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 文
到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中共新一届领导层已执政三个年头。习近平作为其最高领导人，几无争议地重塑领导核心地位。习时代的基本施政脉络和特点逐渐展现，并反照出十八大前夕中共在党内外所面临的前所未有危机。
在此过程中，习近平流露出鲜明的政治个性、强势的政治作风，彰显了其作为红二代对延续党的执政地位的自觉性、执着性，由此在中共领导层的集体执政中烙下了强烈的个人印记，树立了最高权威形象。
从习近平的施政情况来看，十八大前其所面对的危机因素主要包括：
1、权力机构多中心，除了元老干政外，在第四代领导集体中，常委中“诸侯林立”也是显见的现象；
2、中央权威及最高领导人权力削弱，权力多中心固然是其主因，但多元化社会发展和中共对党内外凝聚力的下降也是基础性因素；
3、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同时中共宏观调控的能力受到现实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4、党员领导干部腐败蔓延，并成为党内派系生长的润滑剂；
5、中共的核心意识形态动摇，党员政治信念普遍淡化，思想多元化成为主流形态；
6、基层党组织涣散，在社交媒体带动下公民社会迅速成长，党的控制力整体削弱；
7、党的最高权力交接机制仍缺乏刚性约束力，党内开始形成不同政治派别，非组织政治活动（中共语）活跃，党内兴起自由舆论（中共谓之“妄议中央”），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几近公开化；
8、私有化发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客观要求，西方价值观的普及，民众的自由意识、维权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公共舆论日渐活跃，这与中共老派的管制政策形成一对日益尖锐的矛盾；
9、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始终将推广普世价值作为长期的国家核心战略之一，并将其与地缘政治战略相结合，对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的威胁持续性存在。
内忧（党内之忧）外患（中国社会、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世界主流（民主制度成为全球各民族国家主流制度形态，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日渐稀少），中国演进（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升级，思想多元化的扩大），都使中国大陆一党执政、党内领袖遴选的现存政治体制机制面临空前的风险。
中共建政后，毛是创国始祖；邓大力拨乱反正，以改革开放为号召，另起炉灶，开启中国发展新历程，对中共而言，有再造河山之功；江泽民是前两代政治强人后首位入继大统的技术官僚，虽有领导核心之名，但他和胡一样，都是守成之君格局。
胡锦涛前承改革余绪，兼获加入WTO的便宜，得以享受经济繁荣的果实，但由于元老干政，加之其政治根基、个人能力所限，对政治混乱、经济新态、社会矛盾、边境冲突等总体应对乏策，到其执政后期一党执政所激发的各种矛盾实际上已进入临界点，特别是在改革开放驱动下中国社会和公众思想的多元化、普世化对政治体制改革发出了新呼唤，因此，事实上中共的生死存亡受到党内外诸多现实问题的严峻考验。
如何审时度势，全面建设现代政党，如何破旧立新，以新思路、新措施、新功业、新局面重塑和拓实其执政合法性基础，如何防止中国发展脱逸出既有轨道并发生颠覆性变化，是新一代中共领导层特别是实际当家人习近平眼中事关党的存亡、紧迫而富有战略意义的核心任务。
综观习近平的施政，以宏大的政治抱负、绵密的顶层谋划、厉行的执政风格为底色，针对中共的空前复杂危机，注重超越前两任，直接从中共建政后的前二代历史中寻求灵感，展开了一场深刻而浩大的政治复古运动，并选择性地“洋为中用”，与己所设定的“立新”全面衔接、有机结合，试图趋利避害，稳定执政底盘，刷新执政图景，创建“中兴”格局，夯实党的万世基业。
所谓“复古”，主要是对中共建政后毛、邓两代政治的借鉴、融合与发展。由于邓的遗产在当代的延续一目了然，改革和开放仍然是习时代中国政治的鲜明方向，但习时代之所以是习时代，就在于它并非像前两任一样单纯地以邓小平的继承人自居，而是从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具战略位次，对毛时代的政治遗产“古为今用”式的吸收和运用。
这场“复古”运动的最初信号是习近平关于前后两个三十年“两个不能否定”的观点。其实质意涵是，中国无论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核心制度不能丢，共产党执政地位要坚持。
在这个宗旨下，凡是有利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执政地位的东西都要为我所用，凡是不利的东西都要坚决反对、排除。以此为指导思想，邓小平改革后，讳莫如深的毛时代在当下部分复活了。具体例子不胜枚举：重提党领导一切、党组织加强全社会渗透、仿效毛召开文艺座谈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全党和全社会思想、在部队施行军官下基层制度、警告党员干部站稳立场勿要摇摆、开展新的党内整风、全面加强中共中央集权和树立党的最高领导人绝对权威等。
对邓小平时代遗产的吸收利用，集中表现在继续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改革是习时代的主题词之一。习推动改革，广度和力度都有加强。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经济更大范围的开放。但在政治改革领域，则仅限于行政管理体制等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完全剥除了更广泛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它对中国发展是更关键的障碍。
对毛时代的“复古”体现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军事等更多领域。
复苏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加强党中央特别是总书记集权、对威胁大一统体制和话语者的管控，是在政治上对毛时代“复古”的主要形式。
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毛时代最显著特点之一，如今继续发扬光大，党领导一切制度化、机制化，专门制订了《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规定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并推动加强基层党组织全覆盖；在机制上，令人影响深刻的是，恢复了全国人大、国务院等国级领导机构党组向政治局常委会汇报制度。
有鉴于前任权力机构多中心、中央权威和总书记职权削弱，在习时代，中共中央和总书记权力空前强化，新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共建政以来实权最大的，它是通过中央各领导小组（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纪委垂直领导体制、党委领导纪检工作机制并通过反腐败肃清党内“非组织派别”、强化中央人事调配权、中央财权并创新形式全面突出总书记个人宣传等复杂机制实现的。
随着新公民政治参与性愈来愈强，在公共舆论领域出现了大量意见领袖，并产生了参与实际社会运动的行动者，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对其进行“点穴式”打击，力度空前，这无疑也是对毛时代历次政治运动的某种模仿。新近将谣言入刑，是惩治自由言论的法制化措施。国家安全新的立法首次明确提出将政治安全作为根本，也是预应政治突变的重大举措。
在文化上“复古”的主要表现是，提出似乎包罗万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普世价值中的自由、民主、平等等理念也全被引入，但对其含义，中共拥有定义权，比如自由本属于个人权利范畴，但中共却将其界定为社会范畴。这是中共欲在公民社会和思想多元化成为时代新潮背景下进行毛式“统一思想”的新努力。
文化“复古”的另一个表现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72周年后召集和当年相同数量的文艺界人士（72人），召开了新的高规格的文艺座谈会，其藉此加强文艺界特别是互联网的引导和管控意图十分了然。
文化“复古”的具体呈现形式还包括，中共新一代通过扶左抑右，并令左右互搏，但又有所管控，不使一方坐大，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调和并主导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上，鼓励民族主义是其新的发展特征之一。
在社会领域的“复古”，前已有所述，这里仅指出的是，借鉴苏联经验，批判政治骑墙，勇做“好男儿”，对于一切损害稳定和党的统一领导的社会现象，都及时坚决打压，为此不惜动用强力机构，以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在法制上的主要罪名有“寻衅滋事罪”、“扰乱社会秩序罪”等。在加强社会组织管理的名义下，具国内外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得到严格管控，政治性的组织除非党的附庸，否则就没有存活可能性。
在外交领域，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的情况下，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亲美路线”，回归毛时代反帝“传统”，亲俄联欧抗美，引发中美以亚太为中心展开“次冷战”。大陆希冀美国承认以确保中国道路和中国主权为中心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由于美国的态度消极，基本以失败而告终，两国在亚太逐渐围绕外交、政治、安全、经济、军事等形成全方位的对抗格局，但彼此都惜用武力，或者都会竭力避免两国直接的武力对抗。近期美舰进入中国南海相关人工岛礁附属海域所引起的反应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军事上重新采用毛式治军和练军方法，将思想建设和军队战斗力建设摆到重要位置，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里不再赘述。
习时代总的路子是，在不危及政权和党对政权的掌控的前提下，比邓更邓，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但在同样目标下，学毛用毛也成为战略性的选择，中国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军事等各领域全面“复古”。旨在以固本强体为目标，提升党的生命力、控制力和行动力的“复古”运动，是中共在看到自身危机后所发动的“保卫政权之战”，所以尽管事无巨细提出了诸多改革举措，但真正具历史性内涵的“新”思路、目标和措施其实是很少的。相反，它们经常回避中国正出现的各种真正的问题，倒是对防范出现颠覆性危险卖力甚多。这就注定了习时代的重大局限性和矛盾性。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今年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共统治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指出中共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且走得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远。尽管此文立论甚详，但鉴于历史经验——即令苏联崩溃也极少有人提前准确预测，且历史演进深具神秘元素，因此很难断言一个政权何时会走向衰亡。然历史仍有其规律可循，为悠久的历史所反复验证。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朝代为了狭隘的本朝私利，以维系既得利益者的统治地位为主要目标而能成功达成的。习时代的各种措施，很像是对苏联晚近历史的矫枉过正，更是对历史自然流向的无谓扭曲。中共也许应该意识到，激进的保守和激进的改革一样，都是很危险的道路。
（本文刊于11月23日新加坡《联合早报》，鉴于篇幅，在发表时略作删节。此处是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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