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族群与宗教冲突的政治经济学：三个国家的故事(下)
二、肯尼亚：民主的作用
在前文中我引用了卢旺达屠杀的研究说明，面对族群冲突，利维坦恶果并不小于无政府的混乱。幸运的是，我们无需从这二者中选择。民主是否对解决族群纠纷有所助益？不同族群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与经济地位，以及不同的地理位置，这些因素使他们对政策有不同的偏好。如果政策长期偏袒一方，这既背离了人类的道义直觉从而滋生摩擦，也增加了暴力和冲突对受害方的收益。假如民主制度能够不偏不倚地对待这些偏好差异，那它很可能是族群冲突的解决之道。但民主能做到这一点吗？
Burgess, Jedwab, Miguel & Morjaria (2013) 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文章用肯尼亚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考察了这个问题。肯尼亚独立后经历了在民主和威权间的反复更迭，无论民主时期和威权时期，先后都有Kikuyu和Kalenjin两大族群的总统执政。Kikuyu和Kalenjin分别聚居在不同的地理区域。文章观察了该国中央化的修路建设，发现威权时期总统族群聚居的地方修建的道路明显多于其他区域，而在民主时期这种偏袒并不存在。理论建模表明，民主通过对领导人的权力的制衡降低了他们实施偏袒政策的能力，从而均等化了公共物品的提供。这既促进了公平，又降低了偏袒某一族群带来无效率。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非洲在民主时期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其威权时期。我们不妨猜想，经济政策之外，在社会、文化领域，民主也能带来相对公平的决策。
三、土耳其：在宗教社会与世俗精英之间
接下来，我们谈谈如何看待政治在宗教问题中的位置。伊斯兰教当代麻烦不断，不仅是小部分教徒屡屡打着宗教的旗号犯下恐怖主义罪行，伊斯兰教国家女人的权利和经济地位也常常受到剥夺和限制。在一些人的想象中，独立于社会文化的，自主的世俗政治强人才是伊斯兰世界的救世主。
Meyersson(2014)挑战了这种观念。该文研究了土耳其90年代的市长选举，试图估测伊斯兰教政党的市长对女性受教育水平的影响。但如果只观察无条件的相关性，我们就不能很好地识别因果关系，因为宗教保守势力根深蒂固的地方更容选出伊斯兰教市长，我们无法区分是社会势力还是伊斯兰市长影响了女性的受教育机会。采用“断点回归设计”的方法，Meyersson博士聚焦于那些选情激烈，伊斯兰政党候选人险胜或“险负”的城市——几票之差决定的输赢，大概怎么不反映宗教保守势力的强弱。（为了统计结果的稳健性，文章按照惯例加入了一个得票差距的多项式控制。）他发现，一旦采用了这种严谨的因果识别策略，伊斯兰市长显著地提高了女性接受并完成高中教育的比例——这和粗糙地观察相关性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Meyersson的研究结果让所有人难以置信，以至于这篇文章一度难以发表。但是他的统计方法和理论解释经过了时间检验，这篇文章最终发表于经济学顶级期刊Econometrica上。
但是如何解释这惊人的发现呢？土耳其的精英主义政府不顾伊斯兰教在该国的根深蒂固，把世俗化写入宪法，直到90年代伊斯兰教政党Refah才在地方选举中遍地开花。Meyersson认为这些平民主义伊斯兰市长当选后常常忽略中央政府强加的各种世俗规则，如女生不得戴头巾上学等规定，这使长期被政治精英忽略的传统伊斯兰教家庭更支持女儿去受教育。同样重要的是，伊斯兰教政党与当地宗教组织关系更好，而后者是土耳其地方教育资金的重要赞助者。Meyersson(2014)用数据验证了，伊斯兰政党执政下确实存在更多非政府投资的教育建设。
土耳其的经验表明，对于伊斯兰社会的治理，正确的态度不是居高临下地强加一个世俗的政权，造成政治与社会的脱节。相反，要认识到伊斯兰教在这些社会中深刻的根基，并认可穆斯林的政治权利，让他们在对民主政治的参与中发现良政的意义以及宗教信仰在政治生活中的正确作用。基督教在其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也不曾经历强加的世俗化，而是其自身的能量让它向更促进教育和知识积累的方向发展(Becker & Woessmann 2009)。Meyersson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一旦伊斯兰教市民社会被允许踏入公共治理的领域，他们比世俗精英主义更好地促进了妇女受教育权，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一直被认为先天不足。或许，宗教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解决之道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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