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2日
【明報文章】「港獨」、「自決」、「制憲」等成為這次立法會選舉愈被官方打壓愈討論得熱烈的議題。有學者埋怨這屆選舉的辯論水平大不如前，但更重要的是這次選舉首次將香港現狀的性質與「2047前途」問題，擺了在一直不想面對的選民面前。要解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便先要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香港是什麼？
指鹿為馬的「九七前香港不是殖民地」論
「香港是什麼？」表面上是十分簡單的問題。香港在1997年前是英國殖民地，1997年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不是明明白白嗎？但現實往往比常理複雜。中共在1971年成為聯合國一員之後，於1972年成功爭取將香港和澳門剔除於聯合國殖民地名單之外，否定兩地的殖民地地位，讓港澳居民無法享有根據聯合國《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賦予的自決權利。
1997年3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為什麼說香港不是殖民地〉的文章，指出「英國在香港實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統治，但並不等於香港就是殖民地……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並引用1972年中國致聯合國的信件，聲稱「香港、澳門問題完全是屬於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根本不屬於通常的『殖民地』範疇」。就是說，香港不是殖民地，而是一個「問題」。
1997年前香港實際由倫敦任命、向倫敦負責的英籍總督管治。當時說「香港是中國領土」，只是說說而已。口頭宣示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決定於宣示者的實力。當年西方在越南失利，求助於中共幫忙制衡蘇聯，但中共也求助西方幫助挽救其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所以中共宣示「香港是中國領土」後，並無膽揮軍接管香港，只想減少將來港人自決的可能性。
後來剛完成民主革命的葡萄牙左翼政府在1975年表示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準備將澳門交還中國，北京竟然拒絕。中共因此被蘇聯恥笑為了外匯而縱容西方帝國主義長存。北京界定香港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時，雖然強調是「中國主權範圍內的問題」，但在具體解決香港問題時，還得通過與英國談判並簽署在聯合國登記的《中英聯合聲明》。
一國兩制未解決香港問題？
從中共某些派系的立場來看，「香港問題」並未隨着香港在1997年實施「一國兩制」得到完全解決。作為2014年北京「一國兩制白皮書」主要作者的北京大學法律學院強世功教授，便曾在其著作《中國香港》中表示「一國兩制」只能確保香港在形式上回歸中國，卻無法讓中國享有對港實質主權。按照這派思路，中國現在已有足夠實力跳出「一國兩制」的制約，通過直接的政治介入將中國對港主權從有名無實升級到有名有實。
但在現實上，「一國兩制」並非北京對香港人的恩賜，不是說拿走就可以拿走。中國在現時的發展階段，在經濟上可能比香港人更需要「兩制」。中國經濟要向世界開放，但中共出於自身統治需要和國家經濟安全的考慮，又不敢全面開放，所以在很多範疇，仍需要通過向香港進行可控的開放來向世界開放。中共在世界各地做很多事情，還不方便以真身進行，而需要披上一個「香港」的外殼。
例如中國在烏克蘭物色、購買舊航母用以改裝成今天的遼寧號，以及和尼加拉瓜政府商談開掘運河，都是通過中國大陸商人在香港註冊的公司進行。中國要僱用美國在伊戰期間臭名昭著的僱傭兵集團首領、黑水公司創辦人和前CEO Erik Prince為中國國企在非洲的投資提供保安物流服務，也是通過香港公司進行。中國要推行人民幣國際化，又不敢全面開放金融體系，便要依賴香港的人民幣離岸市場。高幹和富豪要將資產、家人轉移到安全地方，很多先會將之轉移來香港，再以香港身分走向全世界。
中國加入世貿的條件，與香港的世貿成員條件不一樣。例如中國對外資金融機構的活動仍有諸多限制，但中國很多公司和個人又需要外資金融服務，於是香港便成為外資與中國客戶進行金融交易的離岸市場。中國在2001年「入世」後，在2003年與香港簽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中國因此可以不完全開放本國市場，卻能享有香港作為完全對外開放的世貿會員的好處。此外，美國等國對敏感高科技產品出口到中國有嚴格管制，對香港出口則較寬鬆，香港因此成為中國繞過這些出口管制獲取先進技術的重要渠道。
中共比港人更需美國認證的香港自治
中共能通過香港做這麼多事情，一個重要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簽證與商貿均將香港與中國區別開來。而美國將香港、中國區分，則是根據其《美國——香港政策法》下美國國務院對香港自治狀况的定期認證。
北京常常批判美國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預，卻同時從政策法獲得極多便利與好處。北京至今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很可能是以不引起美國強烈反彈、取消港中區別為底線。大家回顧一下當年特區政府擱置23條立法的過程細節，便能明白這應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以往美中關係和諧，美國對香港自治的考核只是例行公事。但近年美中關係惡化，2015年國務院的香港報告更明言斯諾登事件已經損害美港關係，也令美方留意到香港自治的局限。佔領運動、銅鑼灣書店事件、港獨爭議也迫使國際輿論和民選議員及官員對香港現狀更為敏感。美國國會在2014年底，已經啟動了一個被視為是《美國——香港政策法》加強版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的立法程序，並得到民主共和兩黨議員支持。
如未來華府宣布香港已無自治，再不區分香港和中國大陸，其他西方國家恐怕會有樣學樣。中國失去香港這個離岸後門，對中國正在下滑和轉型的經濟和個別官員的財富安全來說，將會是一場災難。
北京的對港政策，是一台受國內外多方因素影響的龐大複雜機器。美國對香港自治的承認是一個重要因素，而美方的取態，則受更大範圍的美中關係和愈來愈被國際關注的香港新一代反對運動影響。北京急於徹底解決香港問題，到頭來令香港問題更複雜和更具不確定性，不得不說十分諷刺。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偉森費特政治經濟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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