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习近平及他领导的中国外交界缺乏必要的知识导致外交方略存在严重问题；如果不能纠正这些失误，中国不仅实现国家外交利益上事倍功半，而且势必与在国际政治各领域中都事与愿违地竹篮打水一场空。
围绕南海仲裁的冲突，比当年围绕台湾和钓鱼岛的东海冲突，更凸显习近平时代的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就笔者目前掌握资讯看，这些问题还不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解释的那样：崛起的中国为争夺霸权、资源、地缘政治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蓄意挑起争端；这些冲突是由于习近平及他领导的中国外交界缺乏必要的知识导致外交方略存在严重问题；如果不能纠正这些失误，中国不仅实现国家外交利益上事倍功半，而且势必与在国际政治各领域中都事与愿违地竹篮打水一场空。
中国外交思路沿革
当今中国始于建立人类大同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虽然其后在各国夺权的革命实践中，许多成功的共产党人都成为民族主义者，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深深影响他们的外交思路。这个第一代外交思路就是以两大阵营的对抗为基本依据。"一边倒"国策、参加韩战和越战、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抗、以及对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武装力量支持，都出于这一思路。70年代初，当发展中国家将中国送入联合国后。中国迅速调整外交思路，提出三个世界和反霸理论，以在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充当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在面临入侵压力下，中共事实上与美国结盟对抗苏联。
邓小平主导中国政治后，将经济建设作为执政党的中心任务。外交思路也进行根本调整。在国际局势主流是和平与发展这一判断基础上，提出服务于经济发展需要的对外开放的外交思路。这一思路颠覆中共建党以来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抗或任何在对抗中界定外交思路的做法，转而追求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以寻求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市场、技术、设备、企业管理和国家政策制定经验以及相应的经济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放弃做世界领袖的姿态，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取消支持其他国家内部颠覆力量的资源投入。1989年六四镇压和冷战结束，西方对中国的人权、经济和地缘政治政策开始趋于强硬，在双边和国际事务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上开始杯葛中国。但中共并没有改变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思路，而是采取韬光养晦的低姿态，通过加入国际经济合作机制、与主要国家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积极促进全球反恐合作以及宣称和平崛起等方式，缓解西方的顾虑。
习近平的外交革命
人们已经看到习近平继位以来在内政的重大改变：通过政变建立个人极权进而对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管理体制实施一场革命变革。但对他的外交方面更注意的是周边地区发生的恶化冲突。这会忽视习近平在外交领域的革命性转变，误读他的基本思路。其实，习近平外交思路是，在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基础上，系统地整合国家内外资源，通过发展与其他国家深度稳定的利益相关的合作，建立中国持久的国际影响力。习近平的外交思路在两个方面继承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思路；第一，在多元世界中谋求合作双赢的局面，而不是在对抗中实现自己的理念；第二，将物质利益作为持久合作的坚实基础。他的调整也是两点：第一，有所作为地承担起大国在地区和世界秩序中的建设性主导责任，而不再韬光养晦避免出头；第二，整合国家的内外资源，系统、持续地投放到各地区和各领域，而不再零碎、多变地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和需求。
典型地体现习近平的思路是一带一路的构思。一带一路的建设，是通过与周边国家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的共同发展，建立中国周边地区的持久稳定可靠的和平与中国在这一区域的主导影响力。这种互补，名义上是产能、技术、资金、基建及发展规划的对接，其实是中国提供无偿或低息信贷支持。习近平要求中国一带一路的规划和实施，立足于其他国家的政府发展规划上。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中国也根据自己的资源需要和优势，与那些地区国家签订合同，通过物质利益相互依赖而建立持久坚实的合作关系。在对美国和欧洲的双边关系上，继续使用强大的购买力和现金投放作为手段，化解热点冲突引发的危机，培植那些国家内部的利益集团作为促进他们国家与中国合作的桩脚。
习氏交思路中的死穴
因为他要建立可靠、持久、系统的和平合作，习近平预期自己的外交思路应受国际社会欢迎。但是，国际社会对他的印象却是到处莽撞生事。导致国际社会误读他的原因首先是他执政以来的外交乱象丛生。首先，一带一路还没产生利益相关的和平基础时，东海和南海不断发生军事对峙甚至冲突。其次，在新疆、西藏、台湾和香港发生的大规模反中国的青年占主体的分离主义运动，凸显习近平在政体取向上是个强硬保守派。再次，习近平在处理危机问题时，表现出依仗实力无视国际规则的做法，让人感到他不遵守规矩和不可理喻。最后，习近平以经济资源作为手段，到处插手国际事务和要主导地区事务的做法，让当地人觉得中国要替代美国建立世界新霸权的新殖民主义。习近平的外交思路，沦为空话，不仅不被相信，而是没人注意他的新思路。
习近平外交思路事与愿违，不是习近平被误读了，而是习近平的思路中有致命问题。习近平和他的国际关系智囊对人类国际政治知识的了解和训练极度缺乏。三个问题尤其重要。第一，习近平及他的外交智囊不理解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基于对国际政治冲突和合作的经验观察基础上的。习近平及智囊还停留在以偏好替代现实的政治思维水准，导致错误估计事态演进，采取错误应对措施。例如，在民族国家的冲突中，经济利益作用不大；宗教、意识形态、文化、历史及政治位势等因素更重要。第二，习近平对自1648年威斯特伐伐利亚条约以来的国际政治体系演进及国际法基本不清楚。当事态演进未能如习近平所期待地发展时，他便将滥用本该守底线的武力威胁。使得他显得无视国际规则和国际法，蛮横地处理政治分歧，挑战现有国际体系，改写国际规则。最后，习近平及智囊对各国政治和历史也缺乏了解。当那些国家出现大的政局动荡和变故时，他的经济合作方案难以为继，中国会赔了夫人又折兵。
习近平最终会多方碰壁后回归现实主义。但有两种可能。一是走向穷兵黩武。就如邓小平内政发展思路一样，原本以威权作为手段保发展，指望经济发展会消除问题。但现实是，威权不仅不能消除问题，还造成更多更大问题。这是当年法西斯国家的蜕变之路。习近平碰壁后的武力反应也有这种趋势。另一个可能，就是尊重国际规则和国际和平建构的原则，但迄今为止，能做到这一点的大国，必须在国内实现宪政民主。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
——原载《动向》杂志2016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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