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虹靈：灰色的二二八──讀《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

「臺灣人的鮮血，應該流在清白的襯衫上。」

這是許多白色恐怖政治犯口耳相傳的回憶中，礦業大亨劉明在獄中的義舉。在那個資源匱乏的年代，當有獄友遭槍決前夕，劉明會請家人送來乾淨的白襯衫供其換上，其中之一是因臺北市工委會案而遭槍決的醫師郭琇琮。

藍博洲所著的《幌馬車之歌》，封面即是郭琇琮。

這位被評價為仗義疏財的商界聞人，在五○年代繫獄前即活躍於政壇，在二二八事件中，他投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動員青年學生投入治安維護工作，並提供資金援助。然而，在陳翠蓮新作《重構二二八》中，透過耙梳檔案卻發現，劉明與其至交陳逸松，表面上是活躍於處委會的民間菁英，但同時也是為警總、保密局「運用」的人員。1948 年七月，原軍統局臺灣站站長、警備總部調查室主任陳達元向保密局報告：

……該劉明與參政員陳逸松二人，於三月四日應邀出助敉亂，經報秉獲陳長官兼總司令核准運用，並於三月六日奉陳兼總司令派為總部別働隊副司令有案，無日均與弟密取絡，並著日將工作情形彙交弟（按：陳達元）轉報長官。迨國軍登陸援救，該員復奉陳兼總司令手令，協助弟緝捕奸逆，表現至佳。……

查該劉明於事變中，本處並無蒐獲該員參與叛亂，及煽惑學生罷課之情報，惟該員係由陳達元同志運用，曾深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活動，參加開會。（頁 288）

另外，時任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的回憶錄載道，當國軍整編二十一師登陸向臺北進發，三月九日警總再度下令戒嚴後：「……軍事部署略定，警總特設別働隊，林頂立為隊長，劉明、李清波副之，陳逸松為參謀長……均臺人。」（頁 293）

研究二二八多年，始終對陳、劉二人與軍統、三民主義青年團關係抱持懷疑的陳翠蓮，認為檔案揭露的線索，能夠合理解釋許多疑點，如陳、劉二人為何未淪至其他處委會菁英的悲劇下場，不但能在增援的國府軍隊上岸前，就在前警總調查室主任陳達元的通知下，躲到保密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家中避難，兩人的仕途也沒有受到影響，在事發後幾年內分別高升。[1]

類似這樣的發現書中所在多有，例如後來在省議會中有「五龍一鳳」之稱，以敢於針砭官方缺失聞名的省議員李萬居，在 1947 年底創辦的《公論報》，向被評價為以追求自由民主為真諦，與雷震的《自由中國》同為五六零年代的民間輿論重鎮。

但也就在他辦報前的幾個月，即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擔任官方機關報《臺灣新生報》的社長，檔案中指出報社內也有線民埋伏，主要是李氏派人探查事發後欲改組報社的總經理阮朝日與總編輯吳金鍊動靜，臺北諜報組報告稱「由社長李萬居派入監視行動之蔡朝根、蔡水勝、林鐘、許家庭等員為偽委員，公開倡亂，淆惑是非」。（頁 263-264）[2]

然而，如果我們只將目光聚集在個別知名人物的重新評價，那就不免錯置了問題的焦點，也就是本書用以搭建理解二二八事件新舞臺的兩個結構性因素之一「國民黨政府統治模式的移入」，[3]尤以派系與特務政治為其特徵。透過新出土史料與檔案的追索，陳翠蓮在書中勾勒了早在 1945 年國府接收初期便來臺的軍統人員，逐步建置佈及各縣市之情報網絡的路徑。

此外，自創黨以來，即一路相互傾軋奪取資源的國民黨內各派系，當然也不會放過臺灣這個擁有政府職位與日產的新天地。作者勾勒事件前後的派系競爭輪廓的變遷，栩栩如生地描寫佔據省政、軍政、黨務、情治、警政階層的派系領導人或在臺代理人如何架構起資源分配網絡。當時臺灣島內擁有中國經驗的「半山集團」與本地菁英，不管所持理念或追求的目標為何，都只能選擇加入網絡，以其殊異的角色與機運，在二二八事件中成為獲益者或犧牲者。

其中最為令人耳目一新的，當屬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購得的「保密局」檔案與國安局「拂塵專案」檔案等為基礎而發展的研究成果。保密局的手段除了較為人知，承襲軍統「制裁」傳統的恐怖手段（如密裁王添灯、張七郎等）、或誇大情報影響南京判斷外，還有散佈各組織的情報網絡，例如在林頂立的操作下，讓地方角頭許德輝以治安維護為名成立組織「忠義服務隊」打入臺北處理委員會，順利獲選治安組組長，而在會議中煽動分化群眾，甚至後來構陷、逮捕同樣投入治安維護的青年學生。

除臺北外。作者也在一份份密報中，發現其他縣市的處委會、治安隊、青年團等民眾組織裡，都有著保密局的身影。一路讀來，從統治者與鎮壓者的角度來看，分化與鐵腕併用的邏輯堪稱縝密與精確，只要能不思及遭遇這些手段者不是別的，而是人民。

過去討論二二八事件的責任追究，除列名為元兇的蔣介石，治臺失當，又在事件中玩弄兩面手法的陳儀之外，常被提及的是握有武力的彭孟緝（被稱為高雄屠夫）、張慕陶（憲兵第四團團長）與劉雨卿（二十一師師長）等軍方人士。然而正是陸續問世的研究，試圖描繪情治單位的制度輪廓與角色，[4]逐步深化我們對國家機器作為的認知。對學術研究者而言，情治系統如何作為威權統治者的強制工具是威權政治研究頗具潛力的領域，[5]此書的豐富材料當可供後繼研究者深化。

不過，《重構二二八》將開啟的新討論，恐怕不會僅止於學術層面，如前所述，書中呈現的史料，恐怕會讓臺灣社會開始重新評價一些歷史人物；李萬居在報社內收集的情資與後來阮朝日、吳金鍊的遇害有關嗎？到底急公好義，或與保密局合作的劉明、李萬居哪一個才是真正的他？一個人能夠既與情治單位合作，又在獄中昂揚著臺灣人精神嗎？他們熱心興學、辦報給臺灣社會留下的精神遺產，難道不能使他們豁免於在歷史的法庭上被審判嗎？


這些史實面世後，提出的問題恐怕比給出的答案還多。也不免讓人想起知名的納粹屠殺生還者，作家李維（Primo Levi）談及納粹治下各種協力者時所用的概念，灰色地帶：「一個政治壓迫下必將催生的難以界定的區域—一個道德模糊、人格扭曲的區域」。

我們或許已然大略掌握這些人所處的歷史情境，然而，對於他們與情治單位間的互動，他們的所思所想以及變化軌跡的掌握程度，都尚不足以讓我們做出判斷。如果不滿足於僅將人們或歷史的討論層面停留在非黑即白的論斷，這本書拋出的驚嘆號或許是思考、糾結、辯論這些道德難題的開始。


葉虹靈（台大社會所博士班）

參考書目：

林正慧（2014）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臺灣史研究》，21:3，頁 1-64。

許雪姬（2014）「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的解讀與研究。《臺灣史研究》，21:4，頁 187-217。

侯坤宏（2003）情治單位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收錄於曾美麗主編《二二八事件新史料學術論文集》，頁 18-52。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2014）重探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角色。《臺灣史研究》，21:4，頁 1-56。

Greitens, C, Sheena (2016) Dictators and their Secret Police: Coercive Institutions and State Viol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 不過陳逸松晚年接受陳翠蓮訪問時，否認曾出任別働隊參謀長之職，並說不認識李翼中。（頁 293）
[2] 阮朝日後來家中遭逮捕後失蹤，目睹過程的長女阮美殊一生奔走，追尋父親下落，直到九零年代才為父親辦理死亡宣告，是當代二二八家屬中的指標性人物。吳金鍊則在報社中被帶走至今下落不明。
[3] 另一重結構性因素指出，要將臺灣置放在戰後美國戰略佈局的網絡中，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接收、主權認定、事件爆發與事後處理中的角色，如何做為國民黨政府互動的參照點。
[4] 其他類似的作品包括許雪姬（2014）為前述該批保密局台灣站檔案所寫的簡介，或侯坤宏（2003，2014）、林正慧（2014）。
[5] Greitens（2016）晚近出版的 Dictators and Their Secret Police 即將臺灣特務組織納入與菲律賓、韓國的比較視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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