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3 March 2017

张铁志：台湾“二二八”与香港前途

1947年的台湾和1997年的香港都处在一个历史转换的关口，并且有着某种相似的命运：他们都被殖民国“归还”给中国，并且在这个主权转换的过程中，岛上人民没有机会集体参与自我命运的决定，没有能形成政治主体，这为后来两个岛屿各自的深层矛盾埋下根源。
其实，两座岛屿原本都以为可以在不久的未来有机会建立起一个民主体制，但最终却成为一场非常漫长的等待。
香港之前的故事我们已经知道了：北京当初承诺的普选至今未能实现，“港人自治、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也在2014年八三一之后被证明是一场幻梦。香港的未来，当然还有待书写。
在台湾，从1920年代日本统治以来，本地知识分子就积极争取自治与民主选举，不愿意做二等公民。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台湾人期待着可以实现殖民地下无法实践的公民权利，没想到这仍然是一场痴梦。
1946年年中的省参议员选举，行政长官公署不准许曾经在“皇民奉公会”中担任重要工作的人参与选举，这就剥夺了许多本地精英的机会。
1946年十一月，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实行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台湾人更是殷殷期盼终于有机会在岛内实施宪政，建立渴望已久的民主。但是在大会期间，行政长官陈仪却说：“为建设中国的台湾，首先要使本省人学习国语国文。现在要实行县市长民选，实在危险的很，可能变做台湾的台湾……”果然，不久后，陈仪发布“台湾省地方自治三年计划”，规定县市长在1949年才能进行普选。换言之，台湾人连基本的地方自治都没有，只能继续生活在专制体制中。
三个月之后，爆发“二二八”事件。
众所周知，“二二八”具有许多结构性背景。如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从高层官员到地方警察都是贪污腐败。这对于刚经过日本殖民之后的台湾人民，当然是非常痛恨。而在政治权力结构上，不论是行政长官公署的高阶管理者或者地方县市长，乃至警察局的干部，几乎都是外省人。根据一本新书《激越与死灭：二二八世代民主路》（黄惠君著）的资料指出，当时简任和简任待遇以上的高级官员共327人，外省籍高达99.18%。再者，外省高官经常批评本地人是被奴化，并且歧视和压制不熟悉国语的民众，狠狠拔掉一整代人的舌头。教育处长在1946年五月就公开表示“台胞都被奴化了”，并且批评台湾人有独立思想，有“以台治台”观念。更不要说还有经济上的垄断与掠夺，让接收变成“劫收”。
这使得许多台湾人本来欢欣鼓舞欢迎国民党政权，热烈学习中文，但一年之后，他们就发现自己不但没有脱离殖民的状态，甚至可能更糟。
“二二八”当天与其后数日，确实可以说是各地人民起义反抗，却遭逢了一场极其残酷的屠杀。
反抗民众的要求其实很基本，他们一再强调，本省人对外省人并无仇恨，所恨者是贪官污吏。“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和当时主要的民间政治运动组织“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的主张都是“反对贪污官僚，要求政治改革，别无他求”。对他们来说，让台湾人有机会平等地参与政治，是解决这诸多矛盾的根本之道。
简言之，“二二八”悲剧背后是一个专制政权对人民权利的压抑，是一个掠夺式政权与民争利，是省籍之间的不理解加上官方的歧视与压制，更是两个文明的冲突。这些历史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陆港矛盾中也可见到部分痕迹，虽然具体性质不同。同样令人联想到香港的是，当时台湾民间主流意见是争取民主（虽然也有要求独立的声音），却被官方贴上鼓吹独立的标签而严重打压。
从“二二八”谈到香港，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我们能从历史的悲剧学习到什么？“二二八”屠杀了上万人是一场巨大的悲剧，电影《十年》中描绘的一个自焚者也是一场悲剧。在悲剧发生之前，我们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今年是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且马上就要进行“雨伞运动”之后的第一次特首选举。这场选举，对香港过去二十年累积的深层矛盾是会加深还是能化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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