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远，中国著名作家
朝鲜革新者金玉均，也曾属于上海记忆的一部分。
理想殒落
在死前那一刻，他会想起什么？
不止一次，在上海的外滩散步时，我想起了金玉均。1894年3月28日，他在公共租借的日式旅馆“东和洋行”中遇刺，追随他颇有时日的洪钟宇，被证明是早有预谋的刺客。
我查不出“东和洋行”的旧址，很有可能，它就像老上海的很多记忆一样，早在一次次的城市更新运动中，被铲平了。此刻的上海再度夸耀它的国际都市形象，但谁都知道，那股旧上海的国际性——金钱、欲望、异国情调还有阴谋的混合气息——早就消散了。
这位朝鲜人金玉均，也曾属于上海记忆的一部分。遇刺时，他43岁，之前的10年时光是在流亡中度过的。在他生前流传最广的一张照片上，他身穿长衫、头戴纱帽，表情冷漠的站在一张西式沙发旁。他有一张清臞的脸，单眼皮，两条眉毛向上挑起来，上面是半是哀伤、半是矜持。
他是那个时刻东亚最著名的流亡者。他甚至是这个领域的开启者——一个失去权力的政治人物，仍竭力用各种方式来影响本国的形态。他的短暂人生，像是19世纪后半叶剧烈颠簸的东亚史缩影。尽管在1851年出生于朝鲜的名门安东金氏，金玉均却仅仅处于这个特权传统的边缘。全靠个人才干，他在1872年的科举中胜出，成为了一名中层文官。但他踏入官场这一刻，也是朝鲜面临艰难选择之时。
李氏王朝自在1392年建立以来，就享受着地缘政治带来的保护。除了日本丰臣秀吉在16世纪末的两次失败入侵外，它都保持着长久的和平。它自觉的将自己纳入中国的藩属国行列，先是明朝，接着是崛起的清朝，用朝贡的姿态，换取中华帝国政治上的承认与经济上的支持。
李氏王朝在内部的社会结构与思想领域，甚至比中国还有着更强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中国尚且遭遇明清之变带来的巨大冲击，而朝鲜的文武两班制、思想上的程朱理学，却毫无挑战。他们甚至曾经怀疑、不屑的打量着中国的变化，认定它已被野蛮的胡虏所侵犯，自己反而更是中华文明的继承人。
这种稳定感与连续性，也使朝鲜更为封闭。不管中国、日本多么试图自我隔离，却仍保留了广州与长崎，作为与外界交流的窗口。但李氏朝鲜一个也没有，中国是它唯一的知识、贸易交流之处，因而获得了“隐士之国”（Hermit kingdom）的称谓。当美国人、法国人先后试图叩开通商、传教的大门时，都遭遇了朝鲜固执的抵抗。而朝鲜也还有另一种回转的余地，就是将所有协商的责任推卸给中国的总理衙门与北洋大臣。外来者对汉城（今称首尔）的期待与威胁，必须先经过北京与天津。
这局面最终被迅速崛起的日本所打破。19世纪中后期，日本被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所困，卷入维新运动，一心要富国强兵，并认定自己必须吞并朝鲜，以获取更大的生存与安全空间。这第一步，就要先把朝鲜从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中摆脱出来，让它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金玉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入了一个动荡的政治生涯中。在少年时代，他与几乎所有的朝鲜读书人一样，是在四书五经、理学、汉诗的薰陶中成长，并不知有外面的世界。幸运的是，在成年后，他遇到了朴珪寿、吴庆锡、刘鸿基等开明派文人。这些人依靠零星中文翻译的西文书籍，还有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海国图志》等作品，看到了一个陌生世界的浮现。
不过，真正塑造金玉均的，仍是来自日本的思想。尤其是，当他在1882年至1884年间三次访问日本之后，不仅目睹了日本在维新之后取得的成就，更结识福泽谕吉。作为明治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不仅拥有广阔的读者，还与政界、商界交往甚深。在他眼中，日本唯有摆脱中国的影响，全力拥抱西方，才是正确的道路。这种摆脱，甚至要以憎恨的方式表现——中国是一个腐朽、傲慢、自以为是的国家，它是亚洲进步的阻碍。
福泽谕吉随即热情支持金玉均，这种支持是1884年的“甲申政变”的重要动力。在这一年，33岁的金玉均与洪英植、朴永孝等几位改革派，借助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所率的日本兵力，发动政变。他们杀死了宫廷中六位亲中派大臣，并将国王与王妃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翌日，新掌权者们发布了“十四条政纲”，第一条即是废除与清廷的朝贡关系，接下来则是模仿日本的近代化改革措施。
只持续了三天，政变就被迫收场。中国军队介入、日本撤回支持，都使孤立的改革派毫无办法，金玉均、朴永孝匆忙逃往日本。流亡的滋味充满苦涩，尽管有了福泽谕吉的支持，金玉均还是感到日本政府对他的漠视。他不仅要面对朝鲜政府派来的刺客，还要面对日本政府迫于压力，将他流放至远离本土的小笠原群岛与北海道。
也是在孤独、苦涩之中，金玉均开始重新思考朝鲜与中、日的关系。当他1894年决定前往上海时，脑中的东亚图景已变成与朝鲜与中国、日本联合的“三合主义”，朝鲜独立与亚洲复兴联在一起。他甚至期待能见到李鸿章，以推销自己的新理念。
命运预演
“东和洋行”的枪响两天后，中国《申报》以《详记高丽叛臣金玉均被刺事》为题刊登了报道，标题清晰反应了这份报纸的态度。报导称，金与他的同僚在1884年“同谋作乱，几致社稷陷危……大逆不道之人，人人得而诛之”。对于随即被捕的刺客洪钟宇，编辑们则充满同情与仰慕：“相貌魁梧，衣服儒雅，言词侃侃，略无惧容”。这也正是中国政府的一贯态度。在听到这一消息后，天津的李鸿章与汉城的袁世凯都感到某种解脱。多年来，他们一直认定这个流亡者是三国之间诸多冲突的症结，并多少相信金的死亡将给朝鲜带来安定。
而在日本，舆论界的反应无比强烈，他们几乎一致相信这是朝中合谋的产物，中国一贯的邪恶形象又加强了。中朝两国对于死者的处理方式，又激发起新一轮的愤怒。金玉均的尸体被运回汉城后，又被追加了凌迟，它是对死者的极大侮辱。它进而演变成一桩国际新闻，5月的《纽约时报》，以整版报道了金玉均的事迹。
他的死亡比他生前的思想与行动，更引起轰动。就像朴永孝为在碑文中所写的，“抱非常之才，遇非常之时，无非常之功，有非常之死”。
很少有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到这个朝鲜流亡者的死亡。此刻的康有为、梁启超，正在北京参加甲午年的会试，中国的危机正深刻困扰著他们，却找不到一种表达自己思考的途径。当他们叹息中国将失去朝鲜，却没意识到朝鲜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的恶感。
很快，朝鲜危机最终引发了中日战争，而这些中国变革者们，也像10年前的金玉均，因为外部压力、内部权力斗争，而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展现机会。某种意义上，发生在1898年夏天北京的“百日维新”，就像1884年汉城“三日政变”的一个加长、变形版。他们也都是一群不掌握权力、更不了解权力的读书人，多少有些幼稚与徒劳的努力。但是，历史常常如此，若不是这些炽热、单纯之人的徒劳，历史变革从不会发生。
金玉均等开化派的命运，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预演。康梁也同样流亡日本，也同样感受到日本政府对他们从热情到冷遇迅速转变的态度。但比金玉均们幸运的是，中国的流亡者有广阔的海外华人群体可以依赖。他们借此获得力量、金钱与道义上支持，从而建立起一个对抗北京的权力中心。他们自身也借助这个网络，变成了视野更为开阔、思想更为广博的知识领袖。而不是像金玉均那样，被流亡的孤立与无能所摧残。你或许也可以说，死亡或许还拯救了金玉均，倘若他活着看到朝鲜逐渐被吞并入日本，该是另一种残忍折磨，将彻底否定他青年时代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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