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武汉被淹，想到被停职的《长江商报》执行总编辑赵世龙
2016年6月底到7月，湖北省省会武汉市被淹。根据武汉市民政局负责人介绍，仅截止到7月6日12时，全市75.7万人受灾，死亡14人，失踪1人，直接经济损失22.65亿元。武汉“看海”，引起全国新闻界的关注，比如北京的《新京报》就发表许多报道和分析。唯独位于武汉的《长江商报》却拿不出什么有份量的报道和分析。这也可以理解。一张报纸质量的好坏，靠的是总编与记者和编辑团队的素质。自从赵世龙出任执行总编辑的短短一年来，《长江商报》发表了不少受读者喜爱的报道，如关于腾格里沙漠污染，古雷PX爆炸、成都金牛区政协会议抓捕委员、四川南充贿选窝案、起底郭文贵、截访杀死上访者、茅台百年金奖证伪等多篇报道，被赞誉为“湖北地区最有种的新闻媒体”，“有特色的报纸”。可惜2015年5月12日，在中宣部和湖北省委的授意下，工作组进驻《长江商报》，宣布对报社进行整顿，以客观报导长江三峡工程而著名的记者赵世龙已经不再担任《长江商报》执行总编辑，他的团队也被解散，许多编辑、记者被迫离开了《长江商报》，赵世龙被长期休假。今天的《长江商报》已经不是昨日的《长江商报》，就象整顿后的《炎黄春秋》不是昨日的《炎黄春秋》。如今在中国大陆，要有一份好的、讲真话的报刊很难，但要扼杀一份好的、讲真话的报刊却很容易。
二、赵世龙被停职的原因
赵世龙从1993年开始记者生涯，是“中国实践派记者的代表人物”，曾是“中国八大风云记者”之一，“我心中的好记者”十杰之一。从2003年起赵世龙除当记者外同时开始从事编辑和主编工作。2004年赵世龙发起筹备《新周报》，亲自出任主编，宗旨在于扛起舆论监督之大旗。《新周报》的寿命很短，只有二个多月，真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期间发表的两篇报道“南京师范大学女生停课陪舞事件调查”和“女播音员死在副市长家床上”被选为“2004年中国十大热点新闻”。《新周报》停刊前赵世龙表示，“《新周报》一出生就风华正茂、引动四方的青葱生命，被各方合力扼杀而致窒息。”“在现行体制下的办报，是存在雷区和高风险的，我们不能因为害怕而放弃我们的市场化办报定位，同时也应看到，高风险往往才有高回报。”
2014年7月赵世龙出任《长江商报》执行总编辑，他想把《长江商报》的影响范围从武汉、湖北扩大到整个长江流域，报纸的重点不是抄写新华社稿的滚动新闻，而是有深度、有含金量的关于事实真相的新闻报道。赵世龙上任后，《长江商报》面目一新，接连发表了不少影响力很大的文章，如从德国拜仁足球队法国球星雷贝里作为切入口的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的文章，关于向沙漠地区排放污染的报道等等。
湖北省宣传部并没有公开给出停止赵世龙《长江商报》执行总编辑的具体理由。有人猜测是关于郑和下西洋的文章惹的祸，有人认为是关于在腾格里沙漠排放污染等报道惹的祸，有人认为是《长江商报》的报道热衷于抹黑惹的祸。对此赵世龙早有认识，报刊媒体肩负着舆论监督之大任，新闻世界中只有事实报道和虚假的编造，不存在抹黑还是抹红的事实报道。
笔者认为，赵世龙出任《长江商报》执行总编辑这件事本身就让湖北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人们十分不高兴。赵世龙以客观报导长江三峡工程而著名，发表关于三峡大坝的裂缝，三峡不是平湖等一系列报道，告诉国人一个真实的三峡工程，该系列报道被海内外媒体誉为“时代的良心”。三峡大坝工程就在湖北省境内，文化大革命中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和水利部再次向毛泽东提出建设三峡大坝工程，之后一直得到湖北省委和省政府的最大支持，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张体学都是主建派，前湖北省省长郭树言在三峡工程决策前撰文说：“兴建三峡工程是湖北人民的愿望”。让赵世龙出任《长江商报》执行总编辑，对湖北省委和省政府来说是骨鲠在喉，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以前赵世龙人在广东，湖北省委不是清朝的湖广总督，鞭长莫及。此次中宣部认为《长江商报》的多篇报道不符合中央精神，有超界干涉别地区事物之嫌，湖北省委和省政府正好利用机会，派出工作组，对《长江商报》进行全面整顿，刚进驻就宣布停止赵世龙《长江商报》执行总编辑的职务。不要忘记，原三峡集团总经理曹广晶几乎是和赵世龙在同一时间来到武汉，出任湖北省副省长，是湖北省领导中有鲜有的中央委员或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成员。曹广晶替李鹏家属扛罪，丢了三峡集团总经理的位置，平调湖北省有一肚子的怨气。如果他是一个宰相肚中能撑船的人，那么就不应该让赵世龙被整肃的事情发生，因为赵世龙关于三峡大坝裂缝的报道促使了曹广晶提前接替李永安当上了三峡集团总经理和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三、赵世龙关于三峡大坝裂缝的报道打破了新华社对于三峡工程质量报道的新闻垄断
自从1994年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以来，三峡工程就实行全面封闭式的管理，由为三峡工程承担船闸建造任务的武警部队承担保卫工作，外人无法进入大坝工地，参与工程建设的人员必须签署保密合同。新华社专门派一个记者组进驻三峡大坝工地，所有关于三峡大坝工程质量、进展的报道均来自新华社驻三峡工程记者站。新华社垄断了三峡大坝工程的新闻报道权，其他媒体均以新华社稿为准。偶尔三峡集团（前身为三峡总公司）也会组织国内外记者、特别是台湾记者集体参观三峡大坝工程，但记者只是走马观花，无法看到三峡大坝工程建造的真实图像，也无法得到关于三峡大坝工程质量的真实数据。新华社关于三峡大坝工程建造质量的评价除了优就是良，每年的质量验收合格率都是100%，1999年三峡工程优良率为80.7%，2000年为81.5%，2001年达到86.2%，2002年提高到91.9%。
2002年3月赵世龙在《南风窗》发表的关于三峡大坝裂缝的报道，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关注。2002年2月21日赵世龙来到三峡大坝施工现场：
“2月21日，笔者在三峡大坝施工现场看到：大坝挡水面靠近江心段，大坝浇筑已达185米，在大坝中部80米高左右处，从上到下搭起了一共23条民工称之为‘补缝槽’的脚手架，外罩绿色防护网罩，像23条竖立爬附在坝体中下部的‘绿色蜈蚣’阵。这些‘绿色蜈蚣’的正下方，沿坝体基边开挖出一条长数百米、深数十米的施工壕，工人们正在深壕下，坝体基边忙忙碌碌地施工。（那是在处理坝基底部的裂缝和接缝槽问题）。记者走上补缝槽几层，只见大坝壁上从上到下有条条裂痕（我亲所见，裂缝分两种：呈直线型的和呈不规则曲线型的，它们形成原因可能也不一样），缝宽可以插入成年人手掌。经询问施工工人，这些都是发现后正待处理的裂缝，因为要灌浆加入诸种新材料，所以他们沿裂缝口用手提切割机将缝口旁边表层防水水泥层刮去几厘米厚、数十厘米宽，再把缝口切开一些，方便施工。在‘绿色蜈蚣’的顶端，是巨大的中层泄洪孔，这里搭建了脚手架平台走道，这正处于大坝的中间部位，可以看到大坝从顶端沿坝体向下凿出来的条条补缝。工人说，那些是已经经过处理了。一名施工员告诉记者，出现裂缝的原因是，原来每个（浇筑）工段与工段间的隔板材料出了点问题，可能下面的基础还出了点问题……（左岸大坝上游挡水面近江心处坝段）”
赵世龙的贡献是，他关于三峡大坝裂缝的报道打破了新华社对于三峡工程质量报道的新闻垄断。于是别的媒体和别的记者也都通过各种渠道采访相关人员，寻求真相。一时中宣部和三峡集团对三峡大坝工程报道失控，比如张光斗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的信也被曝光：“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
四、三峡工程质量到底如何
三峡工程质量到底如何？那么来看看三峡工程出现裂缝的消息是怎么传到赵世龙这里的。赵世龙记载道：
2002年春节，我正在长沙父母家中过年。还是大年初五，突然一个宜昌的媒体朋友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三峡大坝出大事了”。我一再详细追问，她说年三十那天，三峡总公司高层搞了一个与本地媒体和各中央级驻宜新闻单位的团拜会。会上，三峡总公司的领导主动向媒体透露了大坝出现裂缝的事，虽然他们一再声明只是和友好新闻单位内部通报一下，不希望对外传扬，但这位朋友觉得事关重大，偷偷录了音。这之前一直有“三峡大坝出现了裂缝”的传闻，在此半公开场合得到了证实。她推测三峡总公司高层主动向媒体内部通报此事，可能与刚刚换了几个老总有关，新来者不愿为前面工程将来担黑锅，所以很委婉巧妙地将此消息透露出来。
三峡集团（前身为三峡总公司）的第一任总经理为陆佑楣，第二任总经理为李永安，第三任总经理为曹广晶。2002年春节，陆佑楣退居第二线，李永安接班，曹广晶任副总经理、隔代接班是已经定下来的事情。李永安本是陆佑楣的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专管财政和筹资，是陆佑楣的得力助手；曹广晶是陆佑楣一手提拔的马仔。李永安和曹广晶就是刚刚换了的几个老总。新的老总不愿为前面工程将来担黑锅，这是李永安所为，符合其性格。当时的曹广晶还没有这个胆量。李永安曾是陆佑楣的左膀右臂，陆佑楣把第一把交椅传给他，他本应该感恩戴德，如何能做出这等不讲江湖义气的事情来呢？这也怪不得李永安。虽然李永安不是搞工程出身，但是他很清楚，三峡大坝前面的工程做得实在太差，李永安不愿将来为此背黑锅，万世挨骂名。那么三峡大坝前面的工程质量到底如何呢？除了新华社不是优就是良的报道之外，别无信息来源。但是还是能从别的渠道得到一些信息，比如从表扬陆佑楣如何重视三峡大坝工程质量的先进事迹中来分析。
“1998年长江洪水后，朱熔基要求三峡工程聘请外国监工，以保证工程质量。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工程师担任三峡大坝钢筋焊接质量的监工。他发现三峡大坝钢筋焊接的质量全部不合格，要求中国工人返工。工人们不服奥地利工程师的管理，到陆佑楣处告状，说我们过去都是这么焊的，中国监工都说合格，外国监工如此吹毛求疵，为什么要听他的？陆佑楣支持奥地利监工，要求工人返工。中国媒体把这消息作为表扬陆佑楣重视质量来报道，但是不想一想，在奥地利监工到来之前，三峡大坝已经完成了一半以上的大坝混凝土浇灌工作和一半以上坝体中的钢筋焊接工作。”
同样是三峡大坝钢筋焊接工作，中国监理认为质量合格，外国监理认为质量不合格，根本的问题不是是优还是良，而是标准，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工程。过去焦裕禄是优秀共产党员，现在抓出来的贪官象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等等也都曾经是优秀共产党员，三峡大坝工程质量的优良就和薄熙来等的优秀共产党员一样，标准太低。李永安知道三峡大坝工程质量的真相，新华社报道都说好，一旦将来露馅，他就必须承担所有责任，因为在与陆佑楣交接的过程中，他没有提出工程质量的问题。再说他也没有勇气当着陆佑楣的面提出这个问题。所以他玩点手段，主动向媒体内部透露此事，希望外地的媒体来暴露此事，纪录在案，将来他可以脱身。李永安通过这样的办法来“抹黑”提拔他做总经理的前主子，手法之阴狠，违背江湖规矩，可以看出三峡大坝工程质量问题的严重性。后来李永安也提前下课，让曹广晶接班，是对李永安不按规矩办事的惩罚。
五、赵世龙关于三峡水库不是平湖的报道被周建军教授证实
赵世龙在《调查中国》一书中有《三峡蓄水出斜湖移民红线大错误》一文。1956年毛泽东在长江中游泳后写下“高峡出平湖”的诗句，就是说三峡水库是一个没有水力坡度的人工湖。1958年周恩来否定了苏联专家的265米方案，也否定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235米方案，周恩来提出了200米方案。为什么是（海拔）200米呢？海拔200米是重庆朝天门码头最高一级台阶的高程。三峡水库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水位是海拔200米，三峡大坝处的蓄水位也是海拔200米，周恩来认为三峡水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湖。按照周恩来200米方案，林一山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做了规划，做了200米、195米和190米三个方案的比较，认为200米方案最好，190米方案最差。不少人认为三峡工程是中国的百年梦想，几万名工程师为此工作了几十年，每一个小节都是精心论证和设计的结果。其实三峡工程就是政治家拍脑袋的结果，然后让工程师们按照政治家的意图去论证和设计。1970年决定在长江上建设葛洲坝大坝工程取代先前的三峡大坝工程，重庆和三峡地区的基本建设控制红线从海拔200米下降到海拔185米。1980年水利部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用150米方案（后备方案128米）骗取了邓小平的同意。1985年李鹏提出180米方案，认为三峡水库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水位是海拔185米，三峡大坝处的蓄水位也是海拔180米，李鹏也认为三峡水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湖。1992年全国人大批准175米方案的三峡大坝工程。这海拔175米就成为三峡工程的移民红线，红线以下的居民为三峡工程移民。他们将被迁移到移民红线以上的地区，用李鹏的话说，就是后靠安置，不会外迁安置。这样在长600多公里的三峡库区的海拔175米处都用红漆标出，这是世界上最长的水平线，说这是世界上最为民主的移民方法。
毛泽东说三峡水库是平湖，周恩来说三峡水库是平湖，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李鹏也说三峡水库是平湖。《战国策》有这样一个故事：庞葱问魏王：“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毛泽东、周恩来和李鹏都说三峡水库是平湖，而且这三个人都是中国领导人，三人成虎，谁敢妄议？
但是赵世龙本着记者的好奇心，要追求事实的真相，要看看市场上到底有没有老虎，看看三峡水库是否是平湖，他着手调查。
多年来，从民间到三峡工程的技术部门，流行“水库基本是没有比降的，也就是说水位是平的，只是在库尾及其上游才有比降”的说认识和说法，这个观点在中国流传相当广。但要较起真来，“高峡平湖”也只是一种艺术想象，与事实不相符。三峡成库后库头到库尾的水面，其实并不是水平的，按照重力形成水流的原理，完全形成平面的水流是不会流动的，三峡成库后的水流仍然将保持流动，因此肯定是一个斜面。科学的提法应该是“高峡出斜湖”。
这个问题学术上名称叫做“水力坡度”。因为即算三峡成库后，长江水仍然是在长达一千多里的狭长峡谷里向前流淌，如果是平面的湖泊，根据产生水流的重力原理，就不会有坡度比降。“比降”就是上游水位减去下游水位的差，再除以两点间的距离。比降越大，水位落差越大。关于三峡水库的水力坡度目前有五种说法：
1、水力坡度为零（三峡工程论证移民组）
2、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七（三峡工程论证泥沙组）
3、水力坡度为万分之零点六到万分之零点七（长江水利委员会汪总工）
4、水力坡度为千分之一点九到千分之三点（长江水利委员会高级工程师寥志丹）。
5、三峡论证泥沙组负责人林炳南在“工程泥沙”篇中详细论述了三峡建库前后的坡度问题。“川江是山区河流，坡陡流急，平均坡降约为万分之二，是下游平原河道上荆江坡降的3倍。”
对于未来可发生的这种可能，根据三峡工程论证移民组报告以及重庆市移民局提供的《三峡初步设计阶段干流各断面土地征用线和分期移民迁移线水位表》：当三峡水库蓄水在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时，三斗坪三峡大坝坝址：175米。坝尾涪陵李渡镇：175.4米；按照这个数据，三峡水库的蓄水面基本是个平面，从三斗坪三峡大坝坝址到涪陵李渡镇的493.9公里的距离内，只有0.4米的水位差。移民红线从距坝址514.4公里的涪陵石沱开始上调至177.2米，最末端距坝址579.6公里的弹子坝为186米。事实已经证明了这是个严重错误。
关于三峡成库后是平湖还是斜湖，一直都是本糊涂账。有人说它是湖泊型河道（是河道就必然有水位落差比降），也有人说它是河道型湖泊，这两个名词前后放置位置的不同，却有着天大的干系！因为它关系到：第一，水库防洪库容能否达到宣传的221.5亿立方米，也就是2009年水库建成以后能蓄多少洪水？能否实现主要的工程目标–防洪？第二，水库的淹没损失和移民人数的增加，本来以为不会淹的地区将被淹没，本来以为不用迁移的居民必须搬迁；第三，回水位会上升，本来以为不会淹到的重庆市老市区会部份被淹；第四，沿库岸新建的移民城镇、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桥梁、厂矿会被淹没。而这些地区，因为没有被列入淹没范围内，所以没有做任何相关准备。
“这个问题的成立，那现在的划177米蓄水移民红线的做法，就大错特错了。很多没有计入移民迁建的城镇村舍都要重新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最早还是由国外的学者公开提出来的。可惜一直到最近才得到重视。在1997年我们那组《美丽的三峡我的家》报道发出后，旅居德国的王维洛博士写信到《南方周末》编辑部，向我们提出了这一观点，沈颢拿到信后，专门和我商讨了很久。
后来我专门到长江委找专家追问此事，很多专家都还在坚持是河道型湖泊，没有水力坡度一说，说即或有，也可忽略不计。理由是”多年来中国搞了很多水库工程，都没出过这方面的问题，都是按湖泊平面来计算的。“三峡蓄水期间，长江水利网的BBS上面展开了一次针锋相对的辩论，网友们争论不休的焦点是：三峡水库究竟有没有水力坡度？有的坚持说有，有的反驳说没有，有的说这个坡度很大，有的说有是有但并不大。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蓄水成库后的事实，已证明没有水力坡度的说法的错误。以中国此前还没有搞过任何一个坝头到坝尾长达一千多里的湖泊型洪道的超大型水库，所以出现这种失误，这不是推脱的理由。”
赵世龙在《三峡蓄水出斜湖移民红线大错误》一文中指出的错误，由2016年清华大学周建军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得到证实。记者问道“您认为三峡防洪能力‘没那么强’，如何解释？”。周建军教授回答说，“一，三峡为河道型水库，实际防洪库容应该按照动态库容来计算；二，拦洪多了，水库回水线会超过库区移民线；三，城陵矶水位现在抬高很多，荆江和洞庭湖仍沿用以前的水位进行防洪规划，实际风险提高了。设计按照静态库容来算，三峡水库有221.5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但三峡是一个河道形的水库，汛期防洪期间，实际上水库里水流流速很快，水面坡降比较陡，因此按照动态库容来算更符合实际。这样一来，三峡就只有180亿立方米左右的防洪库容，相差40来亿。或者说，尽管水位维持在一个数值，但这只是坝前水位，离坝较远地方水位早已经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没有拦洪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大部分空间被占领了。另一方面，按照动库容推算，三峡坝前水位还没有到175米，可能170米左右时，库区在涪陵附近回水线就开始超过移民线了。水位一旦到175米，就有可能翻过防护堤导致涪陵进水。所以，考虑回水线可能超过移民线这一限制因素，水库实际的有效防洪库容还要再减掉一截。”
周建军教授说得很清楚，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有限，三峡水库有221.5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是计算错误，实际只有180亿立方米左右。在遭遇大洪水的情况下，三峡大坝削减洪峰，坝前水位还没有提高到175米，可能提高到170米左右时，库区在涪陵附近回水线就开始超过移民线了。水位一旦到175米，就有可能翻过防护堤导致涪陵进水。涪陵城地面高程只有海拔160米，洪水翻过防护堤引起溢顶溃堤，无论是白天还是晚间，涪陵城70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如果三峡大坝削减洪峰，坝前水位还没有提高到170米，只是提高到海拔164米，重庆朝天门码头的水位可达海拔199米到海拔203米。这就是李锐先生在三峡工程决策后建议中共中央，要为重庆准备后事的原因。
六、赵世龙关于三峡工程对于生态环境影响的报道
2011年赵世龙撰写了《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三峡》的报道，内容是关于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赵世龙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关于三峡工程报道的不对称性。对于三峡工程的正面报道，媒体和专家照例按宣传口径发布普天同庆一片欢腾的报道：三峡建成之后，将发挥防洪的效能，且三峡防洪功能是第一位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洪水的威胁。会成为调节四川盆地气候的空调。夏天它能使沿江地带降温；冬天则因这个大空调而不再寒冷，三峡区域将呈现冬暖夏凉的气候特征。三峡大坝不会碍航，长江这条黄金水道畅通无阻，万吨轮将直达重庆等等。
而对于三峡工程质疑和清醒的声音的发出和传播却是那么地困难，几乎湮没在一片喝彩的主流声音中了。在这不对称的报道后面，是中国最缺乏的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不是来自政治家的恩赐，而是要靠大家去争取、去争斗的，特别是媒体人。赵世龙就是为争取新闻自由而呼喊的人。
在赵世龙的文章中重点报道了三峡工程的地质地震问题、对气候的影响问题、水库逆调节带来的问题。
赵世龙介绍了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在2007年4月14日发布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中表达的观点：三峡水库而言，危害最大的是构造型地震，在第二库段仙女山断裂、九畹溪断裂、建始断裂北延和秭归盆地西缘一些小断层的交会部位，有可能诱发水库地震。事实上已经多次诱发地震了，只是震级还没到过高烈度。
三峡工程主上派宣称“国内外工程实践表明由水库造成的触发地震，一般不超过这一地区天然地震震级”。自从1959年三峡地区建立地震台网以来，记录5级以上地震两次，3.0至4.9级地震8次。
国家国土资源部研究员杨联康多次指出：“不能只用地质学家的平面视角，因为它几乎与三峡峡谷毫无关系，只可以适用古比雪夫、阿斯旺等众多平原水库，而按照地貌学家的观点，三峡的问题恰恰出在250万年来峡谷迅速抬升，邻区明显沉降上，即这是一个时间、空间的四度空间问题。”“不宜照抄所谓‘国内外工程实践表明由水库造成的触发地震，一般不超过这一地区天然地震震级’结论。因为中国大河存在世界最严峻的新构造运动形势。”
中国大河存在世界最严峻的新构造运动形势。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其实，“由水库造成的触发地震，一般不超过这一地区天然地震震级”这个结论并非来自国内外的水库大坝工程实践，这是砖家编造出来骗国人的。印度柯依纳水库诱发的6.5级地震，远超过这一地区天然地震震级；中国新丰江水库1962年诱发的6.1级地震，也远超过这一地区天然地震震级，而且诱发地震持续五十多年而未中止。而这两次水库诱发地震是最典型的、震级最高的地震。正确的结论是：由水库造成的触发地震，一般都超过这一地区天然地震震级！
赵世龙将三峡库区发生的井喷、地震和三峡水库蓄水联系起来，展示了一个记者敏锐的眼光：
“2003年6月份三峡蓄水成库，三个月后的9月15日20时30分，大坝以西直线距离300多公里的长江南岸鄂西利川市建南镇黄金村，一口废弃多年的古盐井突然发生强烈天然气井喷。这个井口直径6.25厘米，底部有4个气体喷口同时穿越地层向上喷发，日泄漏量约4万立方米，喷发的气体高达20米，震耳欲聋的气流声在几百米外都能听见。（在长江南岸方斗山背后。与长江直线距离不过几十公里。）
2003年12月19日20时31分，三峡水库诱发了蓄水成库以来最大的地震——大坝以西直线距离80公里巴东小溪河西岸马鬃山村，发生了烈度为2.5级左右的地震。三天后，距大坝以西直线距离300多公里长江北岸开县天然气发生井喷，导致244人死的严重矿难。（与长江直线距离也不过数十公里。）
2006年3月26日，开县再次发生井喷，火焰高达百米，数日方反压制服。（与长江直线距离同为几十公里。）”
赵世龙对于川东2010年夏季高温干旱的原因解释，表现出他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善于思考的人：
“修三峡大坝前，长江之水一泻千里。从青藏高原上汇积的雪水奔腾不息，给四川盆地带来清凉水源的同时，也将四川盆地内的热量带走。同时反向支持了凉风水汽自三峡进入川东和四川盆地。这种冷暖流交错造成了这一线的丰富降雨，三峡区间和川东重庆，历来是降雨丰富的地方，一般年降雨在1500毫米左右。
蓄水以后，上千公里江流变得非常缓慢，库区内的700公里水基本上是死水一潭，完全丧失带走热量和散发的能力。流动的水在流动过程中温度不会上升太大。快速流动的水不但可以保证自身的冷却，还可将周围的热量带走和释散，对周围环境起到天然调节。但一潭死水就不同，因为它不流动，所以在阳光照射下会很快升温。热量不被水流带走，便持续积累在水库内部。
峡江逼仄的地势使得静止的水库不但降不了温，反而成了个‘聚热器’，夜晚在陆地气温下降后，水库仍会向周围环境释放白天饱含吸取的热量（因为水的比热大，这也是农民在夜晚向稻田里面放水，以防止稻田被冻的原因）。这就有如在四川盆地口安装了一块巨大的太阳能电板，持续不断对周围地区加热，地理环境又导致形成难以释散的河谷闷热小气候，导致水库沿江的峡江地区气温升高，而高温又促使水库内水蒸汽继续蒸发，就在四川盆地入口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高温水蒸气带，形成历久不散的‘桑拿天’。
同时三峡大坝将最重要的与流流相反方向流动的冷湿凉风阻挡了。有专家说三峡大坝阻挡不了大气候，但三峡大坝却能阻挡最重要的在峡江底部流动的湿冷凉风，再加上闷在峡江盆地里的湿热就如同火炉般，将任何籍此进入四川的冷湿气流加热或削减、顶托掉。透过三峡进入四川的冷湿气流都将被这个湿热气压带消弱。四川盆地没有被大坝堵死，也将被这个火炉毁掉：没有风进入相对封闭的峡江，空气不流通散热不畅，外来的冷湿气流又被阻隔，热量无法排出，反而在盆地及出口处不断聚集，雨又降不下来，高温干旱就势不可免。中国另外几个大盆地都是因这种地理气候而成为荒漠戈壁，如柴达木盆地、准葛尔盆地等。长此以往，四川盆地恐怕真要成火炉、荒漠、戈壁了。这里我引用来自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Tropical Rainfall Measuring Mission（TRMM）和Terra 卫星研究数据（应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国家大气研究中心（PSU-NCAR）的第五代Mesoscale模型（MM5）进行高分辨率数值模拟）。独立卫星数据和数值模拟结果清晰表明：在2003年蓄水水位从66米提升到135米之后，由于三峡大坝建设引起的土地使用变化已经增加了大巴山和秦岭之间的降水，并且减少了三峡大坝附近地区的降水。研究同时也分析了厄尔尼诺影响以及其它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可以排除这种因素。
2009年三峡大坝建成后，三峡地区的长江水面宽度将从平均0.6千米扩大到1.6千米，水域面积的增加将增强当地的蒸发，降低当地的温度。结果，当地上空的水汽将更加稳定，导致长江660千米长的水路的水汽垂直运动不协调。这种不协调的垂直运动加上复杂的地形将影响三峡地区之外几百公里的地域。”
在世界重视生态环境的社会转变中，引导社会前进的往往不是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而是一本小说，一篇报道，一部电影。
七、三峡工程反对派的命运
当中国政府面对逐步浮现出来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三峡工程问题时，正确的做法是表彰赵世龙的真实报道，揭露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技术负责人潘家铮曾经说过：“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人是那些反对者。正是他们的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你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方案做得更理想、更完整，质量一期比一期好。”
但三峡工程决策者对三峡工程反对派的意见并不象潘家铮所说的那样宽容、大度，而是采取坚决打击的态度，而这种打击是有时间差的打击，打击的直接理由不是反对三峡工程，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反对三峡工程并没有任何错误可言。打击的直接理由是别的，是让人摸不到头脑的理由，这种打击可以在戴晴（六四事件的幕后黑手）身上找到、可以在王小宁（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身上找到、可以在郭玉闪（非法经营）身上找到，2015年又多了一个赵世龙。
有人会说，又没有把赵世龙抓起来，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赵世龙只是长期休假，还有工资可拿。对一个媒体人来说，什么是最大的打击？是坐牢？是判刑？当赵世龙要承担起舆论监督之重任那一刻起，就已经想清楚这个问题，就象当年海瑞上书骂皇帝时一样，他不怕坐牢、不怕判刑，甚至不拍杀头。对赵世龙来说，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媒体这个舞台，失去和他生命连在一起的舞台。中宣部、湖北省委就是要打在他的最痛处，扼杀新闻自由，扼杀媒体监督政府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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