的香港公司与外国投资银行合作，绕过大陆政府的监管制度，为大陆富人“走资”——将资金从大陆转移到境外。至今，何伟乐已为五名客人走资10亿元人民币，数个月就为公司赚了500万人民币的佣金。
大额保单、地下钱庄、虚假交易……这些曾是大陆人把资金调出境外的主要方式，但随着大陆当局越发频繁地收紧外汇监管政策，限制资本外流，这些方式被逐一堵截。然而，大陆人走资需求仍然殷切，新的走资方式也层出不穷。
在何伟乐这名“香港仔”眼中，这些大陆人为何要将资本外移？大陆人与监管机构斗法之下，香港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走资新招曝光：香港公司与欧洲投行合作
自改革开放前至今，中国大陆政府一直实施外汇管制，限制外汇买卖。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居民每人每年有五万美元的购汇额度，由于额度太少，特殊的资产转移渠道应运而生。
2017年2月底，何伟乐在沙田一家酒店的餐厅里，向端传媒记者介绍他的走资生意。
他表示，自己手上现时有五名大陆客，四名是生意人，一人是中山市一名镇级官员。说起这名镇级官员，何伟乐滔滔不绝地分享他的“难忘”经历：“每次到中山，他都会招呼我吃古灵精怪的菜式，那道蚕虫蒸蛋，我真的吃不下。”何伟乐露出厌恶的表情，再道：“晚上又要到夜总会坐女（找舞小姐陪伴），那些女极度丑样，不过没办法，为了生意，都要笑笑口照单全收。”
与这些大陆客人交流期间，何伟乐发现，他们走资的最大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大陆金融体系没有信心，担心资产大幅贬值。
“他们信不过人民币，常常跟我说人民币又贬值了，身家缩水了。加上政策不停收紧，令他们越来越紧张，不断四处寻找方法。在找到我之前，他们最少也问过十个八个人。”何伟乐说。
大半年前，何伟乐所属香港公司与欧洲一间投资银行合作，为大陆客人走资。大陆客人用大陆银行户口，以人民币转帐款项到投资银行的大陆户口，但这笔款项会先被冻结，等大陆客在香港的同名银行户口，收到港币汇款后，才会正式过数给投资银行。
整个过程中，客人需缴交5%的手续费，当中4%归投资银行；何伟乐所属的香港资产管理公司分得0.5%佣金；剩余0.5%，则是归介绍客户的中间人。何伟乐与同事大半年来，协助客人走资十亿元人民币，收取佣金高达500万元人民币。
“做法绝对合法，客人用完第一次服务后，看到可行，纷纷把上亿元的资金交给我们处理。”何伟乐强调。
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量分析说，这种方式在操作上，是大陆户口转帐至大陆户口，香港户口转帐至香港户口，不涉及跨境转帐，理论上没有违法。“只不过，这不合符法律精神，是走漏洞，大陆当局随时可以说，经中间人这样做是违法的。”他补充道。
虽然不断声言做法没有问题，但何伟乐还是千叮万嘱记者，不要刊出其公司及投资银行的名称：“虽然我们是合法的，但不想太高调，以免被当局找麻烦。”
昔日走资：转移“不能见光”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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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Wilson Tsang／端传媒何伟乐走上这条“财路”，要从十年前说起。
当时何伟乐仍在读大学，他最好的朋友是中山人，于是便常到中山玩，在酒吧认识了一群富二代及官二代。“那群人中，只有我一个是来自香港的，当时还未流行水货店，他们经常叫我帮忙在香港买东西，手提电话、名牌手袋和香水、必理痛等，我统统帮他们买，久而久之，他们都很喜欢跟我玩。”
直至2012年，何伟乐第一次接触“走资”一词。“那些富二代、官二代朋友，介绍了一些做生意的阿叔给我，玩得久了，那些阿叔就问我：‘作为一个香港仔，你有没有办法走资？’”何伟乐回忆说。
“他们常说，在大陆，银行户口随时会被冻结，全部钱突然会无原无故被充公，就连万一银行倒闭了，在存款保险制度下，亦只有最高50万元人民币赔偿。”何伟乐续指：“就算是买来自用的保险，他们也宁愿选择来香港买，觉得更有保障。”
回港后，他四出打听，透过一名黑道朋友介绍，得知香港有找换店可以走资，为大陆人洗黑钱。“大陆阿叔有什么要求，我便跟香港找换店的人说，找换店的人知我们什么都不懂，食水（抽佣）很深，甚至说过只可收回整笔钱的七至八成，最终都不成事。”虽然生意做不成，但何伟乐已记着大陆人对走资的需求。
说起走资的历史，庄太量指以往大陆当局对资金流出并不太重视，外汇规管较宽松，促使走资出现：“以前是贪官或有钱人，把不能见光的钱转出去。”直至2015年8月11日，大陆启动汇率改革，人民币转势下跌，因跌得太厉害，大陆民众担心身家贬值，普通中产家庭也纷纷加入走资热潮，把资产转移到境外，作全球资产配置。
根据投资银行高盛2016年12月的报告，2015年8月到2016年11月，高达1.1万亿美元的外汇被转移到中国大陆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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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香港保险曾经是大陆走资的其中一个重要途径，但于2016年底政策开始收紧。摄：陈焯辉/端传媒今日走资：担心身家大贬值
正是2015年，何伟乐在香港考获牌照，成为保险代理人，并从同事中得悉可藉购买大额保单，为大陆客人走资。于是，他随即联络以往曾问及走资的“阿叔”，收到的回复是：“尽快回广州谈。”
按香港保险业监理处规定，如未获得授权，香港保险业务员和保险经纪人均不可在大陆直接销售香港保险，但何伟乐干脆不理：“有客难道不做？我跟客都不说，怎会有人知？”
何伟乐记得，抵达广州那一晚，立即到酒吧与客人边喝酒边谈。“大陆人喝酒很狼（凶），一定要跟他喝，否则他不高兴，怎会把单给你？喝到呕都要继续喝。”
酒后翌日，他才向客人解释运作流程：用银联卡以人民币购买10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每年最少派息1%，一般可达3至4%，按照这样的派息率，只要持有保单三年，投保人的利息收益就能补偿提前退保的损失，亦即三年后就能取回等值100万美元的港元现金。
另一个更快捷的方式，是以大额保单抵押贷款，由保险公司借出，抵押率为整份保单价值的7至8成。客人在收到贷款后亦不再需要供保单，这样保险公司可赚取整份保单单价的20至30%，保险经纪人则能收取第一年保费的54%做佣金。
何伟乐说，曾成功为三名大陆客透过抵押大额保单贷款走资。“当时客人把钱存入银联卡，买了一张单，一次过全数支付。银联卡当时已限制每次签卡上限5000美元，行政部门的同事于是要连续‘碌卡’6小时，好夸张。”他记得，当时的同事个个笑容满面。
也正是这一两年，何伟乐见证大陆人走资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也转趋“平民化”：“他们自己是大陆人，也信不过人民币。相反，港元与美元挂勾，他们觉得港币汇率较稳定，较有保障。”
根据保险业监理处公布，2014年大陆访客新造保单保费为244亿港元，翌年已升至316亿港元，而单是2016年首三季，已有489亿港元，升幅达到100%。
不过，大陆当局很快便留意到漏洞，于2016年10月收紧监管，全面禁止大陆客以银联卡购买投资性寿险；同年12月，为Visa及万事达卡设限，规定大陆人来港投保，每份保单限刷一次，最多5000美元。
政策一出，透过投保走资的渠道被截。据《经济参考报》的数据显示，银联卡的境外保险交易由2016年10月的80.6亿元人民币，降至11月的3000万元人民币，跌幅超过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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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湖乐园路，有不少卖烟酒、茶叶、古玩的店铺，其实是地下钱庄，他们除了会帮街客兑换人民币及港币，还会帮熟客把人民币由大陆汇款到香港。摄：陈焯辉/端传媒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尽管大陆当局频频出招堵塞走资漏洞，但坊间秘密走资途径层出不穷。
“大部分在罗湖卖烟酒、茶叶、古玩的店铺，其实亦是地下钱庄，他们除了会帮街客兑换人民币及港币，还会帮熟客把人民币由大陆汇款到香港。”熟悉地下钱庄运作的华哥介绍说。
2017年3月初，记者按华哥介绍，在深圳罗湖乐园路找到一间售卖烟酒的商行。该店门面摆满香烟、白兰地及茅台等名酒，但走进店内较入位置，就能找到年约50岁、自称姓姚的地下钱庄女负责人。
她以广东话介绍说：“汇款多少也可以。我给你一个大陆户口，你把钱存进去，人在我店内等，我查到你入了数，我再打钱进你香港户口，你收到钱后才走，很快而已。”
她续说，汇率按当日市场价而定，钱庄只赚取汇率差价，不收手续费。虽然地下钱庄属违法营运，但整个接洽过程中，姚女士神态自若，边说还边邀请记者喝茶。
记者离开商行后，发现乐园路及相邻的湖贝路及中兴路一带，有近30间相类卖烟酒的店。
为何大陆人走资，大都会先把钱调到香港？庄太量指出，除了因为香港金融体制健全、资金可自由进出外，也与地理因素有关：“大陆人来香港较方便，他们在香港开户口也较容易，因为文件会有中、英文，相比起只有英文的地方，对他们来说会更易。”
学者：走资反映信心问题
《纽约时报》分析指，近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促使企业和家庭将资金转移至海外，这种资金净外流，会导致人民币贬值，又令更多大陆人想要转移资产到海外，造成恶性循环；而为了维持人民币币值，中国中央银行每月动用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买入人民币，减慢其贬值速度。
庄太量指出，外汇储备是透过贸易、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储回来，2014年6月高峰期，曾达到近4万亿美元。但截至2017年2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增为3.005万亿美元。
然而，直至2015年8月11日，大陆启动汇率改革，造成难以遏制的走资热潮。“那时当局想人民币贬值2%，但当一贬值，市场对人民币没信心，把人民币继续打下去，（贬值率）超乎了当局可控制的预期，那是一个错误。”庄太量解释。
“人民币持续贬值，加剧了走资意欲，外汇储备随之下跌，人民信心因而下跌又再走资，做成恶性循环。”庄太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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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Wilson Tsang／端传媒“如今当局不停堵塞走资漏洞，其实没什么作用，因为始终解决不了走资的源头。走资的大陆人，想要的是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庄太量看来，大陆人走资纯属信心问题。
何乐伟也认同，大陆人一日对银行体制没信心，走资需求一日也会存在。
“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人想到新方法绕过法规，就算我今天用的这个方法，他日因政策改变而不能再用，很快又会有其他新方法。”他这样判断。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何乐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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