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司法部的六条最新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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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注国内律师之命运时，笔者发现，当今中国律师所遭受的一切厄运，大半个世纪前纳粹德国的律师都曾经遭受过。尽管处在不同时期，但德中两国统治者对律师的管制惊人地相似：他们都取缔本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都制定新的法规抵触原有法律。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信奉暴力的极权主义政府“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极端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他们所制定的剥夺律师权利的“恶法”，无一不散发出腐朽的恶臭。
六条禁令如纳粹取缔宪法权利
在“朕即国家”的时代，是没有律师这个职业的，例如中国所经历的毛时代。但一些独裁政权往往要披上法制外衣行独裁之实，制造“以法治国”的假象。因此它们会虚设律师职业以掩世人耳目，再制定各种恶法给律师戴上紧箍咒，把本应为当事人服务的律师控制、操弄在自己手里。
一九三三年纳粹上台后不久，就公然抛弃追求社会正义的魏玛宪法，颁布了服务于纳粹的几部恶法，如《民族与帝国紧急状态排除法》、《保护德国人民法》、《保卫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政府防止颠覆法》。这些恶法任意剥夺公民的个人权利，取缔个人自由、住宅不受非法搜查、通讯秘密、言论和集会自由、结社权甚至私人财产权等公民权益。
就像是有意效法纳粹德国，中国司法部日前发布了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该办法被称为“司法部关于律所和律师的六条最新禁令”。在网络上转发此文的国内网友为此感到心惊，大都加上“我只看看，不说话”、“我不评论”等语。
这个恶狠狠的六条禁令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律所不得放任、纵容律师实施六类行为，违者将遭受不同程度的行政处罚。例如，煽动、教唆和组织当事人或者其他人员到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举牌、打横幅、喊口号、声援、围观等；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以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
这个可与纳粹律师制度相比较的六条禁令，不仅强制规范律师的执业行为，就连律师诉讼之外的思想、言论也进行规范，其内容不仅违反现有的中国宪法和《律师法》，还违反《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二十九条基本原则》。袁裕来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这六条禁令的内容“违宪”，即违反了中国宪法规定的言论、结社自由与媒体新闻自由。
在《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二十九条基本原则》（二〇一五）里，有一些保护律师权利的原则，例如，律师在履行职责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各国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联络和磋商均属保密。
既违背本国宪法又违背联合国基本原则，中国司法部六点禁令有严重的造法嫌疑，应该归于恶法之列，是中共当局向人类文明的又一次挑战。自去年“七〇九大抓捕”以来，当局以各种卑劣残忍的手段，肆意迫害几百位坚守道德良知的中国律师及其家属。现在，他们将威胁与恫吓律师的做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将无法无天的迫害合法化了。
六条禁令抵触中国《律师法》
早在一九一九年，被认为是理性睿智的德国人就创制了一个具有民主自由精神的宪法——《魏玛宪法》，“司法独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当时，在法庭上辩护的德国律师，享有刑事辩护豁免权，他们对法官专权与检察官暴虐起到有力的制约作用。
但到了纳粹时期，保护律师权利的魏玛宪法被抛弃，纳粹颁布了类似中国六条禁令的《律师执业资格法》，对律师进行政治审查，实行种族歧视，几千位犹太律师以及曾参加共产主义活动的律师被取消律师资格。其他德国律师为了自保而效忠于纳粹，无法坚守职业承诺，更无力制约法官的专横。
中国于二〇〇七年修订的《律师法》第三十七条明文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这就肯定了律师的辩护权，但是在六条新禁令里，司法部无视并抵触了原有的《律师法》，毫无理由地给律师和律所增设了一些新的义务和罚则。
例如，不准律师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声援以及个案研讨之类，这就侵犯了律师的个人言论以及执业自由。该禁令还授权律所任意辞退、除名律师，这种做法，势必引起各地方律协、司法局、厅执法混乱，导致官僚滥用职权任意欺压律师。
由此看来，这个重击律师群体的新禁令，是一把斫杀公平正义的利器。一个国家的法治进步需要广泛社会舆论的监督，如果律师不能自由地发表合法言论，正义就难以实现。然而，中国当局却在审判维权律师时，让他们央视亮相认罪，利用舆论未审先判。这是赤裸裸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律师自由职业，却被强迫姓党
研究纳粹德国司法系统的法学家英戈‧穆勒指出：“宪法政府的大多数里程碑式的成就——国家权威属于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一些不容侵犯的个人权利——在‘纳粹革命’期间就被废除了。”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德国律师被强迫成为国家的“法律卫士”，成为国家公务员的一部分。
古往今来，西方国家一般将律师界定为“自由职业者”被视为是“独立的司法人员”。日本台湾等国称律师为“在野法曹”，这些称呼都强调了律师的民间性质和独立性。各国法律确立“自由执业原则”，使律师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他们为客户提供服务，其关系是私人性质的。
然而，这个普世的律师自由职业原则在希特勒时期被取缔了，因为纳粹称“元首的意志为法律的渊源”、“希特勒就是法律”。他们逼迫律师成为公务员的一部分，使律师不再能够效忠于法律，而只能效忠于领袖希特勒。这样，就改变了西方律师由行业管理的传统，把律师完全置于纳粹党的控制之下。
就中国现有涉及律师的法规看，虽然不很完善，却还是有一些条款肯定了律师独立的民间性质。例如《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律师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的授权大都来源于社会和当事人，而不是来自国家。
当司法部最新修订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出台，我们只能感叹：中国共产党的做法简直与纳粹党如出一辙。纳粹强迫自由职业的律师成为公务员，中国当局在这个《办法》中，除了规定律师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外，还要求律所“及时成立党组织”。
如果律师都变成纳粹公务员或者共产党员，那么，这个角色的变化会带来什么后果呢？毫无疑问，本来是维护个人权利的律师职业，会因此被彻底扭曲和颠倒。被强迫效忠共产党的律师，其辩护很可能对其代理人不利。例如，我本人在一九八九年因政治言论开庭受审时，中共当局曾要求我的律师必须是共产党员，而且规定，我的律师在辩护时不能为我做“无罪”辩。
这样下去，姓党的中国律师肯定会成为一个伪职业，这个虚设的职业只会是政治的附庸，是执政党任意使唤的统治工具，甚至可能成为为虎作伥的鹰犬。在赵家人癫狂的时代，许多不甘沦为奴才的中国律师前赴后继进行抗争，却未能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与救援。当真正优秀的律师全都消失，中国的法治就彻底走向腐烂。因此我们必须看到，这六条禁令不仅仅是针对律师与律所，而是以邪恶的力量，企图控制与败坏整个中国社会。
《动向》2016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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