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6年8月21日
【明報專訊】富德樓艺鵠日前舉辦了沙特文學哲學第三講——社會總會選擇其敵人。這個標題是沙特在1960年出版的大作《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中的一句句子——「社會有必要選擇它的死者和那些營養不良的人」（La nécessité pour une société de choisir ses morts et ses sous-alimentés）的轉化。五十年代末開始，華人世界掀起了存在主義熱潮。當中很多人以為沙特的存在主義就是高舉個人自由，然後憑藉這股來自「存在先於本質」的自由，人們彷彿可以完全超越宗教、社會規範和歷史條件的限制。這個想法似乎放大了沙特理論中的樂觀精神。事實上，沙特二戰後的哲學著作，與其說歌頌了人類自由的偉大，不如說呈現了人類自由的悲劇。
短缺
在《辯證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中，沙特首先分析了「短缺」（la rareté）這個社會現象。他認為社會總會令人感到短缺，例如職位短缺，新產品不足以應付市場需要，政府資源未能滿足有需要的人等。在此，沙特不是嚴格地沿用經濟學「資源有限欲望無限」的概念，也不是說一切東西都會短缺，他只是想指出短缺是社會歷史的條件。但事實上，所謂短缺，不一定是數量上不足夠，也不是所有東西都是短缺的，短缺更多的是指人類不斷需求更多的心理。這種心理形成一種社會形勢，然後大家覺得必須決定把資源優先分配給某些人，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排斥另外一些人。
由此，短缺令社會成員間形成競爭，爭奪各自需要的東西。過程中，社會某些成員無可避免地對其他成員施行暴力——不論是哪一種暴力。因此「社會有必要選擇它的死者和那些營養不良的人」一句，就是指社會在選擇誰人可以獲得資源這種人類社會必然的內在矛盾。而沙特看過很極端的情况。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目睹中國為了遏止人口膨脹，強硬實施計劃生育，然後把超過限額的嬰兒視為多餘的人（l'excédentaire），或想辦法制止他們誕生於世上，或活生生把他們處死。就如流亡作家馬建在《陰之道》中說：「在黨的眼裏，每一位母親都是生育嫌疑犯，每年的查環查孕就是在預防母親犯罪。」這就是現在、此刻的人，出於短缺的想法，覺得自己有權決定未來誰人可以活在世上，誰人可以獲得世界的資源的例子。
拋棄左派的教條
那麼一度在法國左派知識分子中極為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行動，能否終止因短缺而帶來的社會暴力呢？沙特認為並不能。早在1946年的文章〈唯物主義與革命〉裏，沙特就毫不留情地批評當時業已僵化的馬克思主義和法國共產黨，反對他們主張物質條件決定人類行動和歷史，並認為飽受壓迫的無產階級最終可以推翻資本主義的想法。他質疑，如果物質條件能決定人的行動，那麼個人在歷史中的位置是什麼呢？個人在歷史活動中是否毫無自由可言呢？再進一步，如果共產主義革命可以一蹴而就，帶來烏托邦的世界，那為什麼史大林統治的蘇聯人民，其自由就毫無寸進呢？事實上，在沙特思考這些問題時，蘇聯於1956年派兵鎮壓匈牙利革命，蘇聯社會主義可謂完全撕破了對人類解放的承諾。故此，沙特認為社會成員間的對立其實更為複雜。
於《辯證理性批判》一書中，沙特意欲擺脫法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擺脫所有教條，從存在主義的角度來重新解釋馬克思思想，指出人的自由其實是矛盾的兩面。一方面，從俄國革命的例子來看，它可以幫助人們掙脫皇權的枷鎖，追求社會平等。但另一方面，當政治革命達至某程度的成果後，社會上的壓迫仍持續不斷地出現，因為社會仍在不斷地選擇、轉換它的敵人。而僵化的馬克思主義正看不到人們無止境的競爭和排斥這種狀况，他假想革命能帶來歷史的終結，以為人類自此可以安身於社會主義的國度裏。然而現實中，無產者仍然不斷受到壓迫。因此，沙特主張法國工人不應滿足於個人收入的增加，必須持續地革命，不斷矯正社會仍然存在的壓迫，如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對個人的壓迫。
辯證的經驗
雖然沙特不斷批評當時法國某些左派知識分子對馬克思思想的詮釋，但他曾說過：「馬克思主義是當下不能繞過的視野。」因為誠如馬克思所主張，人類絕不能按理論憑空創造歷史，而是在既定的社會狀况裏再創造的。然而，他認為馬克思過分樂觀，忽略了社會狀况同時會對人的行動帶來反作用，阻礙人們達至原定目標這一點。沙特參考了雷納．格魯塞（René Grousset）的亞洲史研究。後者指出中國人為了應付人口增加的壓力，長期在邊境伐木，擴充耕地面積。這樣雖然增加了農作物收成，養活了龐大的人口，但同時造成泥土侵蝕，河流氾濫日益嚴重，威脅沿岸人口等問題。這個例子說明了人的實踐（praxis）改造了物質自然（耕地和泥土），形成新的社會狀况（經濟和社會穩定），但當人的某些實踐達至一定成果後，他馬上就要面對新的困難（大自然受到破壞）。因此，人類歷史其實並沒有簡單地直線進步，完全擺脫昔日的問題，人類仍然要跟自然搏鬥。這就表明人類經驗是辯證的（dialectique），人的實踐改造物質自然，但不會完全跟自然融為一體，人的籌劃（projet）總是不斷超越物質自然的限制，形成新的形勢。而整個辯證的經驗，就像一個螺旋的圖像。而且，物質自然不是不可改變，或與人無關的物理現象，而是必定帶着人類實踐的痕迹的，沙特稱之為實踐之惰性（practico-inerte）。
沙特認為人類最基本的社會關係正正在具體的實踐之惰性裏展現出來的，而不是由人的意識和溝通形成，人的自由也不會純粹體現於意識之中。換言之，只要人類改變實踐之惰性——帶着人類實踐痕迹的物理自然，就會為人類行動釋放出更多的可能性，形成新的社會形勢，而人們對社會形勢的認識和判斷也會隨之而改變。例如在香港，社會經常有一種論調認為香港地少人多，要純粹改變這種香港人根深柢固的意識相當困難，但是只要我們逐步改變土地規劃的制度，限制大地產商囤積土地，引入更民主的社區規劃，人們運用土地的需求可以直接化成建築、住房、文娛康樂設施等，就會形成更平等的社會關係，那麼人們就不會覺得由政府和大地產商來決定社區面貌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而社區各成員也可以按其專長，木工、電器維修、教育和運動教練等，在規劃裏出謀獻策。當然，就如沙特理論所預見的所樣，隨之而來的不會單是社區民主化，各人的意見分歧和衝突也會形成了新的難題。因為社會成員間，社群與社群間一定存在張力。
社群內在的張力
沙特參考了專研法國大革命歷史的喬治．勒費弗爾（Georges Lefebvre）的作品，看到人類社群的內在矛盾。他描述了三類社群經驗，分別是序列的群體、融合的群體和宣誓而成的社群，每種社群都有特定的中間物（medium）參與其中，從而體現出不同類型的自由。序列的群體是最日常的經驗，例如當人們聚集在巴士站等候車輛，各人帶着不同的目的上車，乘客之間的關係就如數字序列，整體看來只是一個數量。巴士站和巴士表面上只是兩個物件，但實際上它們維繫着所有乘客的關係，假如巴士站改動或巴士誤點時，乘客就會採取若干行動，從而改變了群體的形態。而隨着巴士到站，乘客群體就會消失。另一個例子是看同一份報紙的讀者，報紙維繫着讀者群的聚集，倘若報紙改版了，讀者群的形成就會受影響。沙特認為，社會生活很大部分都是屬於這種序列的群體。
第二種社群經驗是融合的群體，它比序列的群體有更強的內聚力。在這個群體中，人們帶着共同的目標加入群體，成員間的關係不再是數量多寡，而是每個成員的行動對其他人來說都代表着整個群體。1789年7月14日，當巴黎群眾攻佔巴士底監獄時，我們可以想像當時憤怒的群眾聚集在監獄前，一些人帶頭叫喊，然後開始衝擊象徵着皇權的監獄。當群眾看到身邊愈來愈多人不顧一切地攻向守衛時，自然會感到整個群體彷彿都分享着同一個想帶來革命的想法。基於這個假設，加入衝擊的人就會愈來愈多，直至群眾的力量愈聚愈大，衝擊的場面就會由抗議、對峙逐漸演變為攻佔、革命。這種因着同一目的而聚集的社群經驗，經常出現在遊行示威的人群中。它跟在一間商店裏、一個巴士站前排隊的顧客所展現出來的，序列的群體截然不同。在後者，人們行使消費自由，為了的是滿足個人利益。但當人們自決參與融合的群體時，這種自由就是集體地行使的。要維持融合的群體，各成員必須暫時放下個人利益，否則當愈來愈多人退出時，其他人參與其中的決心就會受影響，然後整個群體就會瓦解為序列的群體。因為成員是沒辦法看到運動的全象的，他只能從其他人的行動來感知群體和社會，換言之，所有人都是其他人感知群體和社會的中介物。故此，融合的群體需要人們共同付出。
社群的友愛與恐怖
第三種社群經驗是宣誓而成的社群，它最為罕有，也最令人感到困惑。當一個融合的群體要求成員負擔更多責任時，往往會通過宣誓來表示他對所有成員和整個社群的效忠。宣誓的儀式比誓詞內容更為重要，因為它改變了各成員之間的關係，由融合群體的自願加入和退出，變成要竭力維持整個社群的功能和存在。我們可以想像當一群人成立革命黨，目的在於推翻君主制時，如果黨員可以隨時退出，那麼其他黨員的生命則很容易受到威脅，因為他們的革命計劃可能會被泄露。因此，要保證所有黨員的安全和革命成功，所有黨員都必須宣誓保密革命計劃，退出或不守誓詞，出賣黨友時要受到嚴厲的懲處。這種手段是為了使所有黨員都不會，也不能隨意退出和違反誓詞。誓詞愈能強化社群的內聚力，成員間的關係就愈緊密，以至生死與共，但同時，退出社群就變得愈困難，成員之間的猜疑與監察也就愈加嚴密。於是，社群成員間的友愛和恐怖就會同時出現。宣誓而成的社群體現了人類為了集體的目標而勇於獻身的高尚，不過弔詭的是，這同時要求成員互相限制對方的自由。
這種社群經驗或者可以帶來革命，但它使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不能無視人類的辯證經驗，就是一旦人們對社群的要求愈嚴格，要實現更崇高的目標，從而帶來更大的自由時，它同時意味着自由之喪失，而這就是存在主義揭示的人類自由面對社會自由時的悲劇。
（作者為巴黎索邦學院法國文學及比較文學博士生）
文：Sabrina Yeung
編輯：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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