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起飞，是专制国家资本主义，比起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真正自由市场经济，短时间看起来好像有其生产优势，但长远看，缺乏「自由」与「发展」密切关连的研发创新基因，不可能永续发展。
2015-11-2
1966-76,毛泽东10年文革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天怒人怨。他1976年9月9日去世，发疯的四人帮很快就被斗倒、斗臭，关入黑牢。邓小平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受尽屈辱，儿子跳楼自杀。1978复出，大肆推动改革开放，走资本主义路线，放弃老毛的无产阶级革命。
1981年9月31日，国家主席叶剑英提出「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也即老邓的「一国两制」概念。当时中国和英国展开香港97回归谈判，老邓为解决台湾统一问题设计了「一国两制」，却先使用在香港谈判上，获得英国的赞同，而一石二鸟，被认为是天纵英明，政治理论的开创意念。
天安门杀学生
1989年4月15日改革派的胡耀邦去世，爆发地动山摇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学生霸占天朝所在的天安门。5月18日，老邓决定军事镇压天安门，血流成河，坦克、机关枪屠杀数千手无寸铁的学生，变成人类历史千古罪人。
1992年1月18-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上海、深圳、珠海等地，发表「生产力为基础的发展观」谈话，触动了他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策。23年来，中国经济起飞，成为世界第二GDP大国。
1979-89,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黄金10年，有人说是「中国之春」，有人说是「北京之春」。我常说，1989年5月18日，如果老邓支持赵紫阳的鸽派，反对李鹏的鹰派，接受学生的民主改革诉求，今日中国可能会有不同的政经社会文化面貌。
那是一厢情愿。中国传统专制文化秦始皇2200多年来一脉相承，根深蒂固，老毛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改变它，老邓的改革开放也没有改变它。
不过，那10年，我常跑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青年政治学院、武汉大学、杭州大学等，都去演讲过。我去，不讲马列主义，而是讲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讲台湾成功的民主化，非常受到学生学者们的欢迎，「轰动」一时。交到了不少学界朋友，从年轻学子，如王军涛、苏晓康、远致明等《河殇》作者，到赵紫阳的改革智囊苏绍智、严家其等，都有幸交上。连中国人权之父方励之，也到过他家喝酒，并请他来澳洲演讲。
1983我们几位海外「台独」学者，被请去北京开「台湾之将来」西山会议，见到了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共领袖。1986我全家3人被邀请访问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北京烤鸭店请我们吃饭。
天安门事件时，我也在昆斯兰大学大声呼应、大力支持北京学生。参与六四民运的学生、学者，不少是我8、9年来在北京认识的菁英份子。我天真地认为，他们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中国民主化，成功的机会很大。
我不去中国
当然，我是大错特错。就这样，我对中国完全失望。26年来，除了1996因研究需要跑了1趟北京，再也没去中国访问。这些年来，很多台湾朋友认为我应该去中国看看，台商朋友更是热情邀请我去亲眼见识中国崛起的繁荣富贵。我都拒绝，坚持中国1天不平反六四、不走民主化的大道，我就1天不去中国访问。
26年来，中共政权也把我当作天安门「幕後黑手」（冤枉的）、「台独大老」（没资格），拒绝往来。我们没有任何官方接触。
日前，突然经由朋友传话、联系，1位中国驻澳官员和我餐叙，针锋相对、尖锐对话了2个多小时。我说我话，他说他话，虽有鸡同鸭讲的错乱感觉，却也该说的话都说了，我没说服他，他也没说服我。
我深深发觉，台湾和中国不仅只隔了一条很深的黑水沟，还已发展成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差很大；甚至已成东方专制与西方民主政治文明冲突的对歭局面。令我想起C.P.Snow(斯诺)的《TheTwoCultures(两种文化)》，也想起SamuelHuntington(杭亭顿)的《ClashofCivilizations(文明的冲突)》。
这位官员有法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大学任教，也曾去台湾开过学术会议。但是，他是铁一样的习近平模式的中国领导菁英，心态、学识、语言、意识型态、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一模一样。
鸡同鸭讲的对话
他认为，中国19世纪前是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文明最先进。是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让中国受尽污辱，变成落後国家。现在中国崛起，富强起来，就是要恢复中国帝国、中华文化的世界中心地位。同时，中国要复兴儒教文明，让它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发扬光大，成为世界主流文明体系。
他认为，西方自由民主主义，不仅不适合儒教文明的中国，在中国窒碍难行。在很多国家，尤其东方的台湾、日本、南韩等国，也不是成功的实践经验。他举这些国家政经社会的动荡不安，人民一天倒晚上街头闹事，政府领导因选举、政党争权夺利，变来变去，乱七八槽，政策朝三暮四，导致金钱政治、政治腐败、政府无能、经济衰败、社会混乱。
他说，西方的民主是假的，中国的民主才是真的。他说，中共一党专政、党内民主、协商民主，人民大会由乡村、县市、省市到全国代表大会的选出，任命政府官员，是最好的民主。
在台湾与中国关系上，他的论调，和习近平一样。满口「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一国两制」、「台湾制度不变」，说是中国对台湾的最佳礼让和安排。在经济上，他更一再强调，台湾经济前途在中国。中国经济如是蓬勃发展，台湾不要失去这麽好的机会，搭上中国崛起快车，快速发展台湾经济。
我一一驳斥，指出：儒教是2000年来中国统治者用来维持专制独裁的意识型态。西方民主不能实用在东方国家的说法，已被日本、南韩、台湾等国的成功民主化否定，这些国家的民主是真民主。中共一党专制的党内民主是假民主，甚至反民主。香港的「一国两制」根本没有两制，名存实亡，2017答应的特首民选，已变质、跳票。
中国经济起飞，是专制国家资本主义，比起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真正自由市场经济，短时间看起来好像有其生产优势，但长远看，缺乏AmartyaSen（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的「自由」与「发展」密切关连的研发创新基因，不可能永续发展。专制中国要真正（不仅GDP）超越民主美国的经济，有其根本基因性的阻碍、困难。
我提出中国还有2亿人口生活在贫穷线（WroldBank)下的严峻事实。他不仅同意，还说中国算法不仅2亿，是3亿，并说中国GDPpercapita，比美国、日本、台湾差很大。我提出，马英九近8年来把台湾经济全面倾斜、纳入中国「一中」经济，结果是完全失败，经济大衰退，今年台湾经济GDP成长将不保1（％）。我强调，台湾经济前途不在中国，在全世界。
我们一来一往，有火气、火药味。但还理性、平和。到头来，他没说服我，我也没说服他。最後，我明说，我们对谈的理念、想法差很远、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目前台湾和中国文化、政治、民心、民意差距很大的鸿沟存在。
我认为，两边400年来已发展成两个不同的文化、文明体系，不仅不同，还有本质上的矛盾和冲突。
蔡英文的台湾
我们一见面，他先问我是不是蔡英文（小英）後援会的会长，还问我曾是哪位总统的国策顾问。他也一开始就劝说，希望蔡英文能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和「一国两制」。我细说蔡英文「维持现状」的苦心孤诣、思维和政策，回应他的劝说。
我当时的自然心里反应是，他已接受蔡英文明年要赢的现实，希望了解她的中国政策，也希望我能传达他们的台湾政策。中国官方拒绝跟我来往26年後，这个小英因素，可能是他们第一次邀我见面的主因。
海峡的黑水沟很深，两岸的文明差距很大。蔡英文和习近平能否克服困难，化解双方的差异和争执？我很悲观，认为很难。
——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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