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中国近年来引进了大批外籍教师，其中很多西方记者也纷纷来到中国教书。
来中国前，他们都或多或少地都被警告过，中国有些碰不得的政治禁区。有些人对政治闭口不谈，但是在政府严苛的意识形态控制面前，依然有人选择帮助他们的中国学生们成为新闻业的最佳从业者，尽管他们对学生们未来在中国从事新闻业的前景并不乐观。
谁又将为你说话？
“别把自己弄进监狱里，我可不打算去捞你，”艾素珊（Arielle Emmett）至今记得她去中国教书时，临上飞机前姐姐对她说的话。
艾素珊早年留学台湾，70年代出任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
2011年，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博士的她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学院担任传媒课老师。
这天，艾素珊等到天黑后才把大约10名学生召集到一间教室。当时，教学楼里几乎空无一人。这次行动是为了观看一部被中国官方屏蔽的视频。
“我没有告诉学生要对外保密，但是他们心照不宣，”艾素珊说。
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出现在屏幕上。在这段偷偷拍摄的视频中，软禁中的陈光诚控诉着中国当局对他和家人的长期监视和迫害。
“他们很震惊，也很难过，” 艾素珊这样回忆学生们的反应。
艾素珊说，学院里的其他外教都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愿碰触底线，但是她不怕提出尖锐问题。
“我来自一个政治氛围比较浓郁的家庭。我妈妈是个导演。她有很强的是非观，我也一样。我就是没有办法把黑和白混为一谈，”艾素珊说。
艾素珊的一名学生说，她这个人“比较愣，比较直，比较不圆滑。”
有一次，艾素珊在课上讲到18世纪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第四权”理论。和后来的很多西方学者一样，伯克认为，媒体应该是在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制衡力量。要实现这种功能，新闻界必须独立并免受政府审查。
“我认为，让他们了解在西方，至少在美国，我们相信媒体应该是独立的，”艾素珊说：“我的确问了他们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媒体不代表你说话，不支持人民的事业，那么谁又将为你说话？”
艾素珊回忆，这番言论让她的一些中国学生感到困惑和不安。至少有一名学生到学院办公室举报了她。
学院决定要派人来听她的课。她回答说：“我不在乎你们来听一两次课，但是如果你们一直来，我就辞职。我没法这样工作下去。”
不过，艾素珊至今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来听课。她说曾经在教室里看到过几个陌生的面孔，但她不确定他们的身份。
艾素珊认为，有些学生党员是带着任务来上课的。她的几个成绩最好的学生就在大学期间入了党。
“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入党？他们说，如果想在中国干出点什么的话，就得入党。我理解他们，”说这话时，她的脸上闪过遗憾的神色。
一年合同期满后，艾素珊被学校辞退了。
深挖“维基解密”拼凑“天安门”图景
“六四”25周年纪念日前，杰夫·邵斯将自己的微信头像换成了“坦克人”的照片。他想试探一下中国网络审查的效率，也想看看他的中国学生会作何反应。
邵斯是美国维吉尼亚州邦联大学新闻系的副教授，社交媒体是他的研究方向之一。
三天后，他的微信帐户被封了。
他的学生中只有一个女生问：“老师，你为什么把头像换成了一个坦克？”
“我不是坦克，我的头像是在那个站在坦克前面的人，你认识这张照片吗？” 邵斯问。
她对“坦克人”一无所知。
2014年邵斯第一次来中国，他获得富布赖特项目的资助，到中国东北师范大学教新闻课。
富布赖特项目是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交流计划。每年大约有500名美国学者被派往全世界近130个国家任教，而每一位去中国的老师临行前都会得到项目工作人员的一些忠告。
“他们笼统地把它称为3T，西藏（Tibet），天安门（Tiananmen）和台湾（Taiwan），”邵斯说。
邵斯表示，他理解工作人员的用心，但是这些原则应用到新闻课教学上很有难度。
他说，他无意刻意回避某些话题。
来到中国后邵斯发现，尽管“维基解密”在中国是敏感词，但是有一个“维基解密”的镜像网站意外地成了中国防火墙的漏网之鱼。
于是，一个通过挖掘“维基解密”探究89天安门事件的项目被植入课堂中。
“1989年5月21日晚，天安门广场上有多少学生？”学生们被分成小组，利用刚刚学到的“深网搜索”技巧找寻这类问题答案。
起初，他们并不清楚这些问题指向何方，但是当答案一个个浮现出来，一幅天安门事件的图景被慢慢拼凑完成。
学生们将这些发现整理成文，但是后来一致同意，还是不要在全班同学创建的班级网站上发表为好。
“他们说，如果政府知道了我们在看这些东西，可能不会高兴，”邵斯表示同意，只将这个项目发布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
在社交媒体课上，邵斯带领学生们比较谷歌、百度、必应等不同搜索引擎的异同。
“这很具启发性，” 邵斯说：“可以帮助他们了解搜索引擎是否有偏见。假使你在网上搜索一个词，比如达赖喇嘛，如果第一页上所有的搜索结果都是恐怖分子、分离分子之类的，这说明了这个搜索引擎的一些情况，至少告诉你它是由谁控制的。”
邵斯知道，这些内容都碰触了所谓的政治红线，但是他说:“我不是为了违规而违规的，只是想让学生知道，记者的首要职责是探究真相。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些路障，作为记者，有责任想办法合法地绕过这些路障，尽可能多地获取不同角度的信息。只有这样，才最有可能接近真相。”
无处安放的新闻理想
同为富布赖特学者的美国媒体人葛林·莫特2008年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
他清楚地记得常务副院长李希光对他说，在这里关起门来什么都可以谈，包括西藏、天安门和台湾。学生的报道没有禁区，但是在公开场合还是要谨言慎行。
莫特给本科生讲授的教材是《新闻要素》。这是一本被美国大学新闻学院广泛采用的教材，梳理了西方新闻从业者遵守的十大核心原则。
比如，新闻工作首先必须做到对真相负责；新闻工作必须忠于公民；新闻必须成为权力的独立监督者……
莫特说，他在中国教授这些新闻原则时，和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授课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知道，这不等于学生们将来在职场上能运用这些标准。
“我时常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从事的新闻工作和我教给他们的原则是对立的……” 莫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这些年轻的记者将加入中国的70万媒体从业者，他们将面对那些遵照中国的法律、法规审查他们稿件的编辑。他们还会被要求自我审查。
他们中少数的幸运者将加入前《财经》杂志那样的媒体，有一个像胡舒立那样的编辑，那是在她愤而辞职创立财新传媒前，或是加入《南方都市报》，富于远见程益中是报纸的主编，直到他被撤职。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在新华社总部服务期满后，一些人可能会被派驻海外，分配到一个国际记者站，作为推动中国CNN在新闻和信息领域增强影响的一部分……”
在莫特看来，年轻的中国记者们前景黯淡。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报酬，没有充分的法律保护，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组织的协助。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学校燃起的的新闻理想，获得专业素养在中国的新闻界无处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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